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特夫里特·凯勒（1819…1890）是瑞士的德语作家，生于瑞士一个镟工家庭。他早年在德国读书，受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影响很大。1848年，瑞士由许多小邦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凯勒拥护这一变革。
他的绝大部分小说反映了十九世纪四十到七十年代的瑞士社会生活，其中最著名的是长篇小说《绿衣亨利》（1855）。主人公绿衣亨利经常穿绿外套，因而得名，他父亲早死，家境清寒，后来他去德国学画，一直找不到正确的艺术道路，生活又极端贫困，精神上非常苦闷。此后他在回家途中偶尔结识两个无神论者，初步接受了唯物主义，同时他又看到瑞士已变成统一的联邦国家，处处洋溢着民主进步的气氛，这一切使他的思想起了很大变化。回家后，他重遇过去的女友，爱情又增加了他的力量，他终于摆脱了彷徨苦闷的精神状态。他认识到参加实际社会活动才是为祖国服务的正确道路。当时作者对瑞士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抱有幻想，认为在这种制度之下，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可以得到解决。这部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自传形式，书中许多人物形象富有个性，生动鲜明。凯勒的短篇小说集有《塞尔德维拉的人们》（1856…1874）、《七个传说》（1872）和《苏黎世短篇小说集》（1877）。《塞尔德维拉的人们》描述十九世纪中叶瑞士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时的人民生活，揭露社会上落后保守的倾向，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特性。作者创造了各种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和农民。这部小说集中以《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最为著名，它描写一对青年男女彼此相爱，可是双方的家长受到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影响，互相争夺田产，成了仇人，他们的子女无法结婚，终于一起自杀。这个爱情悲剧揭露了资本主义渗入瑞士农村后造成的恶果。
凯勒晚年对瑞士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感到失望。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马丁·萨兰德》（1886）说明瑞士社会和其他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也充满了贪污腐化、损人利己、虚伪欺骗等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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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意大利文学
1848年的意大利革命打击了外国统治者和本国封建势力。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愈益要求扫除外族奴役和封建割据造成的障碍。从五十年代末叶起，民族复兴运动进入更广泛、深入的时期。以马志尼、加里波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主张推翻国内外封建主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则主张在独立、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萨伏依王朝领导下的君主立宪政权。由于无产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斗争关键时刻动摇妥协，大资产阶级窃取了民族复兴运动的胜利果实。1860年，由萨伏依王朝领导的意大利王国宣告成立。1870年，罗马解放，教皇被剥夺世俗权利，意大利的独立和统一最后完成。
然而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未同时完成。君主立宪政权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利益，没有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资本主义只在北方取得迅速的发展，国内大部分地区仍然保留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劳动人民沦于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之下。广大中小资产阶级、农民同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并且日趋尖锐。这样，反映民族复兴运动理想的浪漫主义文学就逐渐失去现实意义，趋向衰落。广大中下阶层不满现状、迫切要求继续进行社会变革的思想，在文学里得到了反映。
拉法埃洛·乔万尼奥里（1838…1915）生于罗马，年轻时在撒丁王国的军队里任军官，参加过反对奥地利占领者的斗争。后来志愿加入加里波第率领的远征军，在攻克罗马的战役中立下功绩。退役后在师范学校教授文学、历史，同时从事新闻和文学活动。他写过现代题材的长篇小说、历史小说、历史剧、诗歌和研究1848年意大利革命的史学著作，其中以长篇历史小说《斯巴达克》（1874）最为出色。
小说取材于公元前一世纪斯巴达克领导的古罗马奴隶起义的史实。斯巴达克原是受奴隶主压迫和凌辱的角斗士，在一次角斗表演中由于勇敢机智而被解放，成为自由人。公元前七三年，他率领七十八名角斗士揭竿而起，杀上维苏威火山，点燃了奴隶起义的革命列火。起义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在三年多里纵横转战，所向披靡，把罗马派来围剿的官军打得落花流水。革命风暴猛烈地冲击着奴隶主帝国。在胜利的形势下，领导集团发生分裂，起义部队滋长了骄傲情绪，在同大贵族克拉苏率领的优势敌人的激战中遭到失败，斯巴达克也壮烈牺牲。十九世纪曾有许多作家和歌剧作者以斯巴达克起义为题材进行创作，但都没有成功。乔万尼奥里以同情奴隶起义的态度和亲身参加民族复兴运动的体验，对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加以艺术上的再创造，写出了意大利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劳动人民武装斗争、塑造奴隶起义英雄光辉形象的作品。
小说深刻细腻地揭露出奴隶社会的黑暗和阶级矛盾的尖锐，一开始就把抨击的抒头直指统治集团。竞技场惊心动魄的角斗表演，鲜明地展示了奴隶主骄奢佚乐、凶残跋扈的罪恶。“我们在流血流汗，痛苦地呻吟，暴君们却在宫殿里举杯痛饮！”小说中所引的“自由女神之歌”道出了当时阶级矛盾的实况。残酷的阶级压迫是造成奴隶起义的根源。奴隶们“把镣铐和铁链铸成锋利的短剑”，高举义旗，向奴隶主阶级展开你死我活的大搏斗，誓要“用压迫者的血来抵偿被压迫者的呻吟”。他们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成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富于生气和创造性、推动社会前进的主人公。作者热情歌颂奴隶起义的伟大业绩，写出了奴隶们的英雄气概和高尚道德。
作者把斯巴达克放在小说的中心地位，精心塑造了这个令人难忘的典型。他的英勇、机智、刚毅和忘我的精神，体现了奴隶阶级的崇高品质。他忠于革命事业，具有透彻剖析形势的政治头脑、卓越的指挥艺术和组织才能；他为部队制定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和严明的纪律；他坚持原则，在正确意见未被采纳时又善地照顾大局，在关键时刻勇于为革命力挽狂澜。这些都生动地显示出斯巴达克代表着千百万被压迫奴隶的利益和愿望，集中了他们的智慧和才能，是奴隶阶级的旗帜和“理想的化身”。
小说又比较成功地塑造了陪衬人物苏拉、克拉苏等奴隶主贵族的形象，对他们的暴虐、堕落、虚伪的本质予以无情揭发和鞭挞，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贵族在野派代表凯撒和卡提林纳的贪婪、诡诈的阴谋家面貌，揭露他们企图借奴隶起义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野心。书中还申斥了教会充当奴隶主帮凶的可耻行径。
乔万尼奥里是立足于他当时的意大利的现实来写这部历史小说的。他怀着明确的政治倾向，借用斯巴达克起义的题材，抒发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政治理想。书中的斯巴达克不止一次地表示，他献身的事业不只是争取奴隶的自由，而是争取普遍的“自由、人权和平等”，实现“民族与民族之间互相亲善友爱”，建立一个“正义与智慧的世界”。这显然已经超越了奴隶起义的斗争目标。作者在书中明确地说，他写斯巴达克这样一位古代杰出人物，是要“让后世这些丧失了英武气概而且日趋退化的子孙回忆一下他们祖先的事迹”，从失败中振作起来，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想而斗争。民族复兴运动的著名英雄加里波第以“狂喜”的心情阅读了《斯巴达克》，他在致作者的信中表示，希望他的同胞们重视这部小说的“伟大价值”，保持毫不动摇的坚毅精神”，捍卫神圣的自由事业。
《期巴达克》具有较高的艺术感染力。作者凭借他那渊博的历史知识，以广阔的画面和生动的细节，展示出罗马奴隶社会的阶级关系、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并进而以雄浑有力的笔墨，描绘了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奴隶起义的兴衰过程和起义英雄的性格特征，又兼用夸张、想象、衬托等手法精心刻画人物的精神境界和心理，使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较好地糅合在一起，既揭示了历史的真实，又体现了十九世纪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意愿。
但小说中也存在着缺陷，这表现在对暴君苏拉的妻子范莱丽雅和贵族妓女爱芙姬琵达的描写上面。作者把人性写成一种高于阶级矛盾、能够主宰人的一切行为的力量，渲染爱情对范莱丽雅和爱芙姬琵达的感化作用，同时夸大了个人感情对革命成败的影响，似乎只要罗马贵妇人都效法范莱丽雅，奴隶制就可以废除，而爱芙姬琵达对斯巴达克由爱到恨的感情变化，又仿佛是导致起义失败的转折点。小说还把资产阶级提出的人权、平等、博爱的原则，勾画成为一幅人类理想社会的蓝图，是“无可争辩和不可推翻的原则”。
民族复兴运动以后，有些曾是共和主义者的作家政治上逐渐保守，转到君主立宪派的立场上。卡尔杜齐就是一个代表。
乔祖埃·卡尔杜齐（1835…1907）出身于一个医生和烧炭党秘密成员的家庭，六十年代民族复兴运动高涨时期成为共和主义者。他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初叶创作的诗歌中赞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意大利人民反对外族侵略和封建专制的斗争，称颂马志尼、加里波第是“前无古人的崇高英雄”，称颂他们为祖国解放事业建树的伟大功绩。他的名诗《撒旦颂》（1863）讴歌撒旦的反叛精神，谴责教会扼杀自由和理智，阻碍人类和文明的进步。他对欧洲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寄予同情，用热情的诗句呼吁他们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哈布斯堡王朝：“奋起战斗吧，各个被压迫的民族！我们将在战斗中携手前进！”（《西西里和革命》，1860）诗人还写了一些优秀的讽刺诗，揭露上层阶级攫取胜利果实、背弃人民的卑劣行为。但是有的诗歌流露出对君主政权的幻想，把皮埃蒙特国王和自由战士同样当作革命者来歌颂。
意大利王国成立以后，卡尔杜齐的诗歌逐渐丧失了原先的战斗性。在诗集《新诗》（1861…1887）、《野蛮颂歌》（1877…1889）、《诗歌和韵律》（1898）里，诗人沿用古典主义诗歌的题材，返回封建的中古和文艺复兴时代，吟咏自然景色，缅怀往昔，抒发个人的情感，艺术上追求形式的美和韵律，流露出颓废主义的情调。这些诗歌试图引导读者脱离现实斗争，起着维护资产阶级君主政权的作用。也有些诗篇表现了作者的模糊的乌托邦幻想。1890年，他当选为意大利王国议会的参议员。卡尔杜齐的创作反映了民族复兴运动以后同君主政权妥协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情绪。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出现一个新的文学潮流——真实主义。真实主义受到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但实际上更接近于批判现实主义，是意大利具体的民族历史条件的产物。真实主义反映了封建秩序崩溃、资本主义关系胜利和巩固时期的意大利社会问题。它把注意力集中于当时阶级矛盾最尖锐、生活最贫困的地区，要求作家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在作品中毫不粉饰地予以再现，主张揭示人物与环境的联系；它以中下层人民为主人公，抨击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和残余的封建势力的罪恶，表达了破产的中小资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情绪。
路易吉·卡普安纳（1839…1915）是真实主义理论家、作家，和维尔加共同奠定了真实主义的理论基础。他把目光投向西西里农村和社会下层，在短篇小说和长篇《洛卡维迪纳侯爵》（1901）里展示出半封建的西西里农村的惊人贫困，农民对土地和劳动的热爱，外省生活的平庸空虚。他的作品有时流露出自然主义的倾向，企图通过人物的病态现象来研究社会环境，因而掩盖了阶级矛盾。
玛蒂尔德·塞拉奥（1856…1927）是一位多产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大都描写那不勒斯中下层市民的生活，抨击资本主义金钱势力造成社会邪恶，导致人们经济破产和道德堕落。萨尔瓦多·迪·贾柯莫（1860…1934）用那不勒斯方言写了许我诗歌、短篇小说和剧本，反映社会底层的水手、工人、艺人和儿童的苦难生活。上述两个作家都揭露了被资产阶级称为“安乐乡”的游览胜地那不勒斯的阴暗面。
格拉齐娅·黛莱达（1875…1936）以细腻的笔触描写撒丁岛农民和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