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甚至对天道好善恶恶也表示怀疑，在《郁离子·天道》中有个叫盗子的人问天道是否好善恶恶，郁离子做了肯定的回答，盗子便提了十余个问题来诘难他，如为什么行善的人少而做恶的人多，为什么世间美好的东西少而邪恶的东西多，难道天道是以善为恶以恶为善，或者天根本不能主宰世间，便放任自流？问的郁离子无以应对。
刘基认为，从另一方面说祸福也具有必然性，祸久必福，天的正气是本然的，它总会复归的，将邪气压制住，由于正气的复归有快有慢，作恶的人有的可能受到了惩罚，有的可能直到死也没有受到惩罚，行善的人也可能还未有好报便死掉了，所以祸福不是天有意识的行为，人们也没必要埋怨天道不公。
他在《郁离子·蟋螰》里借楚王喜好祥瑞而最终亡国的故事说明了迷信祥瑞的危害。“楚王好祥瑞，有献者，荀卿劝诫。‘王之所谓祥者，非臣所谓祥也。臣闻王之祥有三：圣人为上，丰年次之，凤凰麒麟为下，而可以为祥可以为妖者不与焉。凡古物之殊形诡色而无益于民用者，皆可以谓之祥，可以谓之妖者也。是故先王之思治其国也，见一物之非常，必省其政，以为祥与。则必自身曰：吾何德以来之？若果有之，则益勉其未至。无，则反躬自励。畏其僭也，畏其易福而为祸也。以为妖与，则必自省曰：吾何戾以致之？若果有之，不待旦而改之。无，则夙夜祗惕，检视听之所不及，畏其蔽也。畏其有隐匿而人莫之知也。夫如是，故祥不空来，而妖虚其应。如今楚国政事不治，虽然有祥瑞，也难逃厄运。’王不听，后来果然灭亡。”
刘基对于鬼是否存在的问题并未给以明确的回答，他一般认为不存在鬼，“故曰人死而皆为鬼者，罔也。”他以气的聚散来解释鬼魂问题，人死后魂气是要终究消散的，不能为鬼，但也有魂气不会很快消散的情况，这就为鬼的存在留下了余地。“然而二气之变不测，万一亦有魂离其魄而未遂散者，则亦暂焉而不能久也。”他也不能否认祭祀祖先时鬼魂的存在，认为是同气相感的结果，鬼可有可无。如果诚心祭祀，就会有祖先的鬼魂，反之，则无。总之，作为思想家的刘基在学理方面是不信天神，不信符瑞感应，对世俗鬼魂之说也持批判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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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基庙及刘基墓：刘基庙及墓于2001年06月25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刘基庙位于文成县南田镇新宅村华盖山东南麓。敕建于明天顺三年（1458年），告成于天顺五年十二月初；明正德九年后在庙头门外加建御题“帝师”、“王佐”木牌坊两座；民国十六年（1927年）又加建追远祠。五百多年来历经数次维修，仍保持当时的形制与风格。
全庙系由头门、仪门、正厅、追远祠及照壁、牌坊、厢房组成的七开间回廊合院式木构建筑，坐北朝南，占地面积3024平方米，四周为块石砌筑的围墙。刘基庙是浙南现存颇具研究价值的明、清时代木构建筑。庙内还珍藏着众多具有较高历史艺术价值的明、清碑刻、楹联、匾额等文物。
刘基墓位于文成县南田镇西陵村石圃山中支夏山之麓。建于明洪武八年（1375年）元月，为砖室封土。该墓系刘基与其两位夫人合葬墓，由上下坟坛和墓室组成，坐西南朝东北，清道光年间加建扶椅式鹅卵石墓圈，占地面积300平方米。民国十九年（1930年）树墓碑，上刻“明敕开国太师刘文成公墓”。
第二节 思想界的批判斗争（1）
李贽
—一狂人与奇士
人物介绍：
李贽（1527…1602年），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人，明末杰出思想家和进步史学家。
学派：
封建社会中第一个正面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举起反孔旗帜的人。
李贽是明代著名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和文艺批评家。他具有鲜明的叛逆性格和坚强的斗争精神，屡次遭到封建统治者的残酷迫害，蒙冤死于狱中。但李贽反传统、反道统的思想，不仅对十六世纪中国明代极度沉默的思想界和文学界起过振聋发聩的作用，而且对明代后我国思想界和文学界也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生平：
李贽生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十月。当时明朝正处于由强盛到衰败的激烈变化中。李贽一生坎坷，备受磨难，因此练就了坚强的性格。
李贽从小就很有个性。他六岁丧母，便能自立。
十二岁能做文章，反对孔子把种田人看成“小人”。
十四岁，读完《易》、《礼》，改攻《尚书》。二十岁，与黄氏结婚后不久，李贽离开家乡，奔走四方。因而对当时明朝的腐败政治、社会矛盾、农民生活，以及工商业者的状况，有较深切的认识。经过十九年的寒窗苦读，于二十六岁时中举人。此后，他没有参加进士考试，即听候朝廷选派，从政就禄。
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在李贽“三十而立”之年，被命为河南卫辉府共城（辉县旧称）教谕，从此走入官场。他“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万里”。由于“不得不假升斗之禄以为养”，只好放弃个人要求，服从委派。他虽受的是封建传统教育，但“自幼倔强难化”，强烈反对封建礼教。他从跨入宦海的第一天开始，就抱着为生活所迫，而“不容不与世相接”的态度，除履行公事，“拜揖公堂之外”，一意“闭户自若”，杜门读书，探求学问。也正是这种思想性格，使他处处与上级官僚发生意见冲突。第一次上任，“即与县令、提学触”。结果，“在百泉五载，落落竟不闻道”，根本不可能找到人生的坦途。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他离开辉县，出任南京国子监博士。该职是一个掌管分经讲授的从八品小官，位卑俸微。到任后两个月，便因父亲去世，停职回家丁忧。三年期满后，复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因当时泉州一带倭寇猖獗，为了击退倭寇的猖狂进攻，李贽率家人参加泉州城保卫战。通过抗倭斗争，他更加看清了明皇朝的腐败无能
最后，为了安全起见，李贽不得不携带家眷一同赴任。但是国子监博士一职暂时没有空缺，他闲居京师十几个月，花尽了所带积蓄，为了养家糊口，只好开馆受徒，靠教书度日。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他带着妻子前往北京，补礼部司务一职。这是一个比国子监博士还低一级的从九品小官，俗话说六部之中穷不过礼部，而礼部的官职中穷又莫过于司务，但李贽却自我安慰地讲道：“吾所谓穷，非世穷也。穷莫过穷于不闻道，乐莫过于安汝止。吾十余年奔走南北，只为家事，全忘却温陵、百泉安乐之想矣。吾闻京师人士所都，盖将访而学焉”。他正是抱着这种思想，在北京期间，通过礼部李逢阳和王守仁弟子钱德洪的学生、礼部郎中徐用检的介绍，结识了泰州学派学者赵贞吉，开始听其讲学。隆庆四年（1570年），又通过李逢阳的介绍，结识了王守仁的再传弟子李材，对王守仁的学说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20多年宦海生涯，他耳闻目睹官场的种种黑暗，以及民反兵变、倭寇骚扰东南沿海等现实，深感明王朝内部的腐朽没落。他与那些昏官迂儒和假道学格格不入。
54岁那年，毅然辞官，离开宦游生涯的李贽，于万历九年（1581）至万历十二年（1584），来湖北黄安，住在好友耿定理家，亦隐亦教，一面讲学，一面潜心读书和著述。他和耿定理朝夕论道，晤谈甚欢，融洽无间。不久，耿定理去世，他与重封建礼教的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意见不合，于是将家眷送回原籍，孑然一身，到湖北麻城龙潭湖芝佛院，日与僧人、好友读书论道。他的《焚书》就是这时在城刻行的。书中收入了几封与耿定向论战的书信。耿定向得知，一口咬定是李贽对他的“诽谤”，并以此为借口，批示其门徒对李贽进行围攻、迫害。李贽被逼无奈，只得离开龙湖，长期出游四方。在邪恶的势力面前，李贽毫不畏惧，始终坚信正义在自己一边。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李贽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藏书》在南京刻行。
翌年，李贽从南京回到龙湖，原打算终老在此，岂料耿定向余党及原是李贽友人的梅国桢竟然伙同地方官吏，暗中造出“僧尼宣淫”的谎言，对李贽进行无耻的诽谤，掀起“逐游僧、毁淫寺”的恶浪。地方官吏以“维护风化”为名，指使歹徒烧毁龙湖芝佛院，并下令搜捕李贽。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李贽避入河南商城中。
万历十六年（1588）夏，李贽已经六十三岁了，就在这时他剃了发。之所以剃发，一来是表示离俗不归的决心，二来是“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焚书》卷二）。李贽在几位好友的支持下，于芝佛院开馆讲学。
在李贽七十五岁高龄时候，身体每况愈下。他自知大限将近，遂提笔写下《遗言》，渴望能平安地度过残年。然而，封建统治阶级未能就此罢休。该年闰二月，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劾奏李贽，告他所著书籍“流毒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文中还无中生有，污蔑李贽“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文章最后提醒万历皇帝应“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各省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未刊者，尽行烧毁，无令贻祸乱于后”。万历皇帝见到奏疏后，当即下令厂卫五城将李贽严拿治罪，将其书籍已刊或未刊者尽搜烧毁，不可存留。李贽这时已经病倒在床上，前来捉拿他的官兵只好用门板把他抬入京城镇抚司狱中。三月十五日，李贽趁侍者为他剃发之时，夺刀割喉自刎。当时并没有立即断气，侍者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写字答曰：“七十老翁何所求！”次日子时，李贽才脱离尘世。马经纶按照他的《遗言》，以本民族习俗，将其葬于通州北门外。
第二节 思想界的批判斗争（2）
李贽的思想
李贽一生致力于个性解放与自由，他断然否定了独尊儒家的传统定律，2000年来动摇了孔子在封建社会的神圣地位；揭露了道学家“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的虚伪，公开表示了“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的观点；主张人人平等，驳斥了男尊女卑的封建教条。李贽的这些破天荒的论述，撼动了中国人僵硬的封建思维，他不愧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
李贽的进步思想，首先表现在反对封建统治者把孔子的思想说成是万古不变的永恒。李贽认为，千百年来“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这就是说，人们对是非的评论，本来没有固定的标准，对人的评论，也没有固定的结论，是非如同岁朋一样，日夜不停地发展变化，而衡量的标准也应该随着社会前进而发展变化。李贽还对宋朝以来理学家吹捧孔子“天不生促尼，万古如长夜”的宣传进行驳斥。
他说：“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苦必得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他还嘲讽“千古一词”、“千年一律”的尊孔思想，无异于“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的随声附和之犬。
李贽针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提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的进步思想。李贽针对尊孔言论和理学的批判，是对封建卫道者们的有力鞭挞。除此之外，李贽还同情下层人民的疾苦。他曾说“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产者但说生产，力田者便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
他公开为商人辩护，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主张各从所好，各骋所长，发挥各种各样的人的个性和特长。
李贽还对封建传统观念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具有一般所谓“圣人”的“德性”，凡人与“圣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人皆可以为圣”，“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焚书》）。因此，侯王与庶人同等，并无所谓“贵贱高下”的区别。
李贽还反对明代科举制度，反对儒家倡导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反对“重男轻女”，斥责那些不许妇女再嫁的人为“大不成人”，他称赞卓文君的私奔为善择“佳偶”（《藏书》四卷三十七“司马相如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