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中间也有人“勉为其难”地凑热闹编起好莱坞式的故事来了。比如一部由十二位作家各写一集的电视剧《中国模特》，有些擅长写“红粉”、“花影”之类题材的作家加盟，自然没有问题，而且剧本的水平还可能高于一般电视剧，但也有自身条件有局限，不可能了解这类人物的极优秀的作家也参加进来，我就觉得不可理解。当然，他写的这一集没有被采用，在被传媒炒得轰轰烈烈之后被淘汰了。这位作家对于人物生与死的大限思考得极为深刻，却似乎在这个浪潮面前没有把握住自己，太令人惋惜了。还有一套长篇小说丛书，标榜雅俗共赏，也被新闻媒介炒得沸沸扬扬，其中有些作品是严肃作家写的通俗作品，相当畅销，给出版商自然带来了相当高的经济效益，稿费也较高。不过，从已出版的几部小说来看，艺术水平都低于这些作家所写的严肃小说。我觉得大多数作家也是有所能有所不能的，当然也能有一部分作家无所不能，那毕竟是极少数。为畅销而牺牲自己作品的艺术质量，我觉得有些得不偿失。前几年的“下海”浪潮已经过去，现在作家面临的也许是分流大潮吧。
老人家说，过去有些通俗作家如张恨水，在写作后期倒是不断扩充作品的社会容量的。
那倒是，我说。怕他老人家太累，我赶快就此结束。
和他老人家聊天，他既能听我倾诉对当前某些现象的迷惘，并且对我进行点拨，真是一件大快事。
第一部分 记长者夏衍第4节 1990年春与夏公聊天（2）
之二
10月8日从北京回到上海，不到二十天，我又去了北京。这次是专程为夏公祝寿去的。另外，夏公曾捐赠过纳兰手卷和邮票的上海博物馆本来打算请夏公的老朋友方行为代表去祝寿，但方行因患眼疾，行动不便，他们也就委托了我。
说实在话，开始我有些为这次的活动担心：毕竟是九十五岁的老人了，何况又住了近半年的医院，连续三天的活动会不会让他太累？当然，医院里的医生们老早就考虑到了。我27日一到北京就听说医院领导和操办这次活动的单位已经商量好了，寿堂就设在老人家病房隔壁的大会议室内，30日生日那天在这里招待来客，老人家从病房过来和大家见见面，免得病房内嘈杂。从生日的前几天就开始严格控制来访的客人，以便让他获得充分的休息。规定是容易的，可哪能做得到呢？不少老朋友都想让开祝寿高峰，提前好几天就络绎而来了。来了就总有许多话要说，挡不住也无从挡。还有远地专程来祝寿的，比如上海来了五位电影艺术家，张瑞芳、黄绍芬、桑弧、徐桑楚和吴贻弓，他们或者与他合作过，或者受到过他的教益、得到过他的支持，能不见吗？不但见，他还要穿得整整齐齐、早早准备停当等他们到来。老人家是特别讲礼貌、尊重别人的。五位来客七嘴八舌地回忆起种种陈年往事，老人家不但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为他们做补充。就在医院的左邻右舍的病房中，也有他不少至交好友：楼下有冰心、钱钟书、荒煤，同层有赵朴初和曹禺。赵朴老和曹禺的兴致特别高。赵朴老挥毫写了一副对联：文雄千万众；年高九五尊。这副对联挂出来之后，朴老生怕年轻贺客不懂，几次解释：九五是皇帝之尊啊，夏公在文坛可是九五之尊啊！自己颇为得意。朴老看到越摆越多的花篮，特别高兴，和夫人、侄女一起来看，一边拍照一边说：让我们也沾点寿气。还特别在花篮中穿行寻找，问：方行送的那个花篮呢？我忙指给他看。那是一个一色深红色康乃馨衬以满天星有如花球一般的花篮。他指着花篮对我说：千里故人情啊！（我后来将他的原话告诉了夏公，老人家说你回到上海不要忘记告诉方行。）生日前夕，曹禺看到不停地向大厅内搬的大小花篮，他神色惘然地对替巴老来送花篮的吴殿西说，多漂亮的花，我真想也给夏公送一个，殿西马上说，我去替您办好不好？他摇摇头说：不必了，我明天一早赶着第一个去拜寿。第二天他果然来得最早。大家说，这就是万家宝！
医院的规定被打破了，好在夏公也没被累倒，生日那天，他穿着一件深桔红色的薄呢衬衫、深灰色厚呢西装，精神矍铄地坐在轮椅上出来了。老寿星出场接受祝贺自然让众来客高兴，而形成活动高潮的则是他在被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之后所作的答辞。他神清色朗从容地说，尽管我年纪已经大了，但我仍要奋斗到最后时刻，这是我年轻时代就树立的理想：要一辈子为祖国和人民效劳。思路还是那么清楚，不加整理就能成文。
我们推轮椅陪他回房间时，我忍不住问：致答辞您事先有准备吗？他答：哪里！不讲几句总不好，临时想的。思维之敏捷依旧，然后他反问我：没有语无伦次吧？这次轮到我说：哪里！您讲得条理那么清楚，我还以为事先考虑过呢！
1992年10月，我与夏公在杭州玉泉。
老人家回到房间，精神仍然很好，秘书林缦来走报，住同一层东头套房的一位老同志（正在我追记这篇“聊天”时，这位老同志过世了），发觉廊外人声熙攘，问他的秘书，外边有什么事这样热闹，秘书告诉了他。他叹道：“夏衍为党作出了很大贡献，吃了很多苦，国家欠他的。”老人家听后脸上出现一个我们十分熟悉的表情，下颔微抬，双唇紧闭，安详地说：我从来不欠别人的，在经济上也是一样。老人家向来是以“宁肯人负我，我决不负人”自豪的。他多次讲到过，从二十年代以后，他借钱给别人，从不想要回来，可是他从不向别人借钱。他口袋里总是留五块钱准备救急。我说：您四十年前告诉我的这个经验，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也总是藏一点钱，不到万分紧张时不去动用。老人家说，这办法很有用的，一次在马来西亚被抢，幸亏我裤袋里有救急的五块钱没被发现，才免于沦落街头的狼狈。
老人家真是聪明剔透，借这么一个话题就走出了对自己的一生作出高度评价的各种祝贺之辞的包围。我觉得老人家对于自己的一生有他个人的想法，他此时经常回眸凝视的主要是自己的作家和记者生涯。
寿诞过后第二天，我到医院，老人家精神仍健，于是开始聊天。老人家开口第一句话是：有人为我做过统计，说我写了七百多万字。我认为其中可以留下来的只有《包身工》。我说：《包身工》当然会传世。但是您说能够流传下去的只有这一部，那估计得太保守了。电影剧本、散文随笔这些且不去说，单以话剧剧本来说，我觉得《上海屋檐下》和《芳草天涯》都会留下来。他迟疑地摇摇头说，不见得。我说：您一直将自己的作品不当一回事，说写文章像拉屎一样，拉过就算。夏公也笑起来了。我接着说，结果我也受您影响，文章虽写不好，可也是写完再也不看，弄得要编集子的时候找也找不到。您可不能对自己的作品这样严酷。《上海屋檐下》从剧本来说，形式上有独创性，艺术上精致，内容又极其丰满。另外，它还为话剧开创了一种新的舞台形式。您将极有限的空间加以分割，让各组人物分别活动于这个封闭的、拥挤不堪的环境之内。加上正值黄梅季节气压又低、湿度又大，人人都被压抑得透不上气来。您就通过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中的一群小人物的琐琐碎碎的日常生活，传达出了那个特定时期的时代气氛、黎民百姓的情绪，还包括了革命者在革命受挫之后生气还没得到恢复之前的茫然情绪。这个剧本绝对能够留下来。对您的《芳草天涯》，我有一种偏爱，您的研究者陈坚教授在八十年代初期来找我时，我就向他建议，一定要在他的研究著作中给《芳草天涯》翻案。当年在重庆批判它在抗战期间宣扬小资产阶级情调、瓦解斗志，当然荒谬。剧本的结局不还是革命意志压倒了个人感情？我觉得这个剧本特别使人关注之处不仅在于批判它的那些论点全然是非颠倒，更在于它反映了从未在文学作品中得到过表现的“五四”及其稍后的那个时代的某些特定知识分子对待恋爱、家庭、妇女的态度。所谓特定的知识分子，是指某些学兼中西，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濡染，又曾长期负笈国外接受了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成为温和的或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学者。在恋爱、婚姻方面，他们自然是反对封建包办，主张自由、自主。对待妇女问题，他们大半在“人的发现”的同时，提出妇女解放的问题。但是，其中有不少著名学者，对待自己的包办或半包办的婚姻，却没有采取彻底的方式加以解决，更多的采取了改良折衷的办法。有些学者的妻子本身就出身名门，读书断字有一定文化素养，她们后来不但相夫教子，个别人还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丈夫的助手。有些学者则让缠足的妻子放脚，让没有文化的妻子去读书，进新式学堂，也保持了白头到老。在这些家庭中有多少真正达到了举案齐眉的和谐？如果有，其中大部分也是以女方终身侍奉男方为代价的。又在多少家庭中充满了痛苦的血和泪？这虽不为我所深知，但我相信大多数家庭是不幸福的。这个问题最引起我兴趣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些学贯中西，甚至是主张妇女解放的大学者，作出了这种牺牲终身幸福的选择？是向封建力量妥协？我觉得不全是，倒像是人道主义思想与中国儒家道德的为人处世原则中的某些部分相混和相折衷的结果。其中充满着矛盾，又充满着容忍精神。《芳草天涯》几乎是惟一一部让我们得以窥见这类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的剧作。当然，这个剧本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婚姻并不是封建包办的，而是经过自由恋爱结合的。但是，他们的夫妻关系已经疏离到了相当的程度。尽管如此，男主人公在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斗争和感情挣扎之后，决定将对这个家庭，其实是对这个女子的责任继续背负下去。
1992年夏公得知巴老同在杭州，前往接待巴老的中国作协的杭州“创作之家”拜访。站立者是作者和林缦。
男主人公和作者在这个剧本的代序中都讲到了这一点：妻子不是一件衣服，可以随便丢掉，在当时妇女还很难经济独立的时候，你如果抛弃了她，无异将她推上绝路。
从这些话里，我们除去感到一种考虑个人幸福还兼及他人安危的人道主义的精神之外，还特别感到那个时代的学者身上有着一股冷静坚韧得惊人的理智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剧本的价值在于：其一，从它的客观艺术价值来说，它以夏公特有的含蓄、冲淡、简约、洗练、举重若轻的风格，为那一部分学者的从未被人表现过的感情生活留下了印记。它所主要表现的绝不止于最终革命利益压倒了儿女情长。抗战初起，背井离乡的逃难只是一个背景，如果抽去这个背景，将故事移到民族战争开始之前或者结束之后，男主人公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呢？我想它的选择不会改变。其二，它还提供了让我们了解作者的思想、性格的依据。这个剧本是夏公人生观、社会观、妇女观的集中表现，也是他本人的冷静的、坚强的、具有理性精神的性格的体现。这种性格在当时浪漫主义成风的文化人当中显得卓然不群。我这些看法，在和陈坚交谈之后，曾陆续和夏公谈过，他都不表态。可是我对《芳草天涯》的看法却越来越坚定。特别是1992年夏天，美国加州大学一位女权主义的历史学者王政做有关“五四时期”中国妇女状况的研究，来上海查阅了大量本世纪以来的有关资料。她感到非常奇怪，她说，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不是先由妇女提出来的，而是由男性的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先提出来的，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李大钊都提出过这个问题。五四时期至三十年代，出现过一批女性编妇女杂志、写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但是在这方面鼓吹最有力、影响最大的却仍是男性作家。比如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夏衍翻译的《妇女与社会主义》，都起了指导当时妇女运动的作用。为什么那一时期的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如此关注妇女问题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进行过专门研究，王政托我将这个问题就教于夏公。夏衍仍然是轻描淡写地说：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讲民主，讲解放，当然也得讲妇女解放。当年进步的文化人都是这样主张的，瞿秋白、胡愈之、胡愈之的夫人沈兹九，包括出版家章锡琛，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很有意思，当年的民主主义者都是从一开始就将妇女看成自己的伙伴，自己阵营中的成员，在这一点上要比后来的有些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