一把把笔记本夺过去藏在身后，娇羞地说，人家的日记啊，不许偷看。她脸蛋红红的，像受了委屈而嗔怪的小姑娘，让人心生爱怜。
我又指着那些拖鞋问，干吗织这么多拖鞋？
她说，一家商店要的，织好一双会给我5元钱。我织快的话，一天会收入10元。
我们正说着话，同房间里的那两名女人回来了，她们皮肤黧黑满脸愁苦，生活的重担已经过早地压弯了她们的腰身。她们将背上的蛇皮袋丁零当啷地放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用手抹去额头的汗水。
原来，京榕和两名拾荒女居住在一起。
我告辞出来，京榕一直把我送上街道，突然问道，你有女朋友吗？
我说，没有。我一无所有，谁会喜欢啊。
京榕说，阿青很好的一个女孩子，你可以和她谈呀。
我笑笑。
那时候，我心中只有媚娘，只爱着媚娘。阿青是媚娘的小妹妹，也是我的小妹妹。
我不忍心再看到京榕无奈地坐在宾馆旅社里，我也不想再看到她蹲在地上面前摆放着少得可怜的小商品等着路人来购买，还要提防城管突如其来的检查，事实上就是没有任何干扰地做这种生意，她一天也赚不到几个钱，也许都不够吃饭和房租。我要为她找工作。
三十六 我觉得自己为这个报社出了很大的力，报社几乎每篇引起轰动的稿件都是出自我的手，我要去找老总，让她安排京榕在发行部工作，每天凌晨把报纸分发到订户的报箱里，这个简单的工作京榕完全可以胜任。
报社老总的办公室在最顶层，除非开全体人员大会，否则就见不到他，我来后只见过他两次，一次是我刚刚到福州时，他在一家火锅店里请我吃饭，那时候天气已经很热了，可他还是西装革履，领带一丝不苟。还有一次是在报社的年终表彰会上，他把年终奖发到我手中时，和我握手，他的手绵厚无力。他隐居在高高的楼顶，我们不知道他平时都干什么，我心中对他一直很尊敬。
我走进电梯，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直抵顶层。一个长相异常漂亮但又没有任何特点面无表情的女子将我带进了办公室，据说，那是他的秘书。
他坐在一张宽大的老板桌后，臃肿的身体深深地陷进皮沙发中，听完了我的请求，然后抬起一张潮红丰满的脸说，你去找一下邵主任。
我抱着一线希望，向邵主任介绍了京榕的情况，可是被一口拒绝了。
那些天里，我一边拼命地干着工作，一边心中充满了怨气。不采访不写稿，月底就没有工资，没有工资，我就无法在这座城市生存。我干得很不痛快，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头被套进车辕中的老牛，尽管极不情愿拉车，可是为了少挨皮鞭，为了夜晚的草料，我还得一步步地向前走。
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我那些日子里经常去网吧。
夜晚的网吧是另外一个我所不了解的世界，几十台电脑前都坐满了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每个人都忙忙碌碌，都陶醉在自己虚拟的世界中，都在一厢情愿地编织着梦想。网吧里通宵达旦空气污浊，网吧里鱼龙混杂危机四伏，逃学的中学生，无所事事的失业者，亡命天涯的凶犯，下班后无聊的小姐……都来到了这里，不论你是什么背景，不论你有什么经历，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都可以坐在电脑前掩藏动机构筑阴谋。网吧里是寂静的，但寂静的背后是涌动的情绪和喧嚣的欲望。
那些日子里，我经常在聊天室里见到王靖，白领丽人王靖下班后百无聊赖就坐在家中的电脑前，和那些口蜜腹剑的男人编织着浪漫的爱情，直到有一天，她在网上认识的一个男人彻底破坏了她平静而寂寞的生活，带给她永远也无法抚平的伤痛，她才追悔莫及。
有一次，在网吧里，我的身边坐着三个小混混，他们头发染成黄色，梳着奇形怪状的发型。他们公用一台电脑。
一个长脸的小混混边敲击着键盘边说，正在和他聊天的是一个富商的女儿，他已经和她上床了，那个小姑娘对他爱得死去活来，他哄骗她说自己是做大生意的，她相信了。
黑脸的小混混说，从她那里可以搞点钱。
长脸说，当然要搞钱，不然怎么会花费这么大精力。他说自己做生意需要3万元，她已经答应第二天给他送来，钱一拿到手就闪。
另一个脸上长着黑痣的小混混羡慕地说，他和几十个女人上床了，但是没有搞到多少钱，很失意。
黑脸又说，他基本都是和少妇聊天，然后上床，再以要告诉她们老公相威胁，少妇就会乖乖地交出钱来。
看着他们说得眉飞色舞，我突然感到极度的恶心。身边的这三个渣滓，目不识丁，又极度邪恶，原来他们的所有生活来源都是依靠网络行骗。那些无知的少女少妇，怎么会知道，她们心中的白马王子梦中情人原来就是这样龌龊这样肮脏的街头小瘪三。
后来，他们关上电脑走出了网吧，我不知道那个富商的女儿第二天怎么样了。直到今天我还在想着，她是否平安。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看网上电影，突然接到阿青的电话。她说，京榕被摩托车撞伤，现在在医院里。
我急忙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今天晚上，京榕摆地摊，被城管发现，她在奔逃时，一不小心就撞上了摩托车。
我急急奔赴医院，一路上想着可怜的京榕，眼泪几乎要掉下来。
那辆摩托车当场就逃走了。京榕一个人倒在夜晚宽阔清冷的大街上，裤子被撕破了，鲜血从撕破的缺口一股一股地涌下来，滴落在地面上。各种各样的塑料玩具散落一地。
人们纷纷围上去，骑着自行车路过的，街边散步的，都怀着激动和好奇围了上去，但是没有人伸手援助。他们在讨论着，交谈着，分析着，外圈的人急切地向内圈的人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内圈的人绘声绘色地描述他刚才看到的场景，脸上一副被人关注被人仰望的成就感。京榕用手捂住伤口，想制止住不断流淌的鲜血，可是血液从她的手指缝里顽强地钻出来，像蚯蚓一样顺着手指蜿蜒直下。
当时的那种情景是后来阿青告诉我的，阿青说那天晚上她和同学在五一广场排练节目，他们准备参加百年校庆，突然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说，她的一个叫做京榕的朋友被车子撞了，腿部受伤，倒在大街上。阿青急急忙忙和她的那些同学来到了出事地点。当时她看到京榕徒劳无益地用手掌覆盖着伤口，她一下子想起了上美术课时老师讲解的一幅油画。一个为人做佣人的小姑娘不小心打碎了一个昂贵的瓷瓶，她担心会遭到主人的惩罚，就想把那些碎片接合在一起，可是于事无补，小姑娘急得哭了起来。阿青说那幅画的名字已经忘记了，但那幅画的内容曾经深深地击中了她，所以她一直记得。
京榕说，是当时旁边围观的一个热心人帮忙打通了阿青的电话。阿青是京榕在福州认识的唯一一个亲近的人。
三十七 阿青和同学们把京榕送到了医院，看着满腿是血的京榕，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又打通了我的电话。
我来到医院时，京榕的腿已经被包扎好了，拍片也显示骨头没有受伤，但是还要住院一个夜晚，观察病情，看看肝脏等内部器官是否受伤。谢天谢地，我擦着额头上的汗水，默默地在心中喊着。阿青和同学们要赶回校园，他们第二天还要上课。我便一个人留在病房里陪京榕。
然而京榕一定要出院，她爬下病床，一瘸一拐地走向房门，我拦住她，可是她态度很坚决地要回去。我生气了，她才说，她身上只有5元钱。
我说，我有钱，我已经交了费。
京榕流着眼泪说，我欠你的情什么时候才能还你啊。
我说，不要你还，只要你身体健康，我就会幸福的。
京榕说，我会好好珍惜自己，让你放心的。
那天晚上，我们又通宵未眠。
京榕又一次向我谈起了她的老公。她说她的老公和我一样，都是少有的好男人。她小学毕业的老公没有文化，他的父母也都是文盲，所以他们对考上中专的她备加呵护。他们很放心地把全家的财务大权交给了她，这在农村中实在太少见了。但是她不想让同村的人在她的背后指指点点，她没有接受，反而把自己赚的钱都交到父母手中。
他们全家人从来没有呵斥过她，甚至在她的面前都没有高声说话过，她对待他们像亲生父母，他们对待她也像亲生女儿。每次她回家，他们都会拿出亲戚送来的舍不得吃的糕点让她品尝。她不吃，他们还很生气，她只能含着眼泪吃下去。
京榕说她和老公结婚半年后，老公就去了以色列。那段时间她想赶快怀孕，了却每一个公公婆婆都会有的心愿。但是她的肚子不争气，总是瘪瘪的。她觉得很对不起他们。然而，如果怀孕了，她独自一个人又怎么能养活孩子。所以她那时候很矛盾。
京榕说，在国外打工，并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会赚很多很多的钱，有技术有特长的还可以，没有技术没有特长的就只能碰运气了。有工作干就有收入，没有工作就只能坐吃山空。国外不是天堂。
京榕说，她曾经说了好多次，让老公回来，两个人厮守着一起过日子。可是老公不愿意回来。他知道20万元依靠他们在国内打工，一辈子也无法偿还。他想在异国他乡碰碰运气，他还抱着发财的梦想。
天亮后，京榕又做了种种化验。中午时分，医生检查后说，没有内伤，可以出院了。
我扶着她，她蹒跚地走出医院大门。阳光照耀在她的脸上，她脸颊塌陷，塌陷出两道暗影。我拦了一辆出租车，护着她小心地钻进去。
我只想好好地生活，不招惹任何人，为什么他们不让我好好生活。坐在出租车里，京榕说。
这个社会有太多的不合理，我们无能为力。我安慰她说。
京榕长长地叹息了一声，然后说，我现在没有任何要求了，只希望自己能够活着，活着等待老公回来。
京榕在她的出租民房里呆了一个星期，才能够自如行走。
每次我去看望京榕时，都能够看到房东老太太，一个很慈祥很忧郁的老太太，脸上布满了橘子皮一样密密层层的皱纹。她一共只有三间房屋，自己居住一间，而把另外两间出租。她所有的生活来源就是这每月数百元的房租。老太太生活很清贫。
福州人把老太太叫做老依姆，而把老头子叫做老依伯。都是很尊敬的称呼，所以后来我和京榕也叫她老依姆。
老依姆对京榕关怀备至，每天做好饭菜送到京榕的房间里。当听说京榕的老公出国打工时，她一连声地说，造孽啊，造孽啊。
老依姆没有孩子，她养着一头猫，那头整天懒洋洋地打着瞌睡的猫和她相依为命，她们都同样的苍老，同样的疲惫，同样地坐等生命终结。
老依姆每天难得说几句话，没有事情的时候，她总是坐在门前的青石台阶上，像泥塑一样一动不动，阳光照在她落光了头发像陶罐一样的头顶上，她眯缝着眼睛，嘴角挂着一滴涎水，不知道她是睡着了还是在想自己的心思。
后来，京榕告诉我，老依姆的婚姻充满了不幸。她结婚不久，丈夫被抓去当壮丁，那时候国共两党激战正酣，后来国民党去了台湾。当初丈夫说他很快就回来的，可是她等了十年，还是没有丈夫的消息，不知道他是战死了，还是跟着逃到了台湾。十年后的她也才二十多岁，那时候的人结婚早。有人向她提亲，她觉得没有希望等到丈夫归来，就另嫁了。那时正是官方所说的20年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第二个丈夫熬不过来，就铤而走险私渡去了台湾。至今没有下落。不知道他是被海水淹死了，还是在海峡那边重新组织了家庭。那些年里，就算这两个丈夫都活在台湾，就算他们一直惦记着福州的这个家，他们也没有办法回来，海峡成为了无法逾越的屏障。几十年来，老依姆就这样一个人过着。没有了希望，没有了企盼，只是在等着生命终结的那一天。
三十八 在福州，有着太多太多和这个老依姆境遇一样的老人。她们是老一代的留守女人。
那些日子里，我经常独自行走在福州狭窄逼仄的小巷里，小巷的两边是非常古老异常破败的木板房，房间阴暗而潮湿，家具简陋，里面生活着一个个头发花白腰身佝偻的老依姆，她们难得走出房屋一步，她们像甲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