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寓所在文人中，他的生活是比较宽裕的。他一方面很勤俭，一方面又舍得花钱，最使我吃惊的是他1952年在上海花三百元买下了“红印花加盖小四分”四方连，后来在北京又花两千元买了他看作“宝贝”的纳兰的书翰卷，这正好是一个电影剧本的稿费。谈起这两件事，他开玩笑说：这叫做“大进大出”。当然，对这些事“文革”中许多人贴过他的大字报，早在1964年文化部整风，他违心地作了检讨，说买文物说明了他的“革命意志衰退”，这篇检讨在当时的“宣教动态”上和齐燕铭的检讨同时发表过。
他兴趣广，嗜好多，但看来他既没有“玩物丧志”，也没有妨碍他的业务和学习。他读书很勤，也很杂，而且很用功。他读过的书上，杂志上都划了红杠和圈圈，有时还加上批注，至今依然如此。大家知道，他“五四”以后很少看线装书了，可是1959年我读了他写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书中居然引用了不少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警句，如刘勰、乔吉、李贽、李渔等人的审美观等等。有一次我问他，这一类书你是什么时候看的？他沉思了一下之后，一本正经地说：“我少壮不努力，这些书都是五十岁以后才读的。三十岁的时候没有‘立’正，四十岁的时候‘惑’的事情越来越多，于是人家‘知天命’，我才发愤读书。”他还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陪毛泽东、周恩来看京戏，幕间休息的时候，毛主席问他：“他这个管文化的读过几遍《红楼梦》？”他回答：先是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后来就挑着一回一回地看，也不知看了几遍了。毛泽东说那不行，最少得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看三遍到五遍，否则就看不懂《红楼梦》。这样他才向红学家借了一部“脂批本”，是庚辰本，还是甲戌本，现在已经记不清了，补读了一遍又一遍。谈这些的时候他有一点感慨，他说：“万变不离其宗，中国人写的东西，首先是给中国人看的，所以传统文化是想割也是割不断的。我也读过不少洋书，但是不论对创作上，美学上的‘情感观’，形神论，典型论等等，中国古代就讲得很清楚，很深刻的。《文心雕龙》的确初读有点难懂，但结合自己创作的经验来读，就会觉得别有一番滋味了。”
“文革”中他坐了八年多的牢，是1975年出狱的，下一年他来上海，他真的老了，但他还是不改初衷，充满了乐观和信心。他依旧替青年人看剧本，有时候还要提意见，甚至动笔修改，当然依旧不断地在报刊上写文章，依旧改不了当过新闻记者的习惯，现在还写杂文、写政论，不像是个年已九十的老人。前年我受《人民文学》之嘱，和他作了一次“对谈”（《人民文学》1988年第5期），他对当时盛行的淡化政治，淡化典型的意见，对于那些故弄玄虚，用所谓“哲理性”的、科学上的术语来吓唬人的文风，他还是态度很鲜明的。是1984年吧，他和我一起到医院去看望周扬，周扬夸他精明强干，他笑着说：“强干不见得，我这个人就是‘经久耐用’罢了。”
“经久耐用”几十年，很不容易了，把苦心搜集了的东西全部捐献出来，也是难能可贵的。他爱文物，但他并不想永远据为己有，有人向他要，他也知人而送。在这次展览会上，一位行家指着一枚齐燕铭给他刻的收藏章“仁和沈氏曾藏”说：“看，这是‘曾’藏，而不是‘珍’藏。”他本姓沈，仁和就是杭州。他不留名，而且是“曾”藏，这个“曾”字，说明捐献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早有此意了。后来问了上海博物馆的同志，他捐献的纳兰性德的书翰卷上盖的也是这个章。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也是应该有点爱好的，而把自己心爱的东西看作身外之物，则表现了老一辈文化工作者的风格。这是一个外行人看了展览之后的感想。
第一部分 记长者夏衍第3节 1990年春与夏公聊天（1）
一个九十五岁的老人，头脑竟仍然如此清醒、思路仍然如此清晰，真让人惊异。这次我去北京，夏衍前辈正住在医院里，由于呼吸道感染，发过几次烧，身体有些衰弱，原来就显得过于清癯的身躯更加消瘦了。但是，一坐到沙发上，他就又谈笑风生，议论纵横。
动身前，我就一再告诫自己，每次去医院探望，逗留时间不要太长，抓紧时间征求他对编辑出版《夏衍七十年文选》的意见，切记不要聊得兴起收不住头，致使老人家过分疲劳。
但是，一到病房，我这些叨念在心的戒律就被打破了，原因不在于我——我仍然小心翼翼，而是那几天老人家精神不错，很有兴致。
1984年，夏公八五大寿，做得十分热闹，我正好也在北京，于是与夏公合拍了这张照片。
还没等我开口问候，老人家就开了口：“真是老了，人不能活得太长，老而不死是为贼啊！”仍是他惯常的幽默口气。“哪能呢，老而祸害、连累家国而不死才是‘贼’呢！哪有您这样头脑清楚明白事理的‘老贼’呢！”我说。老人家也笑了。
我赶快说明我此行的来意。我是受上海文艺出版社之托编他老人家“七十年文选”。我将出版社对于这套丛书的体例要求及我事先考虑好的编选范围先作了个说明，一一得到老人家首肯。老人家提出了两点：其一，过去写的有些社论时评，比如评邱吉尔的文章，出自当时的政治需要，我对他作了严厉的批评，但总体说来，他还是主张反法西斯的。时过境迁，现在看来我的批评有失公正，这类评论就没有必要再收入了。其二，既是选本，字数一定不要太多，书一定不要太厚。如果厚得像一块砖头，那是存心不让人看。这个意见过去他向我讲到过好几次。为读者着想，为观众着想，这似乎是一些老作家、老剧作家的共同的态度。
话锋很快掉转，老人家急于结束这个话题，转向他所关心的问题。他关心上海，关心当前的人心世事。我说：“不知道北京怎么样，上海老百姓普遍关心的一是物价问题，二是反腐败的问题，这可是关系千家万户的问题。”他大概感到了我语气中的忧心忡忡了。他语气安详地说：“这两个问题当然很重要。但是还应该看到，顺利地通过了税制改革和粮价放开这两关，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粮价能顺利放开，说明老百姓还是有承受能力的。”又像每次聊天那样，让我这个对经济一窍不通，至今还没弄懂税制改革是怎么回事的人目瞪口呆。九十五岁的老人，住在医院里，仍对重大社会问题了如指掌，有自己的看法。按老人家自己一贯的说法，这是他当记者养成的习惯。
不论身体好坏，他依然每天听广播、读报纸，每天从家里都要带来十几份报纸。他既看重要的新闻，也浏览副刊有些文章。因之，对于老中青作家的近况，以及作家当中发生的笔墨官司他全了解。在北京时，刚好有我的一篇小文章见报。第二天上午我一进病房，在医院照顾他的陪护就对我说，给爷爷读过你的文章了。老人家又是以幽默的口气说，这是从《樱桃园》里发出来的情绪。我立即想到前两年我曾很苦恼地对老人家说过，我常常出现一种在陆伯兴们面前十分惶恐而不知所措的感觉，这种情绪终于在文章中显出来了。“您说这算不算一种没落者的哀鸣？”我问。“那倒不是，你并没有反对新兴的、前进的东西，你也没有企图抓住旧的东西不放。在前进中被破坏的东西中也有有价值、值得留恋的，恋旧也是人的一种常有的情绪。”
于是我兴奋了起来，忘记了对自己的一再告诫，又滔滔不绝起来。
“我总觉得，陆伯兴在樱桃园中发出的伐木声，固然代表历史的不可违抗的进程，它宣告三姊妹的时代已经成为一去不复返的过去。从社会发展的观点来说，货币交换方式与物物交换方式相比自然是一种进步，但是随着货币的产生同时也出现了另一些肮脏与血腥，并且对于人性带来另一种腐蚀与败坏的作用。早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一些大作家就已经对于金钱万能进行了批评，并且敏感地提出了物欲对人性所产生的破坏性的作用。目前咱们社会正逐渐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的改革。但是，我觉得，作家、人文学者在这个转折时期，还应该保持冷静头脑：知识分子有权要求生活改善，过得好一些；但是，在种种巨大的物质引诱下，也还应该保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操守。”
老人家听着我悖时的“谬论”，这时插进话来：“过去我曾为自己写过一副对联，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勿为。”
我一听更加兴奋了，赶紧接着说：“太对了！人就是得在有的方面永远知不足，可在有的方面不必求无‘止境’。我不是说学者、文人不应该有物质要求，只是不论在哪种社会，教授、学者的收入都不可能进入小于人口10％的高收入的阶层之内。美国的教授的收入基本上在四万至七八万美元之间，属于所谓的中产阶级。要发财的人就不会选择这条道路。中国的教授、学者，包括作家，就大多数而言，现在收入太低是事实，这确实不合理。但是，如果选定并准备坚守这个行当就不必期望先富起来，更不必在淘金大潮面前心浮气躁，神慌意乱。”
1989年钟敬文来访，摄于夏家客厅。
老人家颇有感触地说：“人不能掉到钱眼里去啊！我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当年我所从事的工作也需要和各界头面人物打交道，向他们筹钱。但是我坚守一条：我只为工作任务向他们开口，绝不为个人向他们提出任何要求。直到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一点，我不但不为任何个人的事和任何企业打交道，我也绝不向组织开口。”
老人确实始终坚持这一点，凡是有人向他本人提出任何照顾性措施的建议，他都一律婉拒。就连同受到他所捐赠的字画和邮票的博物馆提出按国家规定给予一定的奖励时，他都坚决拒绝了。他说，我说是无条件捐赠就是什么回报、任何形式的回报都不要。真是干脆彻底。1992年浙江省政府和省博物馆再三再四地邀请他回故乡杭州住几天，他碍于情面去了，但没住几天他就提出回北京。我由上海赶去探望他，杭州真是个休养的天堂，老人家的胃纳、体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他的家属们和我商量，说，你看他休养得很有效果，当地主人也再三留他，他就是不肯多住几天，你是不是也劝劝他。我也觉得多留几天对他健康有益，就找机会相劝。
我说，故乡的环境对您休养似乎特别合适，主人又相留甚殷，您再多住几天好不好？
老人家断然回绝：你怎么不明白，住这里一天要多少钱？你不会算吗？主人挽留，是客气。人要识相，什么事都得适可而止，不能到人家嫌麻烦才为止。我说过捐画给浙江博物馆是无偿的，就不要任何形式的回报。
我无言以对。老人家就按自己的计划回去了。第二年浙江省再来请，他婉谢坚辞没有再去。老人家什么事都是说到做到。
老人家住在医院，对于一些作家的近况仍然很关心。他说，有些人（提了几位作家的名字）的作品还是写得不错，包括写的一些研究文章也很有才气，有的人的作品渐渐少了，似乎也差了些，这也是自然规律。我说，是啊，像您，像巴老、冰心前辈这样到九十多岁还能写作，像柯灵先生八十多岁才开始写反映近百年来上海知识分子命运变化的长篇小说，都属于特例。江郎总有才尽的时候，只不过对于有些人来得早一些，有些人迟一些。这都不足奇。但是，现在有些作家似乎不太珍惜自己之所长，也卷入写作通俗畅销书的浪头中去了，似乎很可惜。老人家要我试举几例。我说，我认为转变得最成功的是广东的张欣。她不少作品在叙事方式和价值取向方面都符合通俗小说的模式，强调情节，迎合市民兴趣，语言流畅，简捷明快，人物的价值观念“从俗”，与当前市民阶层认同。此外，她写的无论是市场之战、男女之争，都透露出南方沿海城市当前的社会气息，可以说是创造出了层次较高的大陆式的通俗小说。
老人家插话说，通俗小说以写男女纠葛为多。
我说，那倒是。而有些作家其实是转不过这个弯来的。他们从骨子里很难“从俗”，他们擅长于人物的心理剖析，擅长于对人的生存环境、对人的生命本质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和带有哲理性的思考。但是他们中间也有人“勉为其难”地凑热闹编起好莱坞式的故事来了。比如一部由十二位作家各写一集的电视剧《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