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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诗《等着吧》（1844）中，诗人说，他不仅能发出美丽的闪电，还有打雷的才能。一旦适当的日子来到，他将发出雷鸣的言词，霹雳的响声：
暴风雨将要在那一天，
甚至把一些槲树吹倒，
一些教堂的高塔要倒塌，
一些宫殿也将要动摇！
在这里，诗人毫不忌讳地直接向封建贵族和教会发出的战斗的宣言。
《西里西亚纺织工人》（1844）这首最富有战斗性的诗反映了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的起义，歌颂他们是自觉的战士和旧制度的掘墓人，他们一面织布，一面发出对上帝、国王和专制国家的三重诅咒：
梭子在飞，织机在响，
我们织布，日夜匆忙——
老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
我们织！我们织
恩格斯推崇说：“这首歌暗中针对着1813年普鲁士人的战斗叫嚣：‘国王和祖国与上帝同在！’，这种叫嚣从那时起就是保皇党人心爱的口号……”恩格斯认为，这首歌的原文是他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掉换来的怪孩子》（1844）充分表达了海涅对军国主义普鲁士的莫大憎恨，诗人用讽刺夸张的手法来刻画它的丑恶、愚蠢、侵略、贪婪的特性：
一个孩子有个大葫芦头，
浅黄的髭须，苍老的发辫，
蜘蛛般的长臂可是很强健，
有巨大的胃，肠子却又小又短——
海涅在他晚年所写的《一六四九——一七九三——？？？？》（1855）一诗中，叙述了1649年英国专制国王被判处死刑，1793年法国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他预言，德国封建王朝覆灭的年份必将到来。所不同的是，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在1649和1793年曾经是革命的，而德国资产阶级则要跟在德国王朝的灵柩后面哭哭啼啼。海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海涅的政治诗含有辛辣的讽刺，节奏有力，文字朴素，譬喻生动，形象通俗鲜明。
海涅最突出、最重要的作品是政治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全诗共二十七章，以冬天象征死气沉沉的德国，通过童话般的幻想，逐章对德国的检查制度、关税同盟、骑士制度、政治上的分裂等现状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反动的普鲁士统治者、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奴颜婢膝的市侩、虚伪的宗教、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都遭到海涅的辛辣讽刺和嘲笑。诗一开始就斥责德国消极浪漫主义所唱的“绝望的曲调”，反对那种麻痹人民思想的“催眠曲”。作者针锋相对地提出他自己要制作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要在地上，建立平等自由的“天国”。紧接着，他又猛烈攻击普鲁士专制政体，把它比作一只丑恶的鸟。在第七章里，他嘲笑当时的德国说：
法国人和俄国人占有了陆地，
海洋是英国人的，
我们的支配权却不用说
只是在梦中，在天空的王国里。
第26章把腐朽、分裂的德意志36个封建小邦比作“三十六个粪坑”，认为清除这些粪坑决“不能用玫瑰油和麝香”，必须用暴力。海涅显示了他同反动统治作斗争的坚定性。在第十二章里同资产阶级激进派论争时，他指责他们反封建不彻底，他自己决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逃避斗争，他“不是羊”也“不是狗”，而是一只富有战斗性的凶狠的“狼”。长诗集中地体现了海涅艺术风格的特点：夸张的讽刺、离奇的譬喻、民间的传说、个人的幻想和风趣的对话都交织在一起。
海涅晚年由于长期患病卧床，脱离现实斗争，曾一度产生苦闷的情绪。这种心情在他的诗集《罗曼采罗》（1851）里得到反映，但其中也有一些优秀的政治讽刺诗，表明作者并没有完全失去斗志。在他去世前一年写的《路苔齐亚》法文本序言中，海涅表示了他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他认识到“未来时代是属于共产主义者的”。但因为海涅生活在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过时，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还未成熟的过渡时期，他不能正确认识未来的共产主义。他一方面愤怒地抨击封建贵族的反动势力，对资产阶级社会作了揭露和讽刺，甚至看到劳动人民起来革命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他却始终没有突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认识不到劳动人民的巨大的历史作用，因而把共产主义看作一般的平均主义，担心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胜利的无产阶级只重视创造物质财富，会用“粗糙”的双手毁坏人类的文化艺术；这种观念使海涅对共产主义怀有疑惧心理。
和海涅同时代的、但是逝世较早的另一个革命民主主义作家格奥尔格·毕希纳（1813…1837）出生于医生家庭，自己也学过医。他很早就接受法国革命思想的影响，为了解放农民，使他们摆脱封建枷锁，他团结了一些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于1834年组织“人权协会”，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他主办《黑森快报》（1834），写了许多政论文章，号召农民起义。在每份快报的首页都写着法国革命时期流行的两句口号：“对茅屋——和平，对王宫——战争！”作者运用通俗的语言和精确的统计数字，使文章富有说服力和鼓动性，他在激励农民起来推翻封建诸侯的时候说：“擦亮你们的眼睛，数数你们的压迫者的数目吧，他们所以有力量，全在于他们吸取了你们的鲜血，在于他们有一支从你们那儿征集来的军队。”“你们长年累月在土地上耕掘，那么也给你们的暴君挖一个坟墓吧！”
毕希纳的创作期只有三年，共写过三个剧本，其中较重要的是《丹东之死》（1835），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和丹东两派之间的冲突为背景。作者肯定罗伯斯庇尔的革命坚定性，虽然对丹东之死抱有一定同情，但还是谴责了丹东放弃革命，沉湎于个人的生活享受。在丹东要求罗伯斯庇尔放弃革命政策的一段对白中，罗伯斯庇尔回答丹东说：“社会革命没有结束；谁要是半途停止革命，那就是给自己掘坟墓。”但作者又认为罗伯斯庇尔的革命政策并不能解决广大劳苦人民的生活问题，正如丹东在煽动群众时所说的：“你们要面包，他们把头颅扔给你们！你们渴，他们叫你们喝断头台上的血！”剧本表达了作者要求推翻封建制度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德国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但是他仅仅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反对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对于怎样才能解决人民的“胃”的问题，消除贫富不均，毕希纳自己也是模糊不清的。《沃伊采克》是一部未完成的社会悲剧，取材于当时在来比锡发生的一起大案件。戏剧的矛盾建筑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主人公来自穷苦的下层人民，他为生计所迫，给一个医生充当试验品，过着动物般的生活。因为他所爱的女子被有权势的人利诱、勾引，他就杀死了她。这部作品反映了作者对劳苦人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受苦难和剥削的同情。
格奥尔格·维尔特（1822…1856）生于牧师家庭，少年时期当过学徒，后来在莱茵河流域和国外经商。1843到1845年他旅居英国，结识了一些宪章派人士，常常参加工人集会。1843年起，维尔特先后同恩格斯和马克思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他们那里接受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创办《新莱茵报》，维尔特担任副刊编辑，写过许多优秀的政治诗和散文。恩格斯对他的工作评价很高，说：“我不相信在别的报纸上什么时候有过这样有趣而锋利的小品栏。”1856年，维尔特在古巴的哈瓦那去世。
维尔特的诗歌在形式上受到海涅的影响，讽刺性很强，手法丰富多彩，在内容上则十分新颖独特。工人和贫苦手工业者受到诗人的热烈歌颂，他们第一次以自觉的战斗姿态出现在德国的文学作品里。例如在1843到1846年间创作的《饥饿之歌》中，作者写道：
尊敬的国王陛下，
你可知道这惨事一桩？
星期一我们只吃了一点，
星期二我们就断了粮。
星期三我们只好挨饿，
星期四我们受尽了苦，
啊，差一点，差一点，
我们就饿死在星期五！
快叫人在星期六给我们
烤些干净像样的面包，
不然，国王陛下，在星期天，
我们就要把你抓住吃掉。
这首诗有申诉，有抗议，虽然是描写工人的饥饿，但用的不是灰色的唉声叹气的调子，而是幽默、开朗的笔调，最后发出了使统治阶级发抖的警告。维尔特的著名组诗《兰卡郡之歌》（1845）反映英国工业区兰卡郡的工人生活和他们反抗资本家的斗争。《一百个哈斯韦尔男子》描写矿坑失事，死了一百个矿工，矿主只拿出每人一周的工资来抵偿他们的生命。《铸炮者》和《兰卡郡酒店老板》两诗倾诉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愤怒和反抗。前者叙述一个兵工厂工人为厂主劳苦了一辈子，却因年老被赶出门外，最后他觉悟到必须为工人阶级自己铸造一尊大炮。后者指出织羊毛的工人没有毛衣穿，种地的农民饿着肚子上床，运煤的工人把一车一车煤从矿坑运到地面上，而自己的妻儿却冻死在家里，最后他们一起发出了诅咒的吼声，作者预言睡在鸭绒被里的富翁当晚将做噩梦。在《他们坐在板凳上》一诗中，维尔特写英国工人听到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时是如何激动：
紧握拳头，挥动帽子，
他们全都义愤填膺，
森林和草原同时响起：
“西里西亚，祝你成功。”
这首诗表现了国际工人的团结一致和互相支持，维尔特的思想和感情已和这些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交融在一起。他的诗歌自然健康，语言简练，具有朴素的民歌风格。
维尔特的散文作品中最富有特色的是《不列颠人的社会和政治生活速写》（1843…1848），包括十四篇文章，其中有英国风景描写，经济问题论述，无产阶级贫困情况报道，对英国宪章运动领袖的刻画和对宪章运动本身的描述。这些文章说明无产阶级能够以自己的力量去解放自己的阶级，他们的战斗已经开始。在《英国工人花会》一篇中，作者看到未来社会的一切都是光辉灿烂的，预言无产阶级将在世界上创造出新的文学和艺术来。
他的两部小说《德国商业生活的幽默速写》（1845…1848）和《著名骑士史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1849）发表在《新莱茵报》副刊上，激烈地抨击了德国的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揭露和讽刺了他们的丑恶面貌。
维尔特的创作年限虽然很短，但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写了许多忠实反映无产阶级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因而恩格斯在纪念他的一篇文章里称颂他是“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
台奥多尔·施托姆（1817…1888）生于德国北部的胡苏姆，这个小城曾长期处在丹麦统治下。他的创作有诗歌和中短篇小说。他的诗反映的生活面相当狭窄，主要是写个人爱情和田园生活，但也有一些诗表露了他对家乡命运的关怀。他的诗歌具有民歌风格，语言简练，音韵和谐。
施托姆的主要成就是小说。他早期的代表作《茵梦湖》（1849）写出身小康之家的伊利莎白和青年莱茵哈特彼此相爱，但她的母亲不顾他们的爱情，把她嫁给一个富人。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以金钱为基础的婚姻关系是不合理的，但他笔下的两个青年都逆来顺受，缺乏反抗精神。全书带有浓厚的忧伤情调。在施托姆后来的作品里，对社会批判的因素有所加强，感伤的情调逐渐减弱。最后一部小说《骑白马的人》（1888）描绘北海附近的农民青年霍克·海因钻研科学技术，想要改建防御海洪的堤岸，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挠。他孤军作战，得不到群众支持，最后终于失败，死在洪水中。霍克·海因是一个具有启蒙思想的人物，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但是他骄傲自大，高踞在群众之上，这导致了他的毁灭。施托姆的作品缺乏强烈的倾向性，没有反映出时代的重大问题，却体现了1848年德国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对现状的不满和忧郁孤寂的心情。
郭特夫里特·凯勒（1819…1890）是瑞士的德语作家，生于瑞士一个镟工家庭。他早年在德国读书，受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影响很大。1848年，瑞士由许多小邦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