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使命》一文并没有像批评者所提出的那种政治原则性的错误。揭示社会问题也仍是文学的功能之一。周扬同志在讲到《重要使命》一文中所谈到的目前存在的不正之风，诸如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等，十分激动。他痛心地说：“官僚主义不反怎么得了，那是要亡党亡国的！”说着他又泪流如注。我们几个人为他的激动担心。我想，他这时的心情，和他对那个留学生谈话时的心情是相同的，他为我们国家染上痼疾难去而个人又无能为力感到痛苦。
具有社会责任感却又自觉没有力量完成这个任务，这是近年来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共同苦恼。而周扬同志的苦恼似乎不止于此，他似乎比别人还多出一层，那就是在他对那个留学生说的最后那句话透露出来的，他感到了那种可能面对“身不由己”状况的痛苦。为什么他会有这样一层忧虑？我曾想过很久。我觉得由于他长期习惯于被承认、被肯定，和人们长期“团结一致”的地位，现在他到了预感自己可能与某些同事不能再保持“一致”，这使他惶恐、痛苦。
后来发生的有些事情，似乎多多少少印证了他的思虑。他在1983年之后的情况，有时也听人说起。我从1980年在上海见到过他之后有好几年没再见到他。对于他在这一段时期的情况我没有资格多说。但是我能够想象他在那种情况下思想感情上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而又不能解脱的痛苦心情。他自信自己坚持了真理，他不能走回头路，但对于有些人对他的指责又不能处之泰然。希望两全而不能，这种痛苦，与其说是来自外界的压力，不如说更多地是出于自己内心的矛盾，在传统的服从的习惯与觉悟的理性认识之间展开了无休止的斗争。就在压力最大的时候，他在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授奖大会上做了题为《要有“艺术家勇气”》的讲话。他说：“真正的艺术家勇气”是很可贵的，很不容易做到的，为什么文学创作落在生活的后面呢，原因之一，就是调动作家、艺术家的积极性还不够。有时候还挫伤这种积极性。这话现在看来平常，但在彼时彼地，他做这样的发言是一种表态，也是一次真正的反省。尽管做了这样的公开表态，周扬同志仍然没有克服内心的矛盾。这种斗争在周扬同志身上没有结果，因为斗争的两个方面谁也压不倒谁，终于导致了他精神上的崩溃。这个悲剧不是周扬同志一个人的，不少人，不仅是周扬同志的同代人，也包括我们这一代当中的有些人，都经历过这种思想斗争，只是在有些人身上这个方面得胜，在另些人身上那个方面占了上风。然而，即使是后一方面占了统治地位，前一方面的阴影仍会时时浮现。因此，自以为甩掉了传统习惯约束的人，也常常会发现那些约束已化为自己血肉的组成部分，很难彻底剜除。这正像缠过的足被放开之后；虽则行走起来要比“三寸金莲”方便多了，但是，被折断的脚骨再也不可能恢复到天然状态，哪怕就是刚刚缠过不久就被解放了的。在这一点上，思想上未被斫伤过的青年一代要比我们幸运得多。
1985年10月，我和沈宁两人又去医院看他。那天苏灵扬同志不在，只有一位特别护士在旁。周扬同志插着鼻饲正在打鼾沉睡，这已经不是熟睡，而是昏睡。沈宁与我和上次一样分立床的两旁，默默地注视着浮肿的周扬同志。特别护士想为我们摇醒他，我们连忙摇手制止，我们甚至害怕回答的声音惊醒他。我们向特别护士要了一个瓶子，灌满了水，插好带来的鲜花恭敬地放在他的床头……
1986年10月
第二部分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冰心印象第14节 童心不泯（1）
——记吴强
吴强同志逝世马上就一年了，日子过得很慢又很快。年来气候多变，今年夏日苦热，入了冬气温又冷热失常，令人烦躁，日子显得沉闷而漫长。回首一年前的事，似乎已经十分遥远。不过某些事件某些场面有时想起来却又非常清晰，好像不过发生于昨天。吴强同志从生病、去世到开追悼会的过程，今天回想，历历如在眼前。
吴强同志发病突然，去世也突然。他原是个健壮而乐观的老人。1989年底，他准备去美国探望女儿。动身之前，几位朋友还提前给他做了八十岁生日。寿筵极其简单，一切都是按照他的意愿办的。席间他兴致极高。他离国不久，《文汇月刊》刊出他介绍自己养生之道的散文《并非秘诀》。谁知在他文章发表之时，他的健康情况就急转直下了。
他到了美国好久之后，才写来第一封短信，说他直到写信时，时差仍未调整过来，出游写作都不便，只觉疲倦。当时我有些奇怪，他多次去欧美大陆，从未听说他的时差反应如此严重。后来接到他三女儿模模自巴尔的摩打来的长途电话，说他有小中风的迹象，必须将他尽快送回上海。她和我商量搭乘哪一班机为好？几位朋友一致认为应在香港中转，因为在香港有可以相托的朋友。谁知出去时还是一个步履矫健的人，回上海下飞机时已经半身不遂、语言发生严重障碍。原来他的病并不是小中风，而是恶性脑瘤，而且已经到了晚期。从此病情迅速恶化，很快连意识也丧失了。回来后只四十天，他就溘然而逝了。
近几年，好几位前辈先后跨过了人生的最后大限。我常常为那些走得快、痛苦过程短的长者感到庆幸。当然，死者的亲人则可能由于缺乏思想准备而更加难以接受。吴强同志的夫人尹卜甄同志和他在海外的女儿们，就至今还没有从那种意外的感觉中走出来。其实，靠输液、鼻饲，一躺几年，慢慢将生命耗尽，对本人对家属都更残忍。
吴强同志活着是个痛快人，走也走得爽气。
吴强同志去世时，虽已进入春天，但仍春寒料峭。开追悼会那天似乎有风又有雨。天气不好，人们的心情也不好。再加上吴强同志的战友、同事、朋友大多年事已高，能有多少人来参加追悼会？很难预料。然而，那天，挽联、花篮、花圈和到场的人出乎意料地多。不但他在部队时期的老战友来了，文化界的朋友也来了；不但一些年过古稀、平日已经很少在各种场合露面的老人来了，而且，来得更多的是他的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老部下和年轻的忘年之交。追悼者从大厅一直排到厅外的院子里。看到其中有那么多年轻的脸，令人感到温暖。一位革命者、一位老作家在当年立过功勋、作出过贡献固然值得后来人纪念；但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不止步于过去的贡献，而能与时代同步前进，则更值得人敬重。观测一个人是否还能继续前进，他与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只有能够理解年轻人的思想、感情、兴趣、爱好，并承认他们的某些优势的人，才能和他们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受他们欢迎，被他们接纳。在葬礼上，可以看到吴强同志得到了几代人的敬意。他静静地躺在那里，穿着时髦的西装，结着鲜艳的领带，戴着他心爱的法兰西帽子。我想他如有知，看到这个场面，一定会发出朗朗的笑声，得意地说：“唔，还不错嘛，谢谢大家。”
我是在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之后认识他的。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性格开朗，洒脱，平易近人，爱开玩笑，没有一点架子，好像也缺乏像他那样级别的干部所应有的城府。由于当时在他的主持下盖了一个俱乐部，所以在运动中以铺张浪费的罪名，从南京军区文化部长的职位上被撤了下来，转业来到上海。这桩公案在当时相当轰动，华东各报都有长篇报道。在他来上海报到之前，陈老总（陈毅将军）曾和夏衍同志谈过他，交代说：吴强是匹烈马，很能干，但要驾驭得好，驾驭不好也会出毛病。他要夏公对他“严加管教”。从口气中就听得出，他对吴强同志既了解，又爱护。吴强被降职先是安排到华东文化部艺术处任副处长。我就是在他处于这种情况时第一次见到他的。我本以为这位刚刚下台的部长一定面色阴沉，心情沮丧。没想到他竟是声音琅琅、笑容满面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他大大咧咧，见人自然熟，对我们这帮“小鬼”尤其亲切。大家不免感到惊奇。
有时初次见面中所得到的印象非常重要也很准确。当然，这仅仅是对很本色的人而言。吴强同志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容易接近、富有人情味，同时对逆境、对厄运、对磨难持豁达态度。
当年，在华东局及市委机关里，我们这帮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小鬼”不是太容易对付的。这帮“小鬼”对各级领导都敢评头论足，哪怕对陈老总、饶政委（饶漱石）。宣传部里有几位更可称得上是伶牙俐齿。尽管当年进了机关首先就反复接受组织纪律教育，机关对我们工作要求也严格。但是这批学生兵都是通过反蒋民主运动走进革命队伍来的，因此和久经部队生活锻炼的干部不一样，工作态度固然认真，但却有着独立思想和自己的判断。对有的没本事而喜欢乱发号施令的领导就曾发生过顶得她痛哭不止的事，对于爱摆虚架子的领导有时也会公然流露出不屑之色。当时上下级之间的接触不限止于工作上。由于大家都拿供给制，都集中住宿舍，连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看电影或者跳舞也都是集体活动，因此谁对谁都隐瞒不了什么。彼此看得清清楚楚，包括那些领导同志的家庭生活。所以，一位领导干部要赢得“小鬼”们的尊敬，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吴强同志转业到华东文化部后不久，就调到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任副处长，很快就得到了我们的信任。他在工作上雷厉风行，颇有“部长”余风。对文艺界那些纠缠不清的矛盾，特别是对于个别的扛着大旗推销自己，甚至以此谋取权位的人和事，他敢于拿出意见，敢于作决断。当然，他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并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看法是对的。他在工作之外与下级相处，显得豪爽大度。他对青年人并无恶意的玩笑也不以为忤。我当年就做过这种“恶作剧”。他那时不过四十岁刚过，但已经腆起了不小的肚子。五短身材，鼓鼓的肚子，特别是每当开会坐得时间较长的时候，他就会不断地“搬动”肚子调整姿势。我们觉得十分滑稽，常常窃笑出声，背地里还模仿他“搬动”的动作。大家认为以我模仿得最为“精彩”，那大概是因为我不仅学得比较像，而且带有夸张。这件事后来被他发现了，他并没有认为这是取笑他而恼怒，只笑嘻嘻地挥挥手说我们“好调皮”！他懂得幽默、调侃，以及包含于其中的善意。而能够接受青年人的调侃是需要具有开阔的胸襟的。
他的豪爽的性格还表现在他对金钱的态度上。和有些嘴里把钱说成是“万恶之源”，实际上视钱如命的人相反，他并不拒绝钱，但他也并不把钱看得那么重，不为其所累。当时大家都是供给制，如果没有额外的收入，我们这类“小鬼”每月只有两斤猪肉钱的津贴费。而当时惟一可能得到的额外收入只有稿费，所以稍有稿费收入的同志就是大家心目中的“富翁”。吴强同志有了稿费喜欢请客。他不但请我们下小馆子（当时可没有那么多大宾馆可以去），他后来在无锡太湖疗养院写《红日》时，还请我们老老小小四个女同志到无锡去玩过一趟呢。这些都是兴之所至的小事，到他真的有了一笔数目的钱的时候，他立即去帮助当时需要钱的朋友。《红日》出版，旗开得胜，他拿到第一笔版税，就为一位没有钢琴的作曲家买了一架钢琴，还为他的挚友收藏家徐平羽同志买了一幅他心爱的画。他得知周围的同志遇到困难也主动解囊相助。后来《红日》版税不断增加，他索性将所有版税全部交了党费。这种做法在当时也不多见，但他并没为此得到谁说一声好，政治运动来时照旧挨打不误。
他对自己也不吝啬，或许可以说他喜欢享受。我觉得享受也不一定是个坏字眼。好逸恶劳、贪图不劳而获的享受固然为人所不齿，但用劳动所得来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并不像那些伪君子所指责的那样是坏事。崇尚节俭固然是一种美德，但正当的消费则常常是一个人对于未来具有信心和富于生活情趣的表现。早在五十年代，吴强同志就开始注意自己装束了。那时，大家一律穿人民装或列宁装，可他已悄悄地从鞋上显示个性了。当我们看到他脚上的新变化时，曾当面取笑他。他不但不生气，还自鸣得意。自从他开始以作家身份出国访问后，他就常常穿西装，戴法兰西帽子，而且佩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