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的论述，科学地揭示了包括文学在内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所理解的不同，文学是反映社会存在的一种特殊意识形态，并积极影响着社会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揭示出作为上层建筑现象之一的文学，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又反过来对基础起着巨大的反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为文学的阶级性原理、文学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原理，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学的商品性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文学创作的敌对性原理。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使文学理论从此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光辉著作中，还直接论述和涉及许多文学问题。他们在文艺领域里的斗争，主要是为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在文艺中争取地位。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这是对革命作家的伟大号召，号召他们表现已经参加了五十年战斗的无产阶级。
二十世纪初，列宁在俄国革命实践中，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进入一个新阶段。列宁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他在文艺领域里进行的斗争，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创造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新文艺。他在1905年发表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是建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的纲领性文献。当时，包括文学书刊在内的出版物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日益突出，革命斗争要求无产阶级出版物更自觉地、公开地用党的思想教育人民，更有成效地促进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列宁提出了文学的党性原则，粉碎了资产阶级所标榜的“创作自由”，指出写作事业必须以党的思想为指针，为千百万劳动人民服务。
这一时期，无产阶级文学经过几十年的酝酿，积累了经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获得了重大成就。七、八十年代产生的巴黎公社文学，反映了法国无产阶级的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昂扬的斗争精神。著名的《国际歌》传遍世界，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巨大精神武器。在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文学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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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巴黎公社文学、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罗曼·罗兰
1870年的普法战争导致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灭亡。1871年巴黎工人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政府，成立巴黎公社，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专政。公社失败后，反动的资产阶级获得胜利，1875年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从八十年代起，法国劳动群众的境况日益恶化；手工业者、手艺匠、小企业主和小商人大批破产。政府高级官员中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巴拿马运河公司的贪污案件，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加剧。资产阶级政府对外加紧进行殖民掠夺，并准备对德国的复仇战争。九十年代发生了犹太族军官德莱福斯中尉被诬告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这一运动是当时法国民主力量和反民主力量之间的斗争的表现，它暴露了资产阶级共和政府的反动本质，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共和政府的仇恨心理。
法国工人运动在七十年代末有了新的进展。1879年，法国第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成立，提出社会主义的主张，并且通过由马克思、恩格斯、盖德和拉法格起草的党纲。但由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工人运动内部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如可能派、无政府工团主义，展开了长期、复杂、尖锐的斗争。九十年代以后，国际上的许多重大事件（第二国际的活动、1905年的俄国革命）都对法国工人运动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起过巨大的影响。
在左拉最后确立自然主义理论以前，在六十年代，爱德孟·龚古尔（1822…1896）和于勒·龚古尔（1830…1870）兄弟二人合写的《日尔米尼·拉赛德》（1865）已经是一本典型的自然主义小说。小说描写一个女仆的悲惨命运，但作者在这里特别感兴趣的是女主人公在爱情方面的变态心理，至于产生这种变态心理和反常事例的社会原因，则完全没有涉及。作者宣称要追求“民主主义”，并在观察下层社会生活时抱着所谓“严格的科学态度”，事实上，作品并没有提供下层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只是摄取了一些外表现象而已。自然主义丑化工人阶级，掩盖资产阶级剥削本质，把工人贫困的原因归结为工人本身的“罪恶”，在当时就起着反动的作用。
自然主义在诗歌方面的表现是六十年代开始形成的巴拿斯派。巴拿斯派宣扬艺术至上，不问政治；他们标榜创作“冷静的”、“客观的”、“无我”的诗，宣扬为艺术而艺术，单纯注重艺术形式，刻意追求造型美感。巴拿斯派的创始人是勒贡特·德·里尔。另一个重要代表诗人是洛赛·玛丽亚·德·爱雷狄亚（1842…1905）。
象征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运动，是1886年《费加罗日报》发表若望·莫雷亚斯（1856…1910）执笔的《象征主义宣言》时开始的，但是在这以前，象征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创作原则，在魏尔仑、兰波和马拉美等人的作品中已有具体的表现。魏尔仑把诗歌看作个人奥秘的感情和细微的感官的直接表现；兰波把诗歌看作对不可知的世界的一种神奇的认识手段；对于马拉美，诗歌则是为了揭示隐藏在一切事物背后的“理想世界”，即事物的“纯净”状态。他们都把客观世界看作主观世界的“象征”，发展了波德莱尔“宇宙是一座象征的森林”的神秘主义观点。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创作方法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没落。
八十年代末出现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文学。小说家保尔·布尔泽（1852…1936）认为必须以君主主义思想和天主教信仰来教育青年，才能复兴法兰西民族。莫里斯·巴莱斯（1862…1923）以宣扬颓废的个人主义的《自我崇拜》（1888…1891）三部曲开始他的创作。后来他成为“民族复兴”的鼓吹者，以沙文主义和专制主义来对抗民主共和的传统，并成为德莱福斯事件中反动阵营的领袖之一。他在第二个三部曲《民族精力小说》（1897…1903）里颂扬的一个富有精力的乐观主义者，实际上是信奉陕隘民族主义的典型人物。彼埃尔·洛蒂（1850…1923）是宣扬殖民主义的代表作家，他继承了消极浪漫主义的传统，在他的描写远方国家“原始状态”（即所谓异国情调）的小说中，贯穿着爱情、死亡、怜悯等“永恒”的主题；他力图使人相信生活在任何地带，人的命运总是不变的，这实际上是掩盖殖民主义者和当地居民之间的真实关系。同时，他以欧洲“文明人”的姿态去描写远方国家的“原始状态”，鼓励殖民主义扩张政策。
上述各种文学流派活跃的年代，在巴黎公社革命的影响下，产生了巴黎公社文学。巴黎公社文学同自然主义、象征主义以及反动文学尖锐地对立着，它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高涨，表现国际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发扬法国文学的优良传统，给文学为革命服务提供了光辉的范例。与此同时，一些进步作家也在努力接近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作品中用论战的形式对第三共和国政府展开尖锐的批判，法朗士和罗曼·罗兰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在反对各种消极、颓废、反动的文学流派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拉法格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保尔·拉法格（1842…1911）是法国社会主义政党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他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的理应用于文学评论，以作品写作时期的政治社会情况为基础，以阶级斗争为依据，将文学评论和当前革命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使文学评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左拉的〈金钱〉》（1891…1892）一文中，拉法格分析了自然主义的原则，指出自然主义作家仅仅对生活作最浮面的观察，不去探究产生现象的社会原因。因此，虽说他们达到了最大限度的外表的准确性，但是他们的作品中并没有生活的真实。他还严厉地谴责了自然主义作家对生活所采取的“纯科学”、超政治的态度，强调地指出艺术家的阶级立场的重要性。拉法格在批判左拉的自然主义倾向的时候，也对左拉作品中的批判现实主义特色作出了正确的评价，毫不犹豫地称左拉是“巨人”。在论都德的《萨弗》的文章（1886）中，他抨击了作者的低级趣味。《法国舞台上的达尔文主义》（1890）一文批判了都德的剧本《生存竞争》中弱肉强食的思想。
尽管法拉格的文学论著不多，其中有的文章，例如《雨果传说》（1885），甚至带有片面性，但总的说来，这些著作却标志着法国文学评论史上的一个新方向。
巴黎公社文学是巴黎公社革命的产物，是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新阶段。巴黎公社文学包括公社参加者在公社存在时期以及后来在流放和囚禁中所写的诗歌、小说和散文。
普法战争后期，法国人民爱国情绪空前高涨，其中的先进分子认为反对普鲁士的侵略必须同时反对法国资产阶级卖国贼，反对德法两国政府互相勾结，企图扼杀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阴谋。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在她的诗《和平示威》（1870）中，号召德法两国人民一起打击共同敌人——波拿巴和威廉一世。拉叔赛在《我们要兄弟般友好》（1871）一诗中，指出各国被压迫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需要“兄弟般友好”，共同反对各国专制制度。这些诗歌突破了狭隘的爱国主义，开始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
公社成立后，在文艺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改革工作。拥护公社革命的巴黎艺术家组成艺术家联合会，号召艺术家用文艺“阐明、反映当前的革命运动”。公社重视文艺教育工作，准备举行有关美学、文艺、哲学的报告会。这些文艺政策后来由于资产阶级军事进攻而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公社存在的七十二天，公社的战士们在紧急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写下了第一批公社诗歌和文章，发表在报刊上或印成传单，对当时的斗争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但是，这些作品中的绝大部分后来被反动的凡尔赛分子销毁了。
巴黎公社的许多优秀作品是在革命失败后二十年间创作的。许多诗人在诗歌中揭露了资产阶级镇压革命的滔天罪行。诗人特洛爱尔在《牺牲者和刽子手》一诗中，愤怒地谴责凡尔赛刽子手们在屠杀公社社员的时候，甚至把尚有一丝生气的老人和妇女踩在他们的铁蹄之下，指出他们是资产阶级雇来的暴徒、忠实走狗、野兽。鲍狄埃在《白色恐怖》（1871）一诗中，揭露了刽子手们占领巴黎之后，以整整八天的时间，用机关枪向人群射击的罪行。葛洛维斯·于格（1851…1907）的《狱中歌》（1873）揭露了“沙多里”集中营的集体屠杀，特务、警察对革命者所施的酷刑。这些诗歌充分表现了公社诗人对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刻骨仇恨。
公社革命的失败，促使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共和主义、阶级合作、空想社会主义等的影响，认识到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这种思想在巴黎公社的诗歌中有所反映，在诗人拉德米尔的《劳动者的觉醒》（1871）里更是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奴隶和农奴，工人或无产者，
你们创造了一切，却一无所有，
是打碎千百年统治枷锁的时候了，
要敢于要求，因为世界是属于你们的。
公社诗人意识到要推翻剥削制度，实现英特纳雄耐尔的伟大理想，必须通过国内革命战争而不是阶级合作，无产阶级要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好几个公社诗人都写过《国际歌》，歌颂英特纳雄耐尔。爱玛奴埃尔·特劳尔姆在他的《国际歌》（1871年10月）中写道：
既然剥削者在屠城之后
又想吞噬农村，
我们应当在国内战争中
结成工农联盟！
大家来吧，这是神圣的战争：
农民拥抱工人；
土地归耕者所有；
工厂属于劳动的人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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