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在自己半世纪以上的文学活动中创造了许多天才的作品”，主要是描写了1905年革命前的旧俄国，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并且拥有巨大的艺术力量，从而“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第一流的地位”。
列宁高度重视托尔斯泰，曾专门写过七篇文章，从“俄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的观点出发，分析和研究托尔斯泰的学说和作品，批判对托尔斯泰的各种错误论点；列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把托尔斯泰同俄国革命联系起来，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并指明，这面镜子恰恰反映了十九世纪下半期到二十世纪初俄国“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非常突出地晃示了俄国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威力，又充分体现了它的弱点和局限。
托尔斯泰生于图拉省亚斯纳亚·波良纳一个伯爵家庭，长大后承袭了爵位。1844年他进入喀山大学学习，接触到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开始对学校教育不满，三年后退学，回家经营田庄，并实行一些自由主义的改革。1852年他到高加索从军，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亲眼看到沙皇军事机构的腐败，对贵族社会表示厌恶。1856年退役回家，次年和1860年两次赴西欧旅行，探求俄国社会问题的答案。西欧的现实促使他同样地憎恶资本主义的“文明”。此后直到他八十二岁去世，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的庄园中度过，主要是从事创作，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农村改革，继续探索俄国社会的出路。
按世界观来说，托尔斯泰的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五十至七十年代是他创作的前期。1852年他发表第一部作品《童年》，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这部小说和后来的《少年》（1854）、《青年》（1857）合成自传性的三部曲，体现了他早期的思想探索。三部曲描写贵族少爷尼古连卡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尼古连卡一方面沾染了崇尚虚荣的恶习，接受了贵族阶级的一些偏见，另一方面也看到这个阶级的虚伪与自私。他从青年时期就开始洗涤自己的灵魂，追求“人生的真谛”。作品从道德的角度揭露贵族社会，同时却又美化地主庄园中的宗法关系。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也具有某些自传性成分。它描写青年地主聂赫留朵夫从“博爱”出发，为农民盖房子，实行减役减租，幻想用这类办法把农民从贫困中“拯救”出来，终因得不到农民的信任而失败。
反映克里米亚战争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1856）使托尔斯泰获得了声誉。他用俄国士兵的勇敢去对照贵族军官的腐败，以表现他对贵族社会的不满。但他对战争的性质缺乏正确理解，同时，他只是从贵族立场出发来赞扬士兵的爱国精神。
1855年末，托尔斯泰前往彼得堡，认识了《现代人》杂志的一些进步作家。1857年，他发表短篇小说《卢塞恩》。这是他根据旅行西欧时在瑞士风景区卢塞恩的见闻写成的。小说谴责了英国绅士们对一个流浪歌手的欺凌。作者认为，资产阶级的文明和理性都是虚伪的。但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全盘否定了资产阶级带来的进步。
从以上作品可以看出，托尔斯泰从创作活动一开始，就敏锐地注意到俄国社会里上层与下层、地主与农民、贫与富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他既对贵族阶级的寄生和腐朽表示不满，又憎恶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但是他幻想靠所谓的“世界精神”使人们“互相亲近”，使矛盾变为“无限的和谐”。正如他在《卢塞恩》中所说的：“我们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毫无错误的指导者”，那“就是深入我们内心的世界精神”。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围绕着农奴制问题的斗争日趋尖锐。托尔斯泰同革命民主派发生了严重分歧。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主张发动农民起义，推翻专制农奴制度。托尔斯泰反对这种革命观点。1860年，他同屠格涅夫一起退出了《现代人》杂志。但是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使他大为失望。他说，改革“除了许诺以外，别无他物”。他在担任地主和农民之间的调解人时，“对农民表现了特别的偏袒”，引起保守派贵族的“切齿痛恨”。1862年，他的家受到政府搜查。
改革以后，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在农村推行启蒙工作。因此，他在他的庄园中兴办小学，发行教育杂志《亚斯纳亚·波良纳》（1862…1863）。1863年他发表中篇小说《哥萨克》，描写贵族青年奥列宁抛弃城市的安乐去高加索从军，决心同哥萨克一起过朴素的山民生活。但不久他在同一个哥萨克姑娘的恋爱事件中暴露了他的自私本性，为山民们所鄙弃，只好重返城市。作者把山民生活理想化，希望贵族青年脱离上层社会，返回自然。这说明作者对贵族阶级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只好诉诸一种脱离现实的理想境界。奥列宁这个形象，同作者已往的自传性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体现了托尔斯泰对于俄国社会问题和贵族出路问题的痛苦探索。
1863年起，托尔斯泰停止办学，埋头于文学创作。六十和七十年代，他接连写出两部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1863…1869）和《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
《战争与和平》以1812年俄法战争为中心，从1805年彼得堡贵族沙龙谈论对拿破仑作战的事写起，中经俄奥联军同拿破仑部队之间的奥斯特里茨战役、1812年法军对俄国的入侵、鲍罗金诺会战、莫斯科大火、法军全线溃退，最后写到1820年十二月党人运动的酝酿为止。全书以包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个豪族作主线，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展现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家庭生活的无数画面；描绘了五百五十九个人物，上至皇帝、大臣、将帅、贵族，下至商人、士兵、农民；反映了各阶级和各阶层的思想情绪；提出了许多社会、哲学和道德问题。它又是一部歌颂人民战争的史诗。
小说揭露和谴责了宫廷官僚和上层贵族的腐败。在国家危难时期，他们照样寻欢作乐；“舞会仍旧在进行，还是同样演出法国戏。宫廷的兴致一如往昔，还是同样的争名夺利和钩心斗角。”书中对库拉金一家的丑行劣迹，特别是对库拉金的女儿爱伦的荒淫糜烂生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是托尔斯泰并没有否定整个贵族阶级。他竭力美化罗斯托夫一家那种温情脉脉的庄园贵族的“品德”和包尔康斯基一家那种忠贞为国的老贵族的“古风”。他还着意塑造了两个理想的贵族青年形象——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和彼尔·别祖霍夫。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出身名门，但他鄙视上层贵族的庸碌，决心成就自己的功名。他当库图佐夫的副官，作战英勇，后来受伤躺在奥斯特里茨战场上，仰望天空，领悟到大自然的宏伟和神秘，感到个人功名的渺小，产生了厌世思想。1812年战争时他又为爱国激情所推动，投入鲍罗金诺会战，身受重伤，临死前信仰了博爱主义。彼尔·别祖霍夫向往理想的道德生活，但是妻子爱伦的堕落和上流社会的腐朽使他痛苦绝望，他被共济会的博爱教义所吸引，从事慈善事业，在自己庄园里实行改革。在战争中，他同情人民的苦难，企图刺杀拿破仑，被俘后，受到浸透宿命论思想的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启示，形成了顺从天命、爱一切人的世界观。后来他和罗斯托夫家的娜塔莎结成美满幸福的家庭，从此更致力于宣扬博爱精神，但周围的社会现实仍然使他不满，最后他参加秘密团体的活动，接近了十二月党人式的判逆思想。作者通过这两个人物着重宣扬的是“为上帝而活着”、“爱一切人”的道德观念，他企图以此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同革命民主派抗衡；就连他用诗意笔调描绘的娜塔莎终于以贤妻良母为归宿这一情节，也是为了说明他反对革命民主派关于妇女解放的主张。这一切都表明作者仍然是站在贵族立场去寻求社会问题的答案的。
小说很注意描写人民群众，赞扬他们在抗击法军入侵时的爱国精神。奥斯特里茨战役中行伍出身的军官图欣指挥炮队英勇奋战，鲍罗金诺会战中士兵的高昂斗志，敌占区农民在游击战中的英雄行为等等，都被刻画得细致而生动。托尔斯泰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群众的情绪，而不是帝王将相。但他所理解的群众，只是一种顺从天意的、盲目的、“蜂群式”的力量。他这个看法集中地表现在他所塑造的宗法制农民卡拉塔耶夫的形象上。这个农民逆来顺受，一切听天由命，说：“人不是自己在生活，而是上帝在安排。”作者对这种落后农民的歌颂，正反映了他自己在后期大肆宣扬的“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
《安娜·卡列尼娜》的问世，是托尔斯泰的批判现实主义新发展的标志，也是他的世界观矛盾的更集中的表现。起初，他只打算写一部家庭生活小说，叙述一个已婚女子的不贞和由此产生的悲剧。但七十年代俄国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冲击着许多阶级和阶层，造成社会的大动荡。这引起作者的注意，促使他大大扩充了原来的构思，引进了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提出很多迫切的社会问题。列宁曾经引用托尔斯泰借列文之口说出的一句话：“现在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列宁认为，“对于1861…1905年这个时期，很难想象得出比这更恰当的说明了。”列宁并且解释道，那“翻了一个身”的东西，就是农奴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整个“旧秩序”，而那“刚刚开始安排”的东西，却是托尔斯泰极不愿意看到的资产阶级制度。应该说，这一切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小说是由两条平行而又互相联系的线索构成的。一条是贵族妇女安娜，她由于对她的丈夫、大官僚卡列宁不满，爱上了花花公子渥伦斯基，并和他同居，她的行为遭到贵族社会的鄙弃，后来她又受到渥伦斯基的冷遇，终于在痛苦和绝望中卧轨自杀。围绕着安娜对爱情的追求，作者对上流社会、官僚贵族作了暴露性的勾画。另一条线索是外省地主列文和贵族小姐吉提的恋爱、波折、终成眷属的故事。作者通过列文对事业和生活道路的探索，广泛描写了农奴制改革后的地主、农民、新兴资产者、商人阶层。
安娜是一个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人物。她不愿过互相欺骗、没有爱情的家庭生活。她为了自己的幸福离家出走，但是为上流社会的虚伪道德观所不容。忠于封建操守和追求个人幸福这两种思想，在她心里形成激烈的冲突。结果她在“一切全是虚伪”的慨叹中，在“上帝，饶恕我的一切”的哀号中死去。安娜的悲剧既是对封建贵族社会的暴露和抗议，也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
作者对安娜的态度是双重的。他一方面同情她的不幸，揭露那逼死她的贵族社会的荒淫和虚伪；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安娜是为“情欲”所支配，破坏了家庭的和谐，也毁灭了她自己。在托尔斯泰看来，家庭关系是宗法制度的基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夫妻相爱，长幼相亲，才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幸福。正因为安娜追求个人幸福而使家庭成员蒙受牺牲，从而违反了“爱”的教义，作者才让她饱受折磨，并使这一形象蒙上一层罪人的色彩。他引用《新约·罗马人书》中的两句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作为全书的题词，也透露了他对安娜的基本看法。他认为安娜应当受谴责，但是上流社会比她更坏，根本不配惩罚她，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裁判者。托尔斯泰借安娜的悲剧无情地撕破了上层贵族道貌岸然的假面具，同时却又鼓吹“爱的宗教”、禁欲主义和“向上帝呼吁”，这恰恰暴露了他的世界观中的矛盾。
列文体现了托尔斯泰的理想，代表他这一时期的思想特点。列文是一个死抱住宗法制不放的贵族地主，他赞扬自给自足的农村，憎恨都市文明，看不起那些“用二十个戈比就可以买到的”资产者，反对地主采用西欧方式经营田庄。但他又不能不看到俄国农奴制崩溃、资本主义成长的事实。为了挽救贵族地主的没落，他实行农事改革，把自己的庄园当作使俄国避免资本主义的试验场。他主张地主参加部分劳动，农民参加部分管理，以诱使农民更多地干活。照他的说法，这样“农民好一些，我们的利益也就多一些”，也就能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但他的改革还是失败了。他感到绝望，只好在“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