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进士还得经吏部考试合格，才能得到一官半职。第二年，韩愈就满怀希望地应试吏部的“博学宏词”科，但连续三年应试，但均告失败。此时韩愈已28岁，到京求位已历十年，犹未得一官，他心中极为焦灼，深感命运的作弄。他就像一匹栏中的骏马，渴望驰骋，但得不到机会，加上长安开销很大，此时他已囊中羞涩，于是只得以文章作为见面礼，奔走于权贵之门，希望有一位伯乐能够欣赏他的才华，对他加以提拔。
这年正月，他曾三次上书宰相，以优美的笔调，表白自己的抱负和才华，以及穷愁潦倒之态。韩愈的恳求并没有引起当权者的重视，他的上书如石沉大海，无声无息。韩愈求仕不得，只好离开京城，怀着不得志的心情东归故里。他经潼关，游凤翔，又上书京西节 度使邢君牙。他企图以此说服权臣起用自己，但权势者无动于心，韩愈极度苦闷。他把穷困归因于命运的安排，只好按捺住自己要求出仕的迫切心情，等待机会，相信“善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
第二节 道家的复兴与儒学的官学化（2）
机会终于来了。第二年，因汴州发生叛乱，宰相董晋兼汴州刺史、宣武军节 度使。韩愈被辟署试校书郎，随董晋由洛阳到了对州。这是他第一次做官。”他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一官半职，应该说已如愿以偿，以后就只等平步青云了。一年以后，他又以疾辞。贞元十五年二月，董晋去世。不久，汴州发生兵变，韩愈携家出城，辗转依于武宁节 度使张建封，被辟为推官。韩愈刚过而立之年，入仕日浅，年轻气盛，对官场缺乏深入的了解，不谙人情世故，对上司往往出言直率，无所畏忌。贞元十八年，调授四门博士，做了学官。此时的韩愈，已经成了文坛领袖、名动海内。第二年，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这年他36岁。此时，他与文坛的另两位领袖柳宗元、刘禹锡结成了好友。
此后，韩愈便上书宰辅，以求闻达，却不料因《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奏得罪“专政者”，贬为连州阳山令。十年谋官，两月即贬。当“永贞革新”的期间，韩愈正在贬所。永贞元年（805）八月，宪宗即位，韩愈遇赦，移官江陵，为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奉诏回长安，充国子博士。因避谤毁，求为分司东都，移官洛阳。元和四年，韩愈改任都官员外郎，五年为河南县令，六年任尚书职方员外郎，七年韩愈因管闲事受连累，降官国子博士。他自视颇高，却又屡遭贬黜，情绪非常低落，心中很不是滋味，于是写下《进学解》一文，试图解答仕途穷通与学业精粗之间的关系，反思自己为什么动辄得咎。谁知他的这篇牢骚满腹的文章，却得到了执政者的赏识，认为他有史才，改官郎中、史馆修撰。
不久他就经受了政治上最大的一次起落，这是因“佛骨事件”引起的。在唐代，佛教极为流行。元和年间，宪宗大力支持，佛教继续泛滥。唐代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当宪宗迎接佛骨之时，他又上书直谏，向皇帝提出停止迎接法门寺佛骨到长安供奉的建议，上《论佛骨表》一疏，引起宪宗震怒，被令处死。幸得宰相裴度等讲情，改贬为潮州刺史。一封朝奏，夕贬潮州。一到贬所，他立即上表请罪，长庆元年（821）又返长安做官。韩愈以戴罪之身，在潮州七个多月，把中原先进文化带到岭南，办教育，驱鳄鱼，为民众做了许多好事，被潮人奉为神。潮人还将笔架山改称韩山，山下的鳄溪改称韩江。韩愈后移袁州，不久回朝，又做过国子祭酒、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
韩愈二十年间，两次贬官，都由极谏，说明其人确有正直的品质。韩愈这几年的贬官生涯，对于思想文章都有裨益。但贬官不久而又升官，则是他的不幸。如果长期被贬，成就可能更高。晚岁定居长安，没有写出更好的文章。
长庆四年，韩愈去世，终年57岁。韩愈坎坷的生命历程并不长，但他不怨天尤人，对生死有着清醒、达观的认识，体现了儒家的理性主义精神。他临死时很平静，回顾自己的一生，欣慰地说，以我的伯兄韩会那样高的德行，又懂得养生，也只活了43岁，而我天资不高，却官至侍郎，享年比伯兄还高出15岁，如果还不满足，要怎么才满足？并且我能在家里寿终正寝，又没有失去为人臣、为人子的大节 ，在九泉下面对先人也可以无愧了。他还告诉家人，丧葬要按儒家传统礼数举行，“俗习夷狄、画写浮屠、日以七数之，及拘阴阳所谓吉凶，一无污我”。由此事可见他对儒家传统的维护，对佛教的排拒，至死不渝。
韩愈的思想
韩愈在政治上力主加强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反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的骈偶文风，大力提倡古文，和柳宗元共同领导了中唐古文运动。
韩愈最突出的主张是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统，越过西汉以后的经学而复归孔、孟。他以孔孟之道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声言：“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恨。”当然，韩愈弘扬儒家道统的基本着眼点，不是想在理论上有大的建树，也不是想当孟子之后儒学的第一传人，而是在于“适于时，救其弊”，解救现实危难。在韩愈看来，当时最大的现实危难乃是藩镇割据和佛老繁滋，前者导致中央皇权的极大削弱；后者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面，以紫乱朱，使得人心不古，同时寺庙广占良田，僧徒不纳赋税，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因而都在扫荡之列。围绕这一核心，韩愈撰写了以《原道》为代表的大量政治论文，明君臣之义，严华夷之防，对藩镇尤其是对佛、老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
在被贬的那段时间里，韩愈写下了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五篇哲学论文——“五原”。这五篇文章不仅是散文史上的名篇，而且是韩愈政治、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标志着他的新儒学思想已经成熟。这一年韩愈38岁。他以自己敏锐的目光，看到孔孟以来的儒学正在衰落，在与释、道二教的竞争中面临着危机。他以卫道者自居，挺身出来大声疾呼，发出尊孔孟、排异端的口号，独自举起了复兴儒学的旗帜，要扶正名教，以使儒学重新占领思想阵地。
韩愈明确提出儒家有一个始终一贯的有异于佛老的“道”。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他所说的儒者之道，即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道，概括地说，也就是指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道德”。千百年来，传承儒家此道者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关于韩愈，宋代的朱子对韩愈《原道》一文评价甚高，他说：“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后，无人似它见得。”朱子称赞韩愈有“辟佛老之功”，所以反对人们一味地批判韩愈，而要人们看到其学说的合理部分。朱子对韩愈有褒有贬，褒的是韩愈能说出汉唐其他人所说不出的话来，贬的是韩愈说话往往不能尽意，只有半截子好，学问上有许多不足。通过朱子对于韩愈的褒贬，可以看出他认识到韩愈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地位。
相关人文景观
韩愈陵园位于孟州市区西6公里处，洛常公路北侧，紫金山半坡坐北向南。建于长庆四年，距今约有1200年的历史。陵园的主要建筑有牌楼、神道、石阶、山门、飨堂、碑廊、雕塑、展厅、亭阁等，气势宏伟壮观，“唐柏双奇”苍翠蓊郁。中国国际韩学研究院就设在这里。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乔石、吴阶平、孙孚凌等先后视察和拜谒韩园，江泽民总书记亲自题写了园名。
韩文公祠：位于潮州市区韩江东岸笔架山麓。韩愈对潮州的最大贡献是“传道起文”，把中原先进文化带到岭南，从而使潮汕文风蔚起，英贤辈出。韩愈因而被潮人奉为神明，历代传诵，笔架山也因此改称韩山，山下的鳄溪改为韩江。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在潮州通判陈尧佐的倡导下建立“韩吏部祠”。苏轼为此写下了著名的《潮州韩文公庙碑记》，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遂成天下定论。
祠堂现有三层殿阁。正门是胡耀邦题写的匾额，进入正殿仰视韩愈塑像，令人肃然起敬。塑像为经考证确定为韩愈塑像（过去多将唐代韩熙载错当成了韩愈），周围为历代韩祠碑刻和韩愈笔迹。饶有趣味的是“传道起文”的碑刻，因字形特殊，竟有多种读法。庭园有碑廊，保存现代名人评价韩愈的书法碑刻。后山腰为侍郎阁，阁前有韩愈石雕头像，阁内辞为韩愈生平展览馆。
人物言论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这是韩愈的一句名言。其意思是指世上有识别马的伯乐，然后千里马才被发现。千里马一直都存在着的。但是伯乐不是任何时候都有的。
现实意义：用此比喻有才而遭抑制，不得其用。——当有人识才才会涌现出无数的人才，能识别人才的人，比人才更难得、更可贵。说明知人是很重要的，没有知人本领的伯乐，千里马也就难以发挥作用。
第二节 道家的复兴与儒学的官学化（3）
柳宗元
——“歧黄大师”
人物介绍
柳宗元，字子厚（773…819），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后迁长安，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哲学家、政治改革家。他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学派
推崇经世儒学和唯物自然观。
柳宗元不仅是文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而且是“歧黄大师”。所谓的“歧黄”，就是中医学术的代称。为什么称柳宗元为“歧黄大师”呢？一是他懂病理、识药性，对“有形之药”颇有研究；二是他治苛政、治滥刑、治贪、治愚，善于运用“无形之药”。
生平
在北朝时，柳氏是著名的门阀士族，柳、薛、裴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自北魏以来，柳宗元的祖先世代显宦，到唐朝，河东柳氏作为“关陇集团”的一个有势力的家族，在朝廷中据有显赫的地位。柳宗元的家庭出身，使他始终保持着对祖先“德风”与“功业”的向往。他常常以自豪的语气，叙说祖上的地位与荣耀，表现出强烈的重振“吾宗”的愿望和对功名的追求。
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柳宗元出生于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的一个世代仕宦之家，他家有几百亩田地，父亲柳镇曾任长安主簿、侍御史等职，是一个刚直不阿、学识渊博的封建官吏。母亲卢氏也有很好的文化素养。柳宗元四岁时，因家中缺书，母亲向他传授古赋十四篇，令其诵习。正是母亲的启蒙教育，使柳宗元对知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卢氏勤俭持家，训育子女，在早年避乱到南方时，宁肯自己挨饿，也要供养亲族。父亲和母亲给予柳宗元儒学和佛学的双重影响，这为他后来“统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柳宗元12岁时，第一次离家随父亲到南方任所，初步接触了社会，开阔了视野。第二年，即贞元元年，13岁的柳宗元应崔中丞之请，代为向德宗皇帝写了一篇贺平李怀光表。少年才俊，一时传为美谈。
贞元五年（789），他17岁的时候，就参加了进士科考试，但名落孙山。此后他又连续两次投考，都没有及第。在唐代，进士有“白衣公卿”之称，由进士出身入仕，是读书人的理想出路和梦寐以求的目标。但中唐以后，科场往往被权贵把持，请托、干谒之风盛行，考试等级往往先定。读书人空有文才，没有得到权贵的援引、推荐，要想及第是相当艰难的。贞元九年（793年）柳21岁，户部侍郎顾少连主持贡举。顾少连是个不畏权贵、执法严格的人。他主持考试，不顾权势者“众口飞语，哗然涛张”，大力选拔孤寒之士，柳宗元于这一年二月及第，同榜32人，其中包括他的终生尊友刘禹锡。
第二年，他专程赴汾州叔父的任所，在西北一带游历考察，接触边地将士，向老兵退卒了解到不少奇闻逸事，后来写出了著名传记文《段太尉逸事状》。后来其父病逝，他回到长安。贞元十二年，柳宗元父丧期满，便与少年时订了婚的弘农杨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