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替巴尔扎克成为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提琴手。他就是福楼拜，他的名作是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他继承了十九世纪前期的现实主义传统，又为十九世纪后期的作家所师承，在文学思潮的嬗变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1。两种题材、两类风格的创作
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出生于法国里昂的一个名医世家，从小在医院和乡间庄园这两个有天壤之别的环境中生活，经常在解剖室玩耍，看当院长的父亲操刀作外科手术，又经常在乡村、自然的怀抱里嬉游，因而养成一种既阴郁深沉又敏感狂放的性格。他父亲在医学研究中贯彻的实证主义原则，尤其对他有深刻的影响。这些，后来都表现到了他的文学创作中。
他生前正式发表的作品虽然只有几部，但写作的东西不少。七八岁时就自编喜剧与小伙伴演出。青少年时代写过40多个题目的作品有哲学故事、志怪小说、历史研究、名人传记等。从留下来的篇名如《可嗅出的芬芳》、《佛罗伦萨的瘟疫》、《疯狂与无能》、《地狱之梦》、《死者的舞蹈》等可以看出，福楼拜受当时法国文坛上“狂乱派”的影响很深，不是写魔怪操纵生灵，就是写变态心理主宰人物。他自己并不满意这些作品，几乎全部压在抽屉里。但无疑它们也起了磨练文笔与技巧的作用。他的小说 《十一月》（1842）是他青年时代创作结束的标志，写一个青年人追求爱情与幸福，等待他的却是妓女与死亡，其中有着他自己生活的影子。
福楼拜生前发表的五部作品依次为：长篇小说 《包法利夫人》（1856）、《萨朗波》（1862）、《情感教育》（1869）、《圣安东的诱惑》 （1874）和中短篇小说集《三故事》（1877）。这些作品恰好分属对比鲜明的两类。一类是取材与当代生活的，批判性很强的现实主义小说；另一类是取材于历史和宗教的，带有浪漫主义特点和冥想色彩的作品。代表他成就的是前一类： 《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和《三故事》中的《淳朴的心》。后一类中的《萨朗波》也很突出。在福楼拜的创作生涯中，两类作品刚好是有规律地交错转换问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每发表一部批判性的现实主义作品，就招致批评和攻击，于是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写历史、宗教中的浪漫性题材。
《情感教育》是福楼拜创作中仅次于《包法利夫人》的重要小说。它通过思想平庸、性格软弱的青年莫罗日益消沉堕落的生活道路，反映了四十年代金融资产阶级当政的法国社会现实。莫罗是一个“集一切弱点于一身”的资产阶级浪子的典型。在事业上一事无成，在爱情上也屡屡失败，挥霍了一笔可观的家产，晚景过得十分凄凉。这部小说的政治批判色彩和现实针对性很强，主要情节和人物命运几乎都围绕四十年代法国的重大历史事件而展开，连时间地点也非常确切；福楼拜的文学导师乔治·桑评论说，它“证明了，这种社会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必须彻底改变它”。
《淳朴的心》在福楼拜的创作中很特别，有感伤色彩和乔治·桑式的田园风格。写一个女佣人全福平凡而感人的一生。全福是个泥瓦匠的女儿，18岁时因为失恋出走当女仆，痛苦在她身上升华为博爱。她对主人家有深挚的感情，曾拼死从犍牛的犄角下救出主人的孩子。孩子长大离家，她便把感情转移到一个冒名认亲的侄儿身上，“侄儿”不幸在美洲丧生，她又将感情寄托于一只鹦鹉。后来鹦鹉也死了，她珍藏了它的标本。晚年她把全部感情献给了宗教。小说塑造了一个朴实感人的劳动妇女形象，这在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中是很少见的。小说的自然风光也很动人，生活气息非常浓郁，因而富有艺术魅力。
《萨朗波》是福楼拜浪漫主义的历史、宗教题材小说的代表。史实取自公元前三世纪古迦太基统治者对人民起义的镇压，情节围绕女主人公萨朗波和起义领袖马托的爱情悲剧而展开。萨朗波是迦太基统帅的女儿，抗拒父亲对自己婚事的安排，爱上了英勇善战、胆略超人的起义领袖马托。但她又忠于迦太基国家的正统，潜入义军营中盗走了能使义军取胜的圣衣。因义军被镇压，马托被逮捕。在处死马托的刑场上，萨朗波也倒地身亡。以男女主人公的传奇式爱情为线索，小说也在深入研究古迦太基历史的基础上，相当真实地再现了富有社会意义的古代历史场面。在十九世纪法国为数不少的历史小说中，《萨朗波》是一部难得的杰作。
2。平淡无奇而震聋发聩的悲剧—— 《包法利夫人》
《包法利夫人》是巴尔扎克之后的法国文坛上第一部产生轰动的重要长篇小说。小说原型是福楼拜父亲一个学生的家庭悲剧。在朋友建议下，福楼拜于1852年开始创作，写得非常艰苦，历时5年，到1856年才在《巴黎评论》上发表。
这部小说以“外省风俗”为副标题，以刚刚过去的七月王朝为背景，描写了小资产阶级女子爱玛悲剧的一生，具有巨大的批判揭露意义。爱玛是富裕农民的女儿，在修道院度过青少年时代，读过很多浪漫小说，对生活充满了幻想。成年后，父亲把她嫁给了庸碌无为的乡村医生包法利，她幻想破灭，非常失望。一个偶然的机会她遇上地主罗道尔弗，受不住引诱，成了罗道尔弗的情妇。爱玛希望罗道尔弗带她私奔，罗道尔弗却不辞而别抛弃了她。爱玛很痛苦。不久，她又偶然与三年前结识的见习生赖昂重逢，两人很快沉缅到了爱欲与享乐之中。为实现“巴黎式爱情”的梦幻，爱玛债台高筑。后来赖昂又对她生厌。在债主逼迫和追求幻灭的情况下，爱玛吞砒霜自杀。
爱玛是一个堕落的弱女子。福楼拜对她既有谴责也有同情，他借这个人物对现实社会进行了批判。他把爱玛的堕落归因于不健康的宗教生活和文化生活、单调沉闷的外省环境和邪恶腐化的社会习俗。他认为不道德的不是爱玛，而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爱玛的堕落是社会造成的，爱玛的死更是社会逼迫出来的。她本来是寻求“幸福”，却被引诱，成了别人的玩物；她借债度日，经济拮据，高利贷者却从中发财；为免身败名裂，她去求助律师，律师却想趁火打劫。她是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受摧残妇女的一个代表。小说结尾写道，爱玛自杀后反被指责为堕落的女人，而对她的悲剧应负责任的“社会精英”却左右逢源，志得意满，步步高深。这个对比中，饱含着作者对社会的控诉。
《包法利夫人》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揭露激怒了第二帝国政府当局，福楼拜被控以败坏道德、有伤风化、诽谤宗教的罪名而受到法庭传讯。
公诉状要求对“污蔑法兰西”的“主犯福楼拜”从严惩办。愤慨之下，福楼拜转向历史题材的创作，于是有了前述的 《萨朗波》。
3。福楼拜的艺术特点和影响、意义
在世界文学史上，福楼拜以精雕细刻的艺术大师而著称。他的精益求精常常达到自我折磨的程度。在写《包法利夫人》时，他经常跟亲友谈到创作的艰辛：“转折的地方，只有八行，却花了我八天时间。”“已经一个月了，我在寻找那最恰当的四五句话。”“我做了四个钟头，却没有做出一个句子来。”“今天整天就没有写成一行，却抹掉了一百行。这种工作真难。艺术！艺术！你究竟是什么恶魔，要吸吮我的血呢？”
他的作品，都是这样呕心沥血的产物。这使他的创作过程和艺术表现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
他非常注重客观性和真实性。为了写好 《淳朴的心》，他特地重游儿时生活过的乡村主教桥和翁花镇，描写那只鹦鹉时，他象画家写生一样，在面前摆上一只标本。写 《萨朗波》时，他除了翻阅大量的历史记载，还特地到吉迦太基国的遗址进行考察。为了写后来没来得及完成的长篇小说《布瓦尔和佩居榭》，他读了1500多部书，记了上千万字的笔记。这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确保了他的作品具有立足于客观与真实之上的艺术价值。
他是个语言巨匠。这是他最大的特点。他认为“表达愈是接近思想，用词就愈是贴切，就愈是美”，“没有美好的形式，就没有美好的思想”。基于这种美学观念，他提出了著名的“一语说”：“我们无论描写什么事物，要说明它，只有一个名词；要赋予他运动，只有一个动词；要区别它的性质，只有一个形容词。我们必须不断地寻找，直到获得这个名词，这个动词，这个形容词为止。不能满足于 ‘差不多’，不能逃避困难，用类似的词句敷衍了事。”这使他的语言达到了准确性、生动性、形象性、精练性的高度统一，是法国文学史上典范性意义最强的文学语言。
他提出并实践了“同一说”。他在创作中极具投入，常常与自己描写的对象融为一体，如醉如痴，不分彼此。他创作就好比独角演员演一台戏，不停地变换角色。他对人说过：“例如今天，我同时是男人和女人，爱人和被爱的人。在秋日下午树林的黄叶下骑马闲逛，我是马，是树叶和风，是絮语和紫红的太阳，而因为阳光，我的被爱情压倒的眼睛闭上了。”写《包法利夫人》写到爱玛服毒时，他觉得自己的嘴里也充满砒霜的苦味，一连几天消化不良。由于他在创作中几乎达到了主体与客体完全合二而一的境地，他的作品中看不到作者的影子，仿佛作者用极为冷静的态度去描写。然而这种冷静，犹如火山爆发后凝固的岩浆，是极为炽热之后的冷却。
福楼拜对十九世纪后期的法国文学影响很大。他是对斯丹达尔、巴尔扎克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大师，但现实主义发展到他那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比如，他认为文学可以细致地描写丑恶事物；容许不加选择地将生活搬进作品；过份强调形式的作用，甚至认为艺术的唯一任务就是创造美的形式。这样的艺术观点和创作实践已显露出了十九世纪后期盛行起来的自然主义和唯美主义的端倪。因此，福楼拜是一位在法国十九世纪前、后期文艺思潮的更迭中起了过渡作用的现实主义大师。1980年，法国《文学报》在纪念他逝世一百周年的专辑上说：“福楼拜把一种崭新的思维方法应用于文学，从而成为现代小说的始祖。”福楼拜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和意义，于此可见一斑。
五、十九世纪后期现实主义文学名家
文学大师的身后总有一批追随者，总有一个倾向接近的作家“群落”。沿着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福楼拜开辟的道路，十九世纪后期的法国还涌现出一批现实主义名家，他们分成三种情况。其一，文艺观上倡导自然主义的，以左拉、龚古尔兄弟为代表，对他们，将另辟一章；其二，时代上跨世纪的，加法朗士、罗曼·罗兰，这类作家将在二十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一章中介绍；其三，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倾向，创作活动又在十九世纪的，这一类是本章应容括的，他们中比较重要的是小仲马、莫泊桑和都德。
1。小仲马 （1824——1895）
小仲马是十九世纪后期比较著名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他是大仲马的私生子。多年后大仲马才认其为子，但仍拒不认其母为妻。自己的身世使小仲马痛感法国社会道德堕落，造成许多像他们母子这样的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这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决心用文学改造社会道德，认为“任何文学，如果不把完善道德、理想和有益作为目的，都是病态的文学”。于是道德问题便成了贯穿他文学创作的中心主题。
小仲马的创作始于小说，但数量更多、影响更大的是戏剧。他是法国戏剧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演变时期的优秀代表，是十九世纪后期法国剧坛上的重要戏剧家。作为现实主义戏剧的先驱者，其剧作大都以妇女、婚姻、家庭问题为题材，富有生活气息，情感真切自然，结构比较严谨，语言通俗流畅，对于变革剧坛上流行的传奇、浪漫风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成功地剧作有《半上流社会》（1855）、《金钱问题》（1857）、《私生子》（1858）、《放荡的父亲》（1859）和最负盛名的《茶花女》等。它们的题材或主旨大都与小仲马的身世、感受有某种程度的关系。
《茶花女》（1848）先是以小说的形式问世，它使小仲马一举成名，随即又改编为戏剧上演，获得更大成功，小仲马从此便主要创作戏剧。
《茶花女》中的女主角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