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的改革还是失败了。他感到绝望，只好在“博爱”和“善”之类的“上帝的法则”中寻求精神平静，终于皈依宗教，鼓吹无为主义和“不以暴力抗恶”。从列文的形象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后期的某些宗法制农民观念这时已开始形成。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是托尔斯泰创作后期的起点。这时，俄国的阶级斗争又趋激烈。农民在“解放”中本来就遭受了一连串的掠夺，濒于破产，现在又遇上连年歉收，成千上万人死于饥饿与瘟疯。农民被迫奋起抗争。1879年农民暴动席卷欧俄二十九省。1880年又增加到三十四省；同时，年轻的无产阶级也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剥削了。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相汇合，再一次形成革命形势，唤起了托尔斯泰的注意。他在1878年就感到，民粹派薇拉·查苏里奇刺杀彼得堡总督事件是“革命的先兆”。他本人也加紧社会活动，遍访大教堂、修道院，同主教、神甫谈话，出席法庭陪审，参观监狱和新兵收容所，调查城市贫民区等，这一切使他更加认清专制制度和剥削阶级的腐朽，引起了他的世界观的剧变。他在《忏悔录》（1879…1881）里说：“1881年这个时期，对我来说，乃是从内心上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观的一段最为紧张炽热的时期”，又在日记中写道：“我弃绝了我那个阶级的生活。”列宁对托尔斯泰的变化作了概括：“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急剧的破坏，加强了他对周围事物的注意，加深了他对这一切的兴趣，使他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了变化。就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来说，托尔斯泰是属于俄国上层地主贵族的，但是他抛弃了这个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转到宗法制农民的观点上来。
托尔斯泰转变后的世界观仍然包含着显著的矛盾，既有强有力的一面，又有极软弱的一面。强有力的方面是，“他在自己的晚期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达到“撕下了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成为一个“强烈的抗议者、激愤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他反映了1861到1905年这个时代的俄国社会情况；反映了当时广大被压迫群众的情绪、他们的生活和痛苦、他们的愤怒和自发的反抗；他“对土地私有制的毅然决然的反对，表达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农民群众的心理”。而托尔斯泰的软弱方面，则是他狂热地鼓吹“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博爱”等托尔斯泰主义的反动学说。
托尔斯泰世界观中的这种矛盾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矛盾，而是体现着千百万俄国农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形成的一个思想体系。他们由于“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年的加速破产，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拼命的决心。要求铲除官办的教会，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和占有制度，扫清土地，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但另一方面，农民又是在旧制度下生活和教养出来的，“他们在吃母亲的奶的时候就吸取了这个制度的原则、习惯、传统和信仰”，他们习惯于“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来对待社会问题，结果他们大多数人斗争不够坚决，甚至只会祈祷和哭泣。托尔斯泰的学说综合了宗法制农民的观点，“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群的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有力的方面。”所以列宁指出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并且号召俄国人民研究托尔斯泰的作品，以便更好地认识敌人和看清自身的弱点。
托尔斯泰在《忏悔录》、论文《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办？》（1886）及《宗教神学批判》（1880）中，在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和《教育的果实》（1886…1889）中，都表达了他转变以后的观点。
最充分地反映托尔斯泰后期世界观矛盾的，要算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他起初的构思是以一件诉讼案为基础，写一本道德教诲小说。但在十年创作过程中，他数易其稿，主题前后迥异，最后写成一本表现尖锐的阶级对立、政治意义很强的社会问题小说。它对俄国旧社会的揭露和批判空前激烈，而对托尔斯泰主义的宣传也异常集中。可以说，这部书是托尔斯泰世界观和创作的总结。
《复活》写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诱奸了农奴少女卡秋莎·玛丝洛娃，随后遗弃了她，使她备受凌辱，沦为娼妓，最后又被诬告犯杀人罪而下狱，并判处流放西伯利亚。聂赫留朵夫作为陪审员在法庭上与她重新见面，受到良心谴责，决定赎罪，为她奔走伸冤，上诉失败后又陪她去流放。他的行为感动了玛丝洛娃，使她重又爱他。但她为了不损害他的名誉地位，终于同一个“革命者”结婚。通过这些情节，作者反映了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刻画了各个阶级的人物。
小说揭露了法庭、监狱和政权机关的黑暗，以及官吏的昏庸残暴和法律的反动。在堂皇的法庭上，一群执法者各有各的心事，随随便便将玛丝洛娃判刑。接着，在主人公上诉的过程中，作者又进一步鞭挞了高官显宦：国务大臣是个吸血鬼，枢密官是蹂躏波兰人的罪魁，要塞司令双手沾满起义农民的鲜血，副省长经常以鞭打犯人取乐。托尔斯泰愤怒地控诉道：人吃人并不是从原始森林里开始，而是在各部会、各衙门里开始的。他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法院的阶级实质：“法院无非是一种行政工具，用来维护对我们阶级有利的现行制度罢了。”
小说又撕下了官办教会的“慈善”面纱。神甫们貌似正经，实际是为了多捞得“一笔收入”。狱中做礼拜的场面令人毛骨悚然，“饶恕我！”的祈祷声竟和囚犯的镣铐声响成一片。至于神甫把碎面包浸在酒里充当上帝的肉和血，叫犯人吃喝以“清洗罪恶”，更是一种公开的欺骗。作者激愤地揭发，专制政府残人民的暴行是直接得到教会支持的，教会不过是沙皇的另一种统治工具。因此，不但书中的这类描写被审查机关砍掉了许多，而且作者本人也被开除了教籍。
本书比托尔斯泰过去的任何作品都更为深刻地指明了农民贫困的根源是地主土地占有制。农村满目荒凉，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唯一能够养活他们的土地，却被地主从他们手里夺去了。因此，作者代表俄国农民发出沉痛的呼吁：土地不能成为任何人的财产，它跟水、空气、阳光一样，不能买卖，凡是土地给予人类的种种好处，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享受权。此外，小说对资本主义给农民造成的祸害也作了揭发批判。
列宁指出：“托尔斯泰的批判所以有这样强烈的感情，这样的热情，这样有说服力，这样的新鲜、诚恳并有这样‘追根究底’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是大无畏精神，是因为他的批判真正表现了千百万农民的观点的转变，这些农民刚刚摆脱农奴制度获得了自由，就发现这种自由不过意味着破产、饿死和城市“底层”的流浪生活等等新灾难罢了。”《复活》的力量的主要来源也就在这里。
同时，小说里也有许多糟粕。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通过“忏悔”和“宽恕”，走向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复活”，使“人性”由丧失到复归；在这里，作者露骨地宣扬了他的人性论、“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爱的宗教”等麻醉人民、瓦解斗志、取消革命的“托尔斯泰主义”毒素。在小说结尾，他甚至干脆搬出《福音书》来宣传“爱仇敌，帮助敌人，为仇敌效劳”的反动教义。此外，书中对革命和革命者形象都作了严重歪曲。
1905年前夕，托尔斯泰写了短篇小说《舞会以后》（1903）和中篇历史小说《哈吉穆拉特》（1904），抨击沙皇军队和政府的暴虐专制。1905年革命后，他既否定这次革命，又反对斯托雷平反动派对革命者的镇压。晚年，他千方百计要摆脱贵族的特权生活，放弃私有财产，终于在俄历1910年10月28日夜弃家出走，11月7日病逝在一个小火车站上。
托尔斯泰继承了俄国和西欧批判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并善于创新，而不墨守惯常的艺术格式。他的长篇小说包含着丰富的生活内容，涉及大量哲理、道德、宗教和历史问题，艺术表现领域极为广阔。他擅长深刻细致的心理描写，尤其善于刻画人物思想感情的产生和变化，使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他的语言精确、鲜明，能够表达事物的特征和本质。但是，有时托尔斯泰的反动说教损害了他的艺术形象和作品结构。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生于小商人家庭。1884年他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开始行医，广泛接触社会生活。1890年，他到库页岛考察苦役犯和当地居民的境况，对俄国的黑暗现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后他长期居住在乡村，并和高尔基建立了友谊。契诃夫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渴望新的生活，但常常流露出对社会现象迷惑不解的感伤情绪。
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共470多篇，其中大都是短篇。《小公务员之死》（1883）、《变色龙》（1884）和《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表面上写的是日常生活中无伤大雅的笑话，实际却嘲笑了专制警察制度和小市民的奴性心理。《苦恼》（1886）、《万卡》（1886）反映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对“小人物”的悲愁寄予同情。《苦恼》写一个马车夫在儿子死后几次找人谈心，但无人理睬，只好向他的老马倾诉衷肠。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他通过马车夫小小的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故事，控诉了彼得堡社会的冷漠无情，小说弥漫着浓厚的阴郁和伤感的气氛。
八十年代末，俄国社会日益黑暗，契诃夫的小说更加严峻深沉，对生活的描绘也更广泛。中篇小说《第六病室》（1892）写一个发生在外省医院里的故事。医师拉京不满于这所医院的紊乱，但又认为个人无能为力，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消极态度。一次他巡视精神病患者所住的第六病室，结识了因反抗专制压迫而被关进来的知识青年格罗莫夫，和他谈得很投机。因此，拉京也被当作精神病人关了起来，受到医院看门人的毒打。这时拉京才认识到“不以暴力抗恶”是错误的，但第二天他就中风死去。阴森恐怖的第六病室可以说是专制俄国的缩影。作者鞭笞了知识分子的苟且偷安，批评了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带阁楼的房子》（1896）通过一个画家的恋爱悲剧，批判了民粹派的“小事”论，但作品中笼罩着浓郁的哀愁情调。
这个时期，契诃夫对知识分子的庸俗猥琐的生活也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姚力奇》（1898）叙说青年医生姚内奇到外省行医，和当地知识分子屠尔金一家相交往。这一家人把一切都安排得似乎美满得体，丈夫、妻子、女儿各有自己的“艺术天才”，经常有客人来欣赏他们的表演。但无论是主人自我陶醉的表演，还是客人附庸风雅的爱好，都只为了掩饰他们的空虚无聊。作者用精巧的性格描写，揭示了姚内奇从一个有朝气的平民知识分子堕落为毫无理想、对平庸生活心满意足的资产阶级奴仆的过程。《套中人》（1898）写一个小城的中学古希腊文教员别里柯夫，他在晴天也穿着雨鞋，带着雨伞出门，习惯于把一切日常用具装在套子里面。他与世隔绝，好比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却喜欢到处告密，长期危害了这个小城居民的自由，小城的生活因而变得死气沉沉。他也想到结婚，但害怕“生出什么事来”，久久不敢向女方求婚，后来看见她竟骑自行车上街，认为太不体面，因此和她哥哥争吵，从楼梯上被推下来，不久即死去。在专制制度濒临崩溃的年代，作者痛感改变俄国现状的必要，塑造了别里柯夫这一典型。他是官方制度的维护者，告密的小人，“他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一切新事物，害怕一切超出平凡庸俗的生活常轨以外的东西。”作者认为，知识分子的猥琐生活同样是一种“套子”，它窒息了他们的创造精神。
契诃夫对农民问题也很关心，在中篇小说《农民》（1897）和《在峡谷里》（1900）中，描写了农民的贫困生活和资本主义在农村的渗透，但他笔下的农民都很软弱，缺乏反抗精神。
契诃夫写了许多剧本。他的独幕剧带有通俗笑剧的特点，主要通过日常生活中喜剧性的事件嘲笑小市民和地主的鄙俗无耻，其中较有名的是《蠢货》（1888）和《求婚》（1889）。
契诃夫的多幕剧的主人公大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