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有一天，文化部党组务虚，研究究竟为什么犯错误，犯了什么错误，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另一位同志则侃侃而谈，说他早已预料到会犯严重错误……燕铭突然站了起来，说了一句，“文化部搞得这个样子……”就失声哭了起来。夏衍接着紧紧把一双手捂着脸，低下头来。我也再不能睁着眼睛去看别人了，也觉得眼前一片模糊。燕铭这一哭，把大家的心情都弄得很沉重。我甚至埋怨他，真是书生气。哭什么呢？——
这种没有任何铺排渲染的白描式的写法，反而留给读者更多思索的余地。另一段写到“文革”中闻名全国的一件事：造反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几万人的批斗“黑帮”的大会之后，立即印发了一张所谓《百丑图》流传全国。凡见过那张印满一幅幅被扭曲得千奇百怪不成人形的“牛鬼蛇神”照片的印刷品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那些惨不忍睹的形象。荒煤写到齐燕铭也被揪去了，回来之后，他没对荒煤说自己遭受到什么样的折磨，反而评说“这个会开得不好，秩序很乱，发言听不清”，还讲到有位比他更大的“黑帮分子”在散会后，居然对造反派头头们埋怨了一句，“你们怎么搞的，这个会开得乱七八糟的！”结果马上被人揍了一顿。这还不算，荒煤紧接着写道：
第二天我上街去买小报，我在一家机关门口看到了昨天揪斗大会的一张“百丑图”。燕铭那一张照片的姿势实在很不妙，是“飞机式”，弯着腰，两手被扭到背后，头却被拽着不长的头发向上仰，于是燕铭那双近视眼就翻着白眼，像是惊恐，又像是痴呆的样子。一想到昨天他回来后那么高兴的神气，我真感到难过。
回到宿舍我告诉了燕铭。没想到他向我详细打听这个机关的地址。他居然要去看看这张“百丑图”。我不同意，说，“别让人认出你来，多麻烦。”他笑笑，说，“我想去看看是什么样子。”他犹豫了一会儿，但还是戴上个大口罩，把帽檐拉得很低，跑出去了。可惜没有找到，回来还觉得很遗憾。
读到这里，真是说什么好呢？只能说：书生啊，书生！你们真是要多傻有多傻！这些书生中既包括齐燕铭，也包括荒煤。
荒煤八十年代在家中
由这些散文，我就想起了四十年前与丽尼齐名的那个荒煤。一次我向他讲起我初中时代读过他的散文，未想到闹出个大笑话。他当时十分诧异地说：我没写过散文，你说的是丽尼、何其芳吧。我十分有把握地报出他文集的书名《忧郁的歌》和《长江上》。他宽容地笑笑说：那写的是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不是散文。我还有点不服气，事后找出他当年的作品来看。
应该说，他的小说和报告文学都带有散文的气息。他的小说不注重情节。他的报告文学也不像夏公的《包身工》那样严守客观纪实的界限，而侧重抒情。它们多以感伤的调子向人们诉说那些辗转挣扎于饥饿、死亡线上的社会底层的贫民的种种痛苦与不幸。与丽尼、何其芳的那种具有梦幻色彩的情调相比，他所表现的显得更实际一些。但是，他也是以悲凉无助的调子唱着一首首忧郁之歌。它们可以说是散文化小说和带有散文色彩的报告文学。
我认定荒煤的作品更接近散文。他是一位擅长抒情的散文家。
他在1978年以后所写的散文，绝大部分是回顾自己的过去和悼念谢世的友人。许多散文带有回忆录性质，但它们不仅限于记叙事实，它们不但记叙了他的人生不同阶段的状况，而且抒发了当时的各种感受。他写了童年少年时代贫穷的家境，小小年纪就不得不出入当铺、不得不到亲友家去告贷。由于付不起学费，他曾不得不忍受校长、同学的冷眼。他写了他所经受过的饥饿，他所写的饥饿比张贤亮和阿城的饥饿早了三十年，比张贤亮更为不幸的是他没有马缨花的接济，而且在他同样感到来自于饥饿的眩晕的时候，还是把仅有的三个铜板送给了比他更可怜的六岁的孩子。他写了1927年大革命带给他的憧憬与希望，也写了它的失败给予十四岁的他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他写了在朋友们特别是丽尼的帮助下，走进“左联”、走上文学道路，然后走向延安。他写了始于1964年的文化部整风和“文化大革命”中在监狱的七年。他写得情真意切。他坦诚地袒露出自己的内心世界。通过这些文章，他告诉了我们，从童年开始的无法摆脱的贫穷和屡遭挫折，造成他终生多噩梦和从少年时代就患上了忧郁症。这不是那种时髦的置于口头的忧郁，而是病理上的真正的忧郁症，以致造成了他的孤僻、忧郁、内向的性格。特别是在《梦之歌》中，他围绕着一生无法驱除的噩梦，将昨天、前天和今天，将一生中所经受过的最大的痛苦和一些美好的记忆和憧憬，尤其是对母爱和家庭温暖的渴望交织写来，使我们看到在冷漠的外壳下是一颗布满伤痂的心。我感到了惭愧。单凭自己几次极其表面的接触就对别人进行臧否的评价，这是多么幼稚。我不仅对他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而且，对于他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仅仅是为了逃避寂寞而表现出的有限度的妥协，不免产生一种同情与谅解。一个晚辈说这种话，也许是对长辈的冒犯，但是，我说的是实话，希望荒煤同志别生我的气。
荒煤的这些散文不仅让我增加了对他的了解，其中有几篇还引起了我长时间的思考。那就是忆及何其芳和丽尼的那几篇。不知道荒煤自己是否意识到，它们分别表现了由同一出发点同时走上创作之路的三位散文家的三种截然不同的结局。这是怎样造成的？是由于机遇？还是性格？可能这些因素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吧。
也许由于我的期望太高了，因而对于《忆何其芳》这篇文章感到有些失望。它记叙了荒煤与何其芳之间由上海到延安再到北京断断续续的交往和友谊。他生动地赞叹了何其芳一生未泯灭的书生气，但是，他未能解开我心中长期存在的那个疑问：诗人何其芳是如何消失的？如何评估他的成败得失？虽然文章也隐隐约约透示出这是一个最终将自己思考的权利托付给别人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只是不知道这种叙述的简略和隐晦是来自荒煤对他的变化过程了解得不够充分，还是由于对他的变化理解得不够充分？
回忆丽尼的文章则完全不同了。不仅在悼念丽尼的两篇文章《一颗企盼黎明的心》和《告慰丽尼》中，而且，在其他文章中，凡是出现丽尼的地方，无不流露出在荒煤身上笔下少见的柔情。（请允许我横插几句。这类感情我所见到的还表现在他对待夏公的关系上。他经常去看望这位已过九十岁的老人，话不多，停留的时间也不长，往往还带些老人喜欢的东西。就在那种经常不断对坐中流动着一种真情。）当然，荒煤与丽尼的关系非同一般，丽尼不仅是他文学上的带路人，而且在他最困顿的时候曾以自己的家为他遮风蔽雨。这种关系自然动人。但是荒煤对他的追忆并不限于两个人之间的情谊，而是细心地描述了他的充满矛盾与苦难的毕生经历。他不能抛弃为他叛离了家庭的妻子和稚女奔赴革命前线，他又永远不能忘情于青年时代的理想。他一生良知未泯，拖着沉重的家庭重负，他仍于独行中坚守自己的信念。他曾在最危险的环境中为革命提供过重要情报，作出过极大贡献。但是在后来的一次一次政治运动中，他却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直到抱屈含冤而死，他也不肯为自己辩白一句，哪怕是对至亲的人。荒煤的描述让人看到，一只擅长于忧郁的爱情之歌的夜莺，一度曾想和鹰一样振翅高飞，但它毕竟缺少鹰的体魄和力量，终于铩羽陷于泥沼，最后连夜莺的婉转的声音也发不出来了。我们不禁想到，何其芳和丽尼，前者一直置身于历史的中心漩涡，唱着他并不擅长的歌；后者置身于漩涡之外，但也完全沉默了下来。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然而在一点上是相同的，那就是作为美文家，他们都陨落了。在历史剧烈的变动过程中，难免有人牺牲于历史前进的车轮下，作家也不例外。这令人感到遗憾而又无可奈何。
荒煤有幸，在风风雨雨之中走过了曲曲折折的道路，但终究在晚年回到了作家的岗位，使他的书生本色得以复归。虽说这一复归毕竟来得太迟了一些。从荒煤在他文章中屡屡发出的年龄不饶人，所余时间无多的叹息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的于心不甘和到底意难平。然而，人生哪能没有憾事？比之那些终于没有能够圆上作家之梦的朋友们来说，他毕竟在有生之年找回了自己，应该感到自慰了。您说是不是呢？荒煤同志。
1992年8月12日
第二部分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冰心印象第20节 《失态的季节》和王蒙
不知王蒙最近发表的长篇小说《失态的季节》是否会再度被时下几位新锐评论家装到那个弹性极大的“新状态文学”的大口袋里去。不过，王蒙对于这个已被不少作家反复表现、并有几部曾取得过轰动效应的“右派分子的命运”题材，处理得确是很有新意。它的新意主要在于，他写出了一群活生生的普通人。此前，这类题材小说的主人公，或者被表现得过于崇高悲壮、超凡入圣，不免多少还沾染了过去那种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的痕迹，或者被表现成被打断了脊梁骨的精神残废者，一味地去挖开伤疤给别人看，直挖到脓血四溅，令人不忍卒“看”。
王蒙则写了几个既不是“神”也不是“鬼”的、普通的、心理反应属正常范围内的“右派”。他选择了几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社会地位的“右派”，表现了他们在这场政治风暴的前前后后的经历，特别是他们的惊恐悲喜、绝望希望起伏交替的思想感情历程。小说中没有出现什么惊天动地、出人意料之外的极端事件，连运动的积极分子都极少直接露面。所正面表现的倒是群众斗群众：自觉行将落水、命运难保的群众相互之间的斗争和被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劳动之后继续进行的相互揭发批判。这些场面却处理得别致生动。特别是右派斗右派的会开得人声鼎沸、貌似穷凶极恶，闹得农民都看不下去，而其实发言内容鸡毛蒜皮、极其琐碎。惟其琐碎，更显出人在落到那种境地之后精神状态的卑微，显得人在强大的政治机器面前是何等渺小无助与可悲可悯。尤其是那些曾经有过叱咤风云理想的年轻人，如钱文、东菊、肖连甲，他们从充满浪漫气息的云端陡然跌入到遍布污泥浊水的沼泽的遭遇，令人难以接受又不得不接受。其中写得最为生动的是有着作者本人影子的钱文在厄运面前挣扎浮沉的心理过程。从一开始，钱文就不属于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从他一出场读者就可感到他已自觉到自己身上有许多与现实不协调的东西。他开始厌倦政治活动，预感到反右风暴将波及自己，他还是和新婚妻子东菊到香山饭店去度过了一个充满浪漫情调的周末。第一次受到点名批判，会一结束他就独自跑到欧美同学会去吃了一顿西餐。他对西餐似乎情有独钟，在戴上右派帽子被下放劳改第一次休假回家时，他又和东菊去吃了一顿西餐。去香山饭店和西餐馆都是一种企图逃避尘世纷争寻求一个安静处所的心理反应。但是，这种逃避现实的举措却又与他在右派自我改造的会上的十分火爆的发言形成反差与对比。他不仅在会上发言滔滔不绝，而且在休假回家对妻子、对岳母岳父都哓哓不已地讲个不休，讲得岳父母勃然大怒，讲得东菊只能光听他一个人说，连自己被开除了公职的事都没有机会告诉他。这个滔滔不绝的表现真处理得精彩。人大概在两种状况下会出现一反常态的话多的情况。一是得意而导致忘形，二是在意外的打击下失态。遇到突如其来的意外打击时，正常的反应大概是失语，话多则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不安情绪的失态的表现。在钱文的“滔滔不绝”中，既揭示出了他对政治从厌倦到厌弃（不再将它当真）的思想变化，同时，又泄露出了他内心深处还存在着种种解不开的矛盾和惶惑。他企图掩饰它们。王蒙将小说题名为“失态的季节”，真是妙极了。整部小说正是在集体大失态的背景中凸现了钱文“这一个”的种种失态。
但是，《失态的季节》最让我感兴趣的不仅在于钱文这个形象本身，更在于钱文让我联想到作者本人。我觉得分析钱文是打开王蒙心灵的一把钥匙（王蒙一直以他的机智抵挡评论者迫近他的内心），也是进一步理解他的创作发展的一条途径。如钱文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