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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爱穿，他还爱玩，爱跳舞、爱打弹子、爱下围棋。他对于玩，也和对工作、对写作一样，玩得认真，玩得身心投入，玩得充满自信。我不会跳舞，就我这外行看来，他的舞艺并不高明，但他有机会必跳。为了打弹子，在大会上他曾挨过陈老总的批评。打弹子可能是让人一着手就会入迷的活动。当时不只他一个领导干部在文化俱乐部弹子房流连忘返。陈老总曾声色俱厉地批评：如果那么喜欢打弹子，那就别当干部，干脆到文化俱乐部看台子、捡球去好了。看来吴强同志是服贴陈老总的，尽管听说他球艺不错，此后也不再迷恋打弹子了。到了晚年，围棋成了他惟一的爱好和最大的安慰。特别是离休之后，他担任上海文化界围棋协会会长，更热心于围棋比赛，也常常以此自诩。但他越是讲得热闹，我越有一种落漠之感。对于一个忙碌了大半生的人，将业余爱好变成生活的主要内容，我想并不是件很容易习惯的事。
尽管他平时待人接物平易近人，力求自己能够达到举止文雅、风度潇洒，但他未能摆脱长期军旅生活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在他说话时，不时仍会不自觉地流露出命令式的口吻。我接触到的军队干部不多，但我发现文工团员之外的干部，包括高级将领几乎都经常流露这种命令式口气。这大概是由于长年指挥战斗，只能以简捷、急迫、不容争辩的方式下达命令留下的习惯，就像他们额头上留下的久久难消的军帽压痕一样。吴强同志对于这种习惯并未留意克制，常常任其自然流露。那种口气常常令不熟悉的人感到不舒服，甚至引起有些人的反感。连我的在四岁时就向我弟弟宣布“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的小侄子，也因为吴强同志对他说话时口气生硬，态度“居高临下”，而对这位公公不感兴趣。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为此也吃过不少苦头，造反派给他栽上了一个“恶霸作风”的罪名。
办事有魄力，对不以为然的人和事不留情面，心无城府，喜怒形诸颜色，作风上又不拘小节，他后半世的坎坷大概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他调来上海之后，政治运动就一个接着一个：反胡风、反右、反右倾等等。文艺界，学术界，各级干部，随着一次次运动，身不由己地越来越多地卷了进去，并且分成整人的和挨整的两大类，有幸置身事外的是极少数。最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运动则波及全民，几乎无人可以幸免。吴强同志比文艺界大多数人早了一步，从“三反五反”就开始遭难，此后历次运动，吴强同志虽曾有过在整人与挨整之间徘徊的情况，但都为时不久，很快就被打入挨整的行列。这些运动一次比一次范围大，一次比一次来势猛，然而给我震动最大的还是反胡风运动。这可能是由于反胡风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的政治运动的缘故。在此之前的“三反五反运动”对我所在的机关影响不是很大。反胡风运动固然没有直接牵连到我，我当时不过刚刚踏入文学界，与胡风等人素无瓜葛。但当时我却受到另一案件，即潘汉年案件的牵连。这事在此就不多说了。
第二部分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冰心印象第15节 童心不泯（2）
同时，在这次运动中，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周围熟人所受到的种种冲击。他们的遭遇和运动的发展过程都让我感到惊心动魄。此后各次运动中惯用的隔离、监禁、抄家等等手段，在这场运动中都已启用。与“文化大革命”中相比，大概只差了游斗和“打、砸、抢”。我没赶上反AB团、延安整风审干和三查三整，由于第一次见到这种阵势，因而留下的印象格外深刻。从1954年胡风思想批判直到1955年春反胡风运动开始，吴强同志还是反胡风领导小组的成员。随着由毛泽东同志加批语的胡风“集团”成员信件的一批一批发表，我看到周围同志一批批地倒了下来。在我所熟悉的同志内，首先倒下的是王元化同志。接连着就是吴强和徐平羽同志。谁一被宣布接受审查，立即抄家抄办公室。在被抄的办公室内，只见各个橱柜以及书桌的抽屉尽被打开，纸张狼藉，那种场面真令人胆战心惊。特别令人感到难以容忍的是，有些检抄者还以抄得被抄者的某些私人信件的内容当笑料。对抄家这种封建做法致使一个人的尊严毁尽所引起的那种恐怖而无助的感觉，则在以后每次目睹同“牛棚”的人被抄或亲身经受时都更为增强。此后不久，随着一批批胡风材料的公布，倒下来的人迅速增加。只要公布的材料里出现了谁的名字，谁就成为隐藏的敌人，应声而倒，有如核物理中的“链式反应”。
当时，哪怕只是在胡风的信和日记中出现××来信或××来访的字样，此人即无法幸免。吴强同志和徐平羽同志就是这样被株连的。吴强同志头几天还在胡风专案组办公，还去处理“胡风集团”上海“骨干分子”的事呢，徐平羽同志当时正准备率越剧团去民主德国，但他们的名字在材料上一出现，立即滚出了专案组接受审查，一夜之间便由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徐平羽同志的情况则更为严重了，他和王元化同志一样被隔离。他们两位在隔离期间都表现出了令人尊敬的勇气。特别是王元化同志宁肯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也拒绝以承认“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性质为交换条件，来争取从宽处理的建议。他保持了知识分子的尊严，赢得了人们的敬重。当然，为此他们都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人认为吴强同志当时流露出了某种惊惶失措，曾为此去找过某位领导人进行说明，表现得不够坚强。我觉得每个人的性格和经历有所不同，
1979年吴强、肖岱等在作协接待当时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林培瑞
因而在暴风雨的面前有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有人宁死不屈，有人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一些自我保护的措施，只要不因此而损害了别人，则不必厚非。根据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
最难受而可怖的阶段是自己还没彻底被打翻在地的时候。明知已经被推到悬崖边缘，但只要你背后那只手还没继续再推一把，你就不知道这时是应该设法抓住点什么，还是干脆自己跳下去。与其处于这种状态，我觉得还不如运动一开始就被揪出来。大概由于吴强同志是来自部队的老干部，所以尽管每次运动他都被牵连进去，但除去“文化大革命”那次之外，每次都不是立遭灭顶，而是先在水中经历一番挣扎。他的这种尴尬情况我倒觉得很值得同情。陆星儿去年写过一篇题为《“上海男人”之一瞥》的散记，其中发出了上海（其实包括整个大陆）没有真正男子汉的感慨，读后令我沉思良久。试问，在一个被剥夺了独立人格、个人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环境里，何来男子汉之有？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就连当年文艺界领导人周扬，甚至铁骨铮铮的大元帅彭德怀都无法将自己的正确意见坚持到底。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怎么可能存在男子汉？因此，我们对那些没有伤害过别人的善良人的某些软弱表现，应该给予理解，不能求全责备。
吴强同志不但善良没有伤害过别人，而且每次都在重要关头坚持住了是非原则。他平时不拘小节，但遇到大事绝不糊涂，而且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1954年在反高（岗）饶（漱石）联盟的学习会上，有人突然攻击夏衍同志“不要社会主义”，他挺身而出，予以驳斥。这是得罪人的事。1956年中央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他也属于最早站出来对党的“关门主义”的文艺政策提出意见的。历史证明他所讲的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在每次运动中他都为自己所讲过的话挨整，成为一名所谓的“老运动员”。有些“运动员”在有过一两次经验之后，就吸取了教训，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变得沉默、乖巧。他则不然，运动过后，雨过天晴，了无痕迹，就像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刚在“三反五反”中撤下职来时那样若无其事，仍然乐天，仍然兴致勃勃，仍然敢说敢讲，仍然不拘小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巴金前辈之外，上海作家协会的作家中，大概以他和柯灵同志受苦最多。他和柯灵同志坐过牢、被隔离过，他和巴老还分别被押到两所大学去接受“革命小将”的监督批斗。除人格受污辱之外，他还没少受皮肉之苦。到“文革”后期，五七干校结束，作家协会中少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人被送到上海文化系统五七工厂劳动。在工厂里主要劳动是糊信封。被赶进这个工厂去的除我们作协几个人外，主要是京剧演员、胡琴师、歌唱演员等等，都是些痛快人。于是吴强同志一扫满脸阴霾，立即有说有笑和大家打成一片，糊信封变成了一种愉快的活动。
“文革”结束时，吴强同志已步入老年。他不像有些老人，一
味缅怀过去，一旦时来运转，就迫不及待地想方设法夺回失去的东西。他头脑清醒地和文艺界的有志之士一起总结教训。他坚决地批判“文化大革命”和一切经过历史检验证明是谬误的做法，哪怕其中有些做法他自己也曾参与。否定自己、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更困难的是还有人不容你承认错误。吴强同志特别让人敬服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坚持自认为正确的主张，不但毫不妥协，而且大声疾呼，据理力争。因此他触怒了一些人。这些人不断地企图扭转他、压服他。当吴强同志仍不肯让步时，他们甚至以造谣污蔑和恶毒的人身攻击的办法来伤害他。面对这种局面，他不但不屈服，而且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地进行了反击。他发言时，神态沉着、从容不迫，真有一种“老将”风度。这种精神状态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结束的时候。人到老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越老越糊涂，其中有些人甚至企图逆历史潮流而动；另一类则越老越清醒。他们阅事多且善于总结，过去的经验不但没有成为拖住他们继续前进的累赘，反而成为他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出发点。此外，可能由于自知来日无多，所以表现得更加无所顾忌，对于自己的想法表达得更为坦率。一位由于不肯作无原则妥协而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同志曾说：不论我过去所表现的忍让和委曲求全，使得朋友们对我有什么意见，但我终于为自己划了一个很好的句号。这个句号非常重要。吴强同志一生磊落，而他在晚年为自己所划的句号就使他的形象更加完整而饱满。
尽管吴强同志参过军，尽管他长时间担任了文艺行政领导工作，但他主要是一位作家。他对职位的升降浮沉非常看得开，不那么在意，他最看重的还是自己的作品。直至去世之前，他对写作都没失去信心。这大概也是当组织上以“让出编制”为理由动员他离休时，他立刻痛痛快快地办了离休手续的原因。离休并不妨碍他下围棋和写小说嘛。这几年他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埋头写作。他去世前不久还发了中篇小说《狭路相逢》，写的是陈老总和惠浴宇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段极具传奇色彩的故事。他经历丰富，还有许多有趣的故事还没来得及写出来。
我觉得吴强同志作为一位作家，他的长处仍表现在胸襟开阔、从不固步自封上。对他的创作成就进行全面评价，那是另外文章的任务。在这里我想讲的是他在写作上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和不断求新的精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写于1949年之前的作品我是后来才读到的。我最早读到他的作品是《他高高地举起小马枪》和《养马的人》。我当时沉浸于苏联、俄罗斯文学中，对国内作品不感兴趣。当时我所在机关的宣传处处长王力（也就是后来“文革”中以“王、关、戚”闻名的那个王力）要我为《文艺月报》写一篇评《他高高地举起小马枪》的文章。这大概是《文艺月报》向他约稿，他转嫁给我的。当时我正好和王力同室办公，不好意思拒绝（“文革”之前，这种“领导”交办写文章的事是常有的。为了叶以群曾叫我写过一篇评《北国江南》电影的事，我还大吃过苦头）。我在那篇文章中写了些什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