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领域，自从拜伦、雪莱以来，除宪章派诗歌外，成就不大，主要的诗人有丁尼生（1809…1892）和勃朗宁（1812…1889）。丁尼生继华兹华斯之后为桂冠诗人（1850），他的作品反映了保守的资产阶级宗教观和道德观。到了五、六十年代，这种倾向便发展成为沙文主义和对统治阶级的颂扬。勃朗宁的作品也表现了同样的保守观点，但很少写到当代社会，大都描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生活，许多诗用“戏剧独白”的形式写成，用来刻画人物的心理，流于晦涩。勃朗宁夫人（1805…1861）也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她主要写爱情诗，如《葡萄牙人的十四行诗》（1847）。她的短诗《孩子们的哭声》（1844）反映童工的悲惨生活。“前拉斐尔派”诗歌的主要代表罗塞蒂（1828…1882）和稍后的史文朋（1837…1909）的作品，具有明显的颓废和唯美主义的倾向。他们都对资本主义文明表示不满，于是逃进“纯美”的世界，在早期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艺术中找到了他们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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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德国文学和海涅、维尔特
拿破仑被击败后，欧洲封建反动势力猖獗一时。在分裂的德国，资产阶级本来就软弱，封建势力更为猖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开始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力量逐渐加强，工人阶级也随之成长起来。在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人民反封建的情绪日益高涨，消除割据状态、统一全国成了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剥削的斗争也展开了。这种斗争最强有力的表现是1844年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它说明德国工人阶级已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奋斗方向。同年三月，柏林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由于资产阶级软弱并害怕无产阶级，他们背叛人民，和封建贵族妥协，致使革命遭到失败。革命以后，普鲁士容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篡夺了国家政权，对一切进步力量采用高压手段。但是，德国工人运动在第一国际领导下，得到了蓬勃的开展。
三十年代出现了“青年德意志派”，这是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德国一批资产阶级革命作家的总称，他们的主要代表是路德维希·伯尔纳、卡尔·古茨柯、亨利希·劳伯。他们写了许多诗歌、戏剧、小说和政论文章，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在文艺上反对脱离现实的消极浪漫主义。他们的作品曾于1835年遭到德、奥各邦政府的禁止。但是他们一般只停留在空洞的议会上，和人民群众有很大的距离，其中有许多人在晚年甚至和反动势力妥协。四十年代，还出现了一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诗人，主要有卡尔·格律恩、赫尔曼·毕特曼、阿尔弗莱·麦斯纳、卡尔·倍克等。他们打着“人性”、“普遍的爱”等旗帜，把人道主义看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科学”基础，主张通过和平的道德说教将人类引向社会主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例如麦斯纳就用“造物主弄坏了的事，人类永远不能使它变得更了”的诗句，公开宣扬与现实妥协。又如倍克的《致洛特希尔特家族》一诗，表面上仿佛在抨击大资产阶级，实际上却是一首颂歌。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作了尖锐的批判，指出他们的反动本质，认为他们这种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取消阶级斗争，维护现存制度，“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
这一时期，思想性较强、艺术成就卓越的是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海涅和毕希纳。他们不仅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同时也揭发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现象，主张穷人起来对富人革命。还出现了无产阶级诗人维尔特，他反映和歌颂了工人的斗争。在四十年代革命高潮中涌现出许多革命诗人，其中以格奥尔格·海尔威（1817…1875）和斐迪南·弗莱列格拉特（1810…1876）比较重要，他们都和马克思有密切的交往。海尔威在《莱茵报》上发表《党》（1842）一诗，提出诗歌应该为革命服务的观点，号召诗人要用诗歌当刀剑投入战斗，让党来编织诗人的桂冠。这首诗成为当时革命诗人的纲领。弗莱列格拉特是《新莱茵报》编辑之一，1848年他发表具有强烈革命性的诗歌《死人告活人书》，被反动政府逮捕。《新莱茵报》被迫停刊时，他写了《新莱茵报》告别辞，用“再见——可不是永别，他们打不死我的精神，我马上又要回来”的诗句，表达了决不中止革命的战斗精神。这一派诗人的创作和活动，曾经对革命斗争起过鼓动作用。但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革命者，革命失败后，有的脱离了革命，有的同现实妥协。此外，在四十年代革命高涨时期，群众中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革命诗歌。虽然保存下来的不多，但是都充分表达了四十年代德国人民的革命情绪。例如《捷锡歌》（1845？）描述史托珂夫的市长捷锡谋刺普鲁士王的事件，恩格斯认为这是十六世纪以来流行的两首最好的政治民歌之一。《血腥的法庭》（1844）又名《织工歌》，反映织工对厂主的憎恨和他们的反抗情绪，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你们这些流氓，魔鬼的后代！
你们这些可诅咒的匪徒！
你们吞食了穷人的全部财产，
你们要被诅咒，领受你们的报应！
马克思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说它“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此外，《工人之歌》（1848）、《起来，无产阶级，工人们》（1849）等诗歌也都明确反映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对这些民歌给予很高评价，并且亲自把它们收集起来。
1848年革命失败后，许多悲观失望。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人生就是痛苦”的悲观哲学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文学界，一些作家逐渐走上逃避现实的道路，脱离时代和社会的“地方文学”风行一时。连当时比较优秀的作家也不例外，如戏剧家弗里德里希·赫贝尔（1813…1863）在完成早期的现实主义作品《玛利亚·玛格达莲》（1844）以后，也和现实妥协了。这时期影响较大的是施托姆和凯勒。特别是凯勒，他在1848年后仍旧写出了许多反映现实的作品。
亨利希·海涅（1797…1856）生于破落的犹太商人的家庭。1795年拿破仑军队占领他的故乡杜塞尔多夫，进行了一些社会改革，犹太人的地位得到改善。海涅从童年时代就开始接受法国大革命中自由、平等的思想的影响。他在大学学习时，先后听过浪漫主义作家奥古斯特·威廉·史雷格尔和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讲课。海涅在二十岁左右开始创作，他的进步思想不断遭受普鲁士专制政府的压制。1830年法国爆发革命，他受到很大鼓舞。次年他到了巴黎。除中国两次短期回国外，他一直侨居法国。在法国，他结识了巴尔扎克、乔治·桑和波兰音乐家肖邦等人，并和圣西门主义者发生密切联系。四十年代，他和马克思建立了友谊。在马克思的鼓励和帮助下，他写出许多具有战斗性的政治诗歌。海涅晚年因病长期卧床，仍然坚持创作，但作品中流露出悲观消沉的思想。
海涅的早期作品写于1817到1831年间。他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感到压抑，发出了要求摆脱反动统治和争取自由的呼声。他不仅锐利地揭露德国社会的形形色色的矛盾，而且描写了国外的所谓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真实面貌。这个时期他的主要作品是《歌集》和《旅行札记》。
《歌集》（1827）包括他早年陆续发表的《青春的苦恼》、《抒情插曲》、《还乡集》和《北海集》等组诗。这些诗多半以个人的爱情苦恼为主题，其中有不少篇章流露出忧伤的情调。在描写夜景、月亮、森林和梦幻境界时，可以看到浪漫主义诗歌对作者的影响。但是他和消极浪漫主义诗人不同，没有逃避现实，沉湎于死亡的思想情绪，相反地，他在倾诉他的不幸遭遇的同时，显示出对生活的热爱。有些诗歌已经表现了他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忧虑。例如《神的没落》（1822）中写道：
我透过硬得像石块般的外壳，
观看世人的住宅和他们的心，
在这两方我只看到欺骗和苦难。
在这些诗里，海涅也使用了他那独特的抨击社会弊端的讽刺和冷嘲的笔法。诗中充满民歌色彩，风格朴素，语言简洁，音调和谐，自然景物和个人感情相交融，是德国的优秀抒情诗篇。
他的散文作品《旅行札记》分为四部。第一部《哈尔茨山游记》（1826）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德国社会现实面貌的一幅速写。作者辛辣地讽刺特权阶级，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市侩的庸俗和市民阶层的浅薄和褊狭。另一方面，他也发抒了对祖国自然景色的热爱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在艺术手法上，海涅把抒情和政论自由地结合在一起，把作者主观的印象、思想情感和对事实的客观报道融会在一起。他以讽刺、幽默、活泼的笔调，写出了令人窒息的德国现状。这部作品标志着海涅已开始走上反映现实的创作道路。第二部《观念——勒格朗特文集》（1827）用回忆的方式颂扬拿破仑在德国推翻封建制度的进步作用，把统一的法国和分裂的德国作了鲜明的对照。这本书一出版就遭到普鲁士反动政府的查禁。第三部包括《从慕尼黑到热那亚的旅行》（1828）、《璐珈浴场》（1829）等篇，描绘了意大利的风景和社会政治生活，揭露了贵族、天主教的反动性，并对当时贵族作家一味模仿古典文学的形式、脱离现实的倾向进行批判。札记的第四部是《英国片段》（1831）。1827年，海涅曾到英国旅行。他以敏锐的目光，观察了当时欧洲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社会中的阶级矛盾。他从繁华的大都市的背后，看到一贫如洗的劳苦大众的生活。《伦敦》一章深刻地描绘了他在伦敦街头目睹的下层人民的悲惨景象，指出在大多数人挨饿的同时，却有少数人沉湎在宴乐中，他们就是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这些人给下层人民制造贫困，他们是剥削者和压迫者。海涅痛骂他们是“趾高气扬的盗贼”。作品结束时，海涅预言了爆发革命的必然性。
从1831年起，海涅流寓巴黎。和圣西门主义者的接触，和法国进步作家的交往，扩大了他的眼界。另一方面，他也看到法国大资产阶级篡夺了七月革命的胜利果实，人民生活并未改善。他认识到“这个资产阶级跟那个贵族阶级是同样没有用，它以同样的自私自利代替了贵族”。海涅对七月革命的幻想逐渐破灭。这一时期他为德国报纸写稿，报道法国情况，抨击法国统治阶级。后来他把这些文章辑录成书，题名《法兰西现状》（1832）。同时，他也密切注意祖国的发展。他为法国报纸写过许多关于德国情况的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是《论浪漫派》（1833）和《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834）。
《论浪漫派》一书集中表现了海涅的文学观点。他猛烈批判德国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称他们是“死亡的诗人”，他揭露他们在社会、政治上的消极作用，指出他们的逃避现实的作品只能“危害祖国的自由和幸福”。他提出文学必须和生活相结合，正如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不能离开他的大地母亲一样。他企图通过这部作品，结束消极浪漫主义在德国文坛的统治地位。
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海涅对德国历史上宗教和哲学方面的著名人物逐一作了评价。他嘲笑康德和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哲学，批判黑格尔的“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的反动观点。但是他也看出了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意义。后来他在《教义》（1842）一诗里，又进一步肯定黑格尔哲学中的积极因素。恩格斯对海涅这种敏锐的观察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指出，海涅是第一个看到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意义的作家。
四十年代，海涅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德国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前夕，起义事件不断发生，海涅很受鼓舞。1843年，他在巴黎结识了马克思，四十六岁的海涅对年轻的马克思非常尊敬。和马克思的交往使海涅加深了对社会矛盾的认识。这个时期他所写的许多诗歌突破了个人抒情的范围，密切结合当时德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其中一部分标题为《时代的诗》，对一切反动势力予以尖锐的嘲笑和抨击，发出了推翻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