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所要表达的内容相统一，他所推崇的技巧是对于内容的最自然的表现。这种自然是作者具有真情实感，并经过深思熟虑才能达到的，这种天衣无缝的技巧实际上是最高的技巧。这是一位伟大作家的经验之谈。无论古今中外的作家，不论他在技巧上如何精致或独特，如果他所抒发的内容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漠不相关，人们也许可以被他的作品的某种艺术特色所吸引，却不会对这位作家许以伟大二字。巴金和那些伟大的作家一样，以他最自然的、不着痕迹的“无技巧”状态，表现了他对事物的态度、对民族命运的关注，表现了他的人格与道义的力量。
巴金这一百五十篇散文绝大部分的内容在于总结十年“文革”的历史。他的回顾与其他许多人不同的是，他首先从自我剖析开始。他在《随想录》日译本序文中说：“我是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开始的。我写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灵魂。”他无保留地展示了自己那十年的经历，展示了自己在强大的压力下的种种表现，并向自己提出了一系列的“为什么”：为什么别人“高举”我就“紧跟”？为什么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为什么别人高喊打倒自己，自己也毫无抵抗地举手响应？为什么自己的妻子萧珊、老友老舍、傅雷、以群一个又一个地被摧残致死、连家中一条小狗都不能幸免于难，自己不但不能挺身而出、连抗议也不曾发出一声？……沿着这一连串“为什么”追踪下去，他不留情地揭示出，原来在自己——应该说包括大多数知识分子身上，也残存着迷信权威、盲目服从、明哲保身等等封建思想。对于妻子萧珊由于受到自己牵连在被迫害中含恨去世，对于老舍、傅雷诸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壮烈死亡，对于小狗包弟的被送上解剖台，他沉痛地责备自己：“我的确感到惭愧，也替我们那一代人感到惭愧”；“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他以最坦率的态度袒露了自己当时的精神状态，并以《十字军英雄记》的两句话进行自谴：“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
如此真诚地暴露自己的思想，并进行严格的自我批判，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出自己的“丑”，这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们不是见到过许多有着大体类似经历的人，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不但全无自我反省的精神，把责任全部推向客观，甚至竭力美化自己，把自己装扮成先知先觉的英雄好汉。在这方面，我认为巴金前辈与周扬同志为我们树立了敢于解剖自己的榜样。尽管他们两位老人几十年来在文艺界所处的地位不同，自我反省的内容也不一样，但是他们在这十年里显示了同样的不怕剖析自己灵魂的高贵而正直的品格。当然，巴金的有些自责过于言重了。当年即使有个别的人挺身而出，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许多事实已经证明，当一个国家动用专政机器来镇压人民的时候，如果只是个别的人站出来进行单独的反抗，那是无济于事的。
巴金前辈比我们更清楚这一点，他进行自我解剖的意义并不限于单纯的自谴自责。他是以这种形式启发更多的人们进行自我反省。但是他也并不是要求全民族共忏悔，因为他很明白这些人不能承担这场历史悲剧的责任。他们是受害者。他在《随想录》中反反复复追究的是，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变人民为牛马、为猪狗、为虫鱼，而将另一部分人变成豺狼虎豹。他既控诉了豺狼虎豹的种种禽兽行径，同时深入探究他们所以能够得逞的原因。他开始探讨这段历史的时候，他讲到，在“文革”初期他弄不懂“人怎么会变成了兽？对于自己怎样成为牛马，我们有了一些体会。至于‘文革派’如何化为虎狼？我至今想不通。”他认为不弄清这一点就不能了解这场悲剧的来由。他穷究不已，终于豁然顿悟。对于这个发现他深感沉重：“‘文革’初期我还以为整个社会在迈大步向前进，到了‘文革’后期我才突然发觉我四周到处都有‘高老太爷’，尽管他们穿着各式各样新旧服装，有的甚至戴上‘革命左派’的帽子。这是一个大发现。从那个时候起我的眼睛仿佛亮了许多。一连几年我被称为‘牛鬼’，而一向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真正的‘牛鬼’却穿起漂亮的衣服在大街上闲逛。我指的是封建残余或者封建流毒。”他找到了导致这场历史灾难的主要原因：封建主义至今未曾全去。只是那些封建“家长们”都经过了一番装扮，以革命面目出现，因而蒙蔽了群众。他认为不重视这一点，不认真肃清封建余毒，丑恶历史的重演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性的。特别是在今天某种封建特权、不符合客观规律的“长官意志”，甚至买卖婚姻仍然时有所见。于是，他警告人们，“人们认为反封建早已过时，我也以为我们已经摔脱了旧时代的梦魇。没有想到封建残余还在发展、流毒还在扩大。”“我不能不发问：五四时期的反封建传统到哪里去了？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反封建传统到哪里去了？怎么到了今天封建传统还那么耀武扬威？……总之，不管过时不过时，我还是要大反封建。”
因此，他这十年来的散文的总主题就是唤起群众，大反封建。在这十年，不论刮什么风，下什么雨，不论什么人从哪个方面对他的文章进行挑剔，他都不予理会，从不改变自己的主张。有人反对旧事重提，要求大家向前看，他则坚决主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理想与信念只有建立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才是坚实而不是虚幻的。在他金盘洗手之际，他先后写了“向前看”的给寻找理想的孩子们的一封回信，和“向后看”的《“文革”博物馆》与《二十年前》。两者相辅相成，巴金前辈的思想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他回信给向他讨教理想的孩子们说：“只要你们把个人的命运同集体的命运连在一起，把人民和国家的位置放在个人之上，你们就永远不会‘迷途’。”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在回信中告诫孩子们，那就是要保持头脑的清醒。从历史的整个发展来说，当然是“邪不压正”，“但是在某一个时期、甚至较长一段时期，是也会败于非，光明也会被阴暗掩盖，支流也会超过主流，在这里斗争双方力量的强弱会起大的作用。”在《二十年后》与《“文革”博物馆》中，他就更为明确地指出，只有大家都不再喝“迷魂汤”，而不是只有少数人“清醒”，才能“避免空前大灾难”。正是基于这个认识，他认为有必要建立“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让子孙万代牢记封建主义卷土重来给人们的危害。因此，“向后看”正是避免出现曲折，保证历史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巴金前辈最近宣布暂时歇笔，而他在这十年中写下的散文，已经在人们心中树立起一个在新时期继续大反封建的勇士形象！
1986年12月20日
第一部分 记长者夏衍第8节 无欲则刚（1）
——记柯灵
在我熟悉的老一代作家中，我觉得最让人羡慕的，要数柯灵同志了。从我认识他以后，三十多年以来，他的生活永远显得那样从容不迫、有条不紊。这种从容又绝非闲散。透过那宁静悠徐的表面现象，你可以感到一种永无停顿的分秒必争的紧张气氛。多年以来，他的作品源源不断陆续问世，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一个人能够数十年如一日不间断地有作品问世，这已够让人羡慕了，更令人羡慕的则是柯灵同志现已年近耄耋，但无伤无痛，创作力仍旧非常旺盛。八十岁上下的老作家，大概很少像他这样没有残伤痼疾的。十年浩劫下来，不少本来健康的老人不是受到一些外伤，就是患了这种那种的慢性疾病。而柯灵同志，除去重听之外，似乎别无他恙，且思想敏锐头脑清朗，因此他年近八十仍然笔健如故。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版的第一本文集《香雪海》的序中，他曾说了这么一段话：“三十年的笔耕墨耘，收获寥寥。但我现在粗略地算了算，像这里所收的同类文字（作者按，指各种形式短文），第一个十年，写了大约十万字左右，第二个十年，不过五万字，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一年半的时间里，却已写了十二万字。”有一段时间，中国许多作家少产或沉默，显然是由于外部的政治原因。一旦外部的桎梏解除，他们创作也就如蚕吐丝，不绝如缕了。这几年来，除去香港出版了两本《柯灵选集》（收小说与散文）外，国内还出版了《柯灵电影剧本选》、《柯灵散文选》、《柯灵杂文集》。此外，还陆续出版了新作品的结集《长相思》、《剧场偶记》、《电影文学丛谈》和《煮字生涯》等。由此可知，他在年过古稀之后，创作豪情未减当年。且每有新作问世，大都引起文学界内外的注意，比如抒情散文《红泪》，评钱钟书小说的文章《钱钟书创作浅尝》，论张爱玲所作的《遥寄张爱玲》，介绍李恩绩及其《爱俪园梦影录》的《爱俪园的噩梦》，以及《怀傅雷》和《典型长存》等等。这些文章不仅文采斐然依旧，而且，其中表现出来的思想锐气，经过了十年磨难的锻炼，更胜当年。
老而益壮，年近耄耋还能写作，写出来之后有报刊争相刊载，刊载出来后又深受读者欢迎，作为一个作家，应该说没有比这更令人羡慕的了。
柯灵同志何以能够保持这样身心两健、创作不衰的状态？我觉得其原因在于他心理状态的平衡。他淡泊于权位，不求浮名，自甘寂寞，埋首煮书为文。一位作家如果热心于征名逐位、蝇营狗苟不可终日，不仅不能潜心于学问之间，而且必然心烦气躁，有碍身体健康。就我接触所及，今日文坛保持身笔两健的老作家，大抵具有这样的品格。
1995年作者与柯灵先生
在我认识柯灵同志三十六年中，我从未见到过他争个人的名位，或对于个人的地位、待遇流露过任何抱怨或不满。尽管他从事文学、电影工作的历史很长，
影响很大——到今年他的创作生涯已满六十年，但解放后他最高的职位只不过是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所长而已。他对这些从未计较过。自全国解放，脱离了编辑工作岗位之后，他一心一意地从事电影剧本创作与文艺理论研究。十七年间，他的电影剧本创作，也可以说是多产的了。有意思的是，其中有好几部是奉命之作。对于一位有成就的作家来说，这种“任务”应该说是一种难题。而当时柯灵同志，正如一切长期追随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一样，把完成这种任务看成是责无旁贷的义务。那些年，我经常看到他为完成这些任务全力以赴地深入生活、研究材料、殚精竭虑。这些剧本的成就高低可另当别论，而其对党的虔诚之心历历可见。可笑的是，这些奉命之作也没有逃脱被批判的命运。其中最有名的是《不夜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柯灵同志还为此立即被下了监狱。当然，应命之作在柯灵同志所写的剧本中是少数，他原是有独立思想的人，这些，仅仅说明他对党的忠诚而已。他那些表现自己艺术见解的文章，自然更难逃脱被批判的命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作于1962年的“艺术概括谈片”之一与之二：《真实、想象和虚构》和《给人物以生命》。艺术创造离不开想象与虚构，艺术作品中的人物需要有独特的个性，这几乎是文艺创作的最基本的常识了。但是，它们与瞿白音同志的论文《创新独白》成为当时文学电影理论被批判的代表作。主张“陈言之务去”何罪之有？为想象与虚构争一席之地、要求人物个性化何罪之有？只不过这几篇文章都是根据他们各自的创作经验，提出了他们对于艺术规律的个人见解，而这种见解有悖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极“左”的教条主义。尽管他远离政治漩涡，他的道路也仍然坎坷不平。这也正是依照知识分子必然依附于一定阶级、而且必然依附于资产阶级的理论推理的结果，因此不论你如何追随，最后仍然在劫难逃。所幸的是，由于他一向“闲散”惯了，因此在这些劫难面前，显得比较坦然自若一些。
说他恬淡自若，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无是非、无原则的人。我觉得，一个作家对于事物如果没有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