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想吞噬农村，
我们应当在国内战争中
结成工农联盟！
大家来吧，这是神圣的战争：
农民拥抱工人；
土地归耕者所有；
工厂属于劳动的人们。
…………
伟大的英特纳雄耐尔，
前途万丈光芒。
尽管资产阶级血腥镇压了巴黎公社革命，但是，许多诗人对斗争前途仍然抱着必胜的信念。若望—巴蒂斯特·克莱曼（1836…1903）的《浴血的一周》（1871），在每一节里控诉了刽子手的罪行之后，都以民歌的叠句写道：
这不会长久，
这些坏日子总有过去的时候。
当心我们报仇，
所有的穷人都动手！
公社诗人认识到在敌人的胜利中蕴藏着失败，在革命的失败中蕴藏着胜利。诗人奥里维埃·苏埃特尔在《复活的巴黎公社》中写道，当资产阶级在花天酒地，夸耀战功的时候，人们已经听见他们背后掘墓人的脚步声。鲍狄埃预言，资产阶级“就是倾海洋之水，也难扑灭”人民革命的怒火。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不会终止的，人民高呼“巴黎公社万岁！”的时候已经来临！
公社作家在文艺理论方面也有所建树，其中以克莱曼的见解最为鲜明。他主张文学应当成为革命宣传的手段，反映人民要求的工具。他在《诗歌集》序言（1885）中写道：“我们希望民歌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中占有一个战斗岗位”，“诗歌要预示出社会发展的动向，并且为准备未来而斗争。”他认为必须赋予作品以鲜明的阶级色彩和强烈的阶级感情：“假如诗人自己没有感受过对刽子手的刻骨仇恨和对牺牲者的深切同情，那么就写不出好的作品。”同时他又指出：“要想写出真实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激动人心的诗句，必须深入到工人的贫困而劳苦的生活中去。要想用朴实的语言描绘出劳动人民的痛苦，反对资本主义的奴役，歌唱无产阶级的要求，必须深入工地、矿山和工厂。”这些革命的文艺观点和当时资产阶级的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流派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巴黎公社文学，特别是诗歌，真实地反映了巴黎公社的伟大斗争。公社最优秀的诗人深刻地揭示了当进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他们大胆地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未来的世界是英特纳雄耐尔。这些诗歌充分表现了法国无产阶级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昂扬的战斗精神。但是公社文学也反映了这次革命的不成熟性。公社不少作家来自其他的阶级和阶层，他们多少还带有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他们在诗歌中提出的英特纳雄耐尔的理想还带有一定的抽象性质。小说家瓦莱斯和克拉代尔的作品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路易丝·米歇尔也未能摆脱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巴黎公社诗歌具有强烈的宣传鼓动作用，作家往往运用对比的手法，在描写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残暴的同时，以激奋的语言表达了对于革命前途的信心，使他们的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和感染力量。公社诗人一般采用民歌的形式来写诗，许多诗配上群众所熟悉的曲调，可以演唱。
公社诗人中成就最大的是《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1816…1887）。他生于巴黎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在整个一生中他一直是一个穷人和无产者。”他早年加入工人运动，亲身参加1848年6月的巴黎工人起义，在工人群众歌手和贝朗瑞的影响下，开始诗歌创作。这些诗歌反映了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愿望和对恶劣的劳动条件的愤怒抗议（《消灭痛苦》，1848），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座“要拆除的老屋”（《老屋要拆除》，1848）。但是，从鲍狄埃这一时期写下的诗歌中也可以看出，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和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如《自由树》（1848）等。
1851年路易·拿破仑政变以后，鲍狄埃曾领导印花布行业的工人，组织工会，加入第一国际。在普法战争中，他参加了保卫巴黎的爱国斗争，写下《自卫吧，巴黎》（1870）、《1870年10月31日》（1870）等诗歌。巴黎公社成立时，鲍狄埃当选为公社委员，积极投身公社的军事和经济工作，负责领导工人协会联合会和艺术家联合会，制定并执行公社的革命文艺政策。他参加过保卫公社的街垒战，五月底革命失败，六月初他就写出不朽的《国际歌》（1871），十七年后，歌词由比利时出生的工人作曲家比尔·狄盖特（1884…1932）谱曲，从此传遍全世界，成为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战歌。公社的失败迫使鲍狄埃逃往英国和美国。在美国，他参加工人运动，帮助美国工人建立起第一个社会党；他研究科学社会主义，进一步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1876年，他写下三部长诗：《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工人党》和《巴黎公社》。在这些诗中，鲍狄埃分析了美国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揭露美国的进步是杀人的进步，美国的自由是虚伪的自由。诗人向无产阶级指出：巴黎公社的纲领就是劳动者的纲领，无产阶级只有把有闲阶级赶走，才能成为世界的主人（《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诗人从政治上全面分析了巴黎公社革命，肯定它的伟大意义，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要敌人投降，必须解除他们的武装”，“对豺狼虎豹仁慈，就等于犯下大罪。”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吃人的本质：“用一句话来概括：人肉的筵席；只有两个阵营：吃人的人和被吃的人！”（《巴黎公社》）1880年鲍狄埃回到法国，立即投入斗争。这时，工人运动中出现了机会主义——“可能主义”，即是为争取可能的改良而奋斗，它执行着“一个苏”的政策而根本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理想。鲍狄埃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派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捍卫了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他写道：无产阶级要“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武器”，“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烤烤火吧！用你自己的木柴》，1885）。在《巴黎公社烈士纪念碑》（1883）和《纪念1871年3月18日》（1887）两首诗中，诗人再次歌颂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对未来充满着信心：“我们会看见明天将要到来，而三月十八日就是明天的序曲。”1884年鲍狄埃的第一卷诗集《谁是疯子？》出版，1887年逝世前出版第二卷，题名《革命歌曲集》。
《国际歌》的中心思想是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彻底摧毁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实现国际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作者以热情磅礴的语言，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的伟大意义，主张打碎资产阶级国际机器，由无产阶级做天下的主人。
起来！全世界受罪的人！
起来！饥饿的囚徒！
真理像火山那样怒吼，
喷发出最后的烈火。
旧世界我们要彻底摧毁，
奴隶们起来呀起来！
世界要根本改变！
无地位的人要做主人！
《国际歌》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解放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什么上帝、圣皇和清官；劳动者全靠自己救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阶级关系，鲍狄埃也作了深刻的揭露：“政府的压迫，法律在欺诈，捐税将民脂民膏搜刮；豪富们没有任何义务，穷人的权利是句空话。”《国际歌》彻底地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要资本家把剥削得来的人民的“劳动成果”交还给人民，说“这不过是讨还宿债”。
《国际歌》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不同调和性，指出只有通过革命手段乃至武装斗争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对斗争的前途，诗中充满着无产阶级的乐观主义精神、国际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
…………
哪能让寄生虫安身。
吃我们肉的有多少人！
这些乌鸦和秃鹰，
一旦被消灭干净，
太阳永远放光明。
这是最后的斗争，
大家团结起来，
英特纳雄纳尔，
就是明天的人类。
列宁对《国际歌》及其作者作了高度的评价：“公社被镇压了……但是鲍狄埃的《国际歌》却把它的理想传遍了全世界，在今天这首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鲍狄埃是在贫困中死去的。但是，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
鲍狄埃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代言人。他的诗歌概括地反映了巴黎公社前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英特纳雄耐尔的伟大思想。这些诗歌诞生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烈火中，特别富于战斗性。鲍狄埃歌颂了伟大的公社和公社的英勇战士们，用诗歌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无产阶级要走巴黎公社走过的这条路，并坚信胜利的明天一定要来到。当然，作者还认识不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重要作用，对未来的歌颂有时也比较抽象。
鲍狄埃的诗歌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感染力甚强。诗歌风格庄严雄伟；艺术形式多样化，有歌曲、十四行诗、颂诗、讽刺诗等。这些诗歌吸取了民歌的特点，韵律丰富，便于歌唱。
鲍狄埃的著作，相当一部分已经被资产阶级反动派毁掉或失传，流传下来的只有一百多首诗歌，但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除鲍狄埃外，巴黎公社还拥有一些较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
女教师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以“蒙马特尔红色姑娘”的称号闻名于巴黎。她忘我地献身于公社事业，积极参加了保卫公社的浴血战斗。被捕后英勇不屈，在法庭上严厉谴责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反被判处终身流放。路易丝·米歇尔是个热情的富于牺牲精神的革命战士，但在理论上很不成熟。流放期间她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1880年大赦回国后一直参加无政府主义派别的活动，曾再次被捕入狱。她在监狱里和流放地写过许多诗歌，表达公社战士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如《红石竹花》、《囚徒之歌》等。她的散文著作《公社》和《回忆录》记述了她在巴黎公社革命中的经历，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茹尔·瓦莱斯（1832…1885）是公社的活动家，公社委员，《人民呼声报》主编。公社失败以后，他流亡到英国，1880年回国。1883年重新主办《人民呼声报》，向第三共和国作斗争。瓦莱斯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很深，轻视革命理论与革命政党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几乎一无所知，但他痛恨资本主义社会，文章尖锐泼辣，在巴黎人民中有相当广泛的影响。他最重要的作品是自传体小说《雅克·文特拉》三部曲：第一部《童年》（1878），第二部《中学毕业生》（1879），第三部《起义者》（1885）。三部曲描写了一个贫穷的知识分子从自发反抗到参加革命的过程。
巴黎公社最有才能的小说家是列昂·克拉代尔（1835…1892）。他的作品充满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愤怒抗议和对社会革命的坚定信仰。他的代表作《雅克·拉塔斯》（1931年出版）刻画了革命工人和公社战士的正面形象，并描写了以拉塔斯为代表的农民走向革命的过程。克拉代尔的其他著名作品还有《独眼》（1877）、《凯尔纳杰，旅途看守人》（1881）及短篇小说《复仇者》、《被诅咒的女人》等。
爱米尔·左拉（1841…1902）出生于一个工程师的家庭。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是在贫困中度过的。中学毕业后，他在巴黎一家运输公司当职员，后来又在书店工作，此后专门从事创作。
六十年代中期，左拉受到泰纳的决定论和克罗德·贝尔纳的遣传学说的影响，开始探索一种新的文艺创作理论，即自然主义。他认为小说不单是忠实地反映现实，而且要从所描写的事物中得出符合某种自然科学定理的结论。他说，小说类似化学实验室中对某种物质所作的试验，不过试验的对象是人。他认为小说家的积极作用，在于把人放在小说家依据事实创造出来的环境中，研究环境对人的影响；而对人具有决定意义的环境，则照例是受物理、化学、生物学和生理学的规律（例如遗传）的支配，而不受社会规律的支配。左拉还声称小说家只观察事实、研究事实而不下断语；小说家应该超越道德和政治。左拉这种理论显然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