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当年过耄耋之后，他所写出来的作品，仍然充满激情，以真诚的感情力量打动读者，赢得读者更多的尊敬，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巴金前辈在文学上的重大成就，当然不止于散文方面，他同时以小说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不过，他的散文在他的创作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自从二十年代末期他开始写作以来，他的散文和他的小说一样，以他所独具的那种饱满而汹涌澎湃的热情，唤醒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对于黑暗现实的不满，鼓舞了他们投身变革现实的勇气和决心。此外，在1978年之后的最近八年，他的写作则集中于散文方面。他通过散文发言，抒发了他对社会、对人生、对文学的感受和见解。他在散文中驰骋自如地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评判是非，宣泄爱憎，鞭挞丑恶，宣扬理想。他直言不讳，无所顾忌，不论什么人对他的文章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只要他认定真理在自己方面，他决不改变自己的意见。他在这后十年的散文中，不但更加突出地表现了他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的品格，而且表现了一位大作家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思考所达到的成熟的智慧。这十年的散文，使他在文坛内外，获得了人们更高的敬重。
巴金的散文，从一开始就显示了非常鲜明的个性。五四之后那一代作家的散文中，鲁迅先生的散文以其深刻透辟的思想，冷峻犀利的语言，达到中国新文学散文的高峰自不必说，而冰心和朱自清也以其温馨婉约的笔调清丽天然的风格各成大家。巴金散文的特色则是以火一般的热情直抒他对于社会、对于人情世事的感受与看法，以无保留的真诚打动读者的心。他谈到自己的创作的时候，常常说，他写作的秘诀是“把心交给读者”；他所以拿起笔是因为他有着一颗无时无刻不得安宁的燃烧的心，他有感情、有爱憎、有痛苦要倾吐。像他在其他文章中一样，他在这里讲的也是真话，他从来不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他也是把自己的熊熊燃烧的心掏出来献给读者。由于出自真诚而无需掩饰，他的文章具有一种酣畅流利的气势。有位文字造诣极高的作家，当有人认为她的散文风格有与巴金相似之处的时候，她说：我的文字再自然也不过是一杯清水，而巴老文章则是长江大河。“一杯清水”当然是她自谦之辞，然而，她对巴金文章的评语则十分恰当。六十年来，他的文章无论在感情还是思想方面，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活力，有如长江大河一般滔滔不绝奔腾向前。即使到了八十高龄，他的思想仍然站在时代的前列，他的感情仍然保持年轻人的热烈与敏感。
巴金的早期创作，和那一时代的所有大作家一样，都是从反封建开始的。他所要倾吐的就是对于封建专制的恨和对于被压迫者的爱。他那些回忆在封建官僚大家庭中所度过的青少年时代的散文，感情质朴而炽烈。对于早逝的母亲，对于始终没有勇气与封建家庭决裂的大哥，对于最早教育他懂得了正直与善良、具有原始的正义感的轿夫仆人，他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于摧残人、戕害人的封建礼教，他发出了强烈的诅咒和抗议。当然，他的笔触没有为家庭与亲人的范围所局限，在他结束少年时代之前，他的目光就投向了社会。当他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接触到封建统治者与入侵的异族的种种残酷暴行，目睹了人民百姓的种种悲惨遭际：人民不能掌握自己命运，任人屠杀，任人宰割，人性遭受凌辱与践踏。天地不仁，万物刍狗，他感到无法忍受的痛苦，他又感到一种无能为力的绝望。这些感情交织混合，奔泻而出，化为文章，成为声讨旧社会的檄文。巴金在后来的文章中多次将他的笔称为“一支写惯了黑暗的笔”。其实，他写的不仅是黑暗，还写了一代知识分子对于黑暗的抗议控诉，和一代知识分子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艰苦地寻找真理的思想历程。那就是从对于是非善恶具有朴素的道德判断，走向与封建制度、与一切剥削制度实行彻底决裂，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的历程。他在散文中所记述的心灵的艰难跋涉的历程，不仅对于他的同时代人发生过启示作用，而且点化了后一代、后两代的知识分子。我们这一代已过中年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思想进行蜕变的时候，几乎没有未曾受到巴金前辈文章影响的人。记录他思想大转折的《我的眼泪》一文，今天重读，仍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力量激动人心。年轻的巴金站在巴黎广场上的卢梭铜像面前，满怀景仰之情所接受的“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民主思想，和他从法国哲学家居伊那里所获得的“在众人的幸福中谋个人的快乐，在大众的解放中求个人的自由”的信条，不仅是他本人、而且成为好几代知识分子追求人类大同境界的始点。
当时被美国判死刑的意大利无产者樊塞蒂，更为他树立了一个以实际行动实践理想的榜样。对于这个意大利鱼贩子所提出的主张：“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他认为体现了“全世界最优美的精神”。他觉得这个普通的鱼贩子是比卢梭“还要伟大的巨人”。樊塞蒂拒绝参加侵略战争，以行动反对掠夺制度，最后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保卫自己的信念。这种献身精神，照亮了巴金一生的道路，并成为他一生奉为行为准则的榜样。
从此，巴金开始用他的笔，倾其全部感情反对封建思想，反对专制主义，呼吁和争取民主与人道主义。过去有人曾指责他在早年曾接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他本人也不否认。这也无足为奇，五四时代前后寻求国家民族出路的仁人志士，在探求各种各样救国救民药方的时候，不少人曾经接触过无政府主义的学说。而巴金，则在反对一切形式的专政这一点上，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就其整个思想体系而言，他属于反对剥削、反对压迫、要求建立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民主主义者。
正由于他具有这种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因而在1949年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起社会主义新中国之后，他由衷地为新中国唱起了赞歌。他写于五十年代的那些热情磅礴的散文，首先歌颂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化。尽管新诞生的共和国仍然贫穷，仍然落后，然而，它终于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变而为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旧日的卑贱者从人身依附的奴仆地位中解放了出来。这是他多年向往、梦寐以求的理想。这使他兴奋不已。而最令他动情的是那些为祖国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无私地献出了自己一切的人。在那篇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至今仍为人称颂不已的《我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中，他歌颂的就是彭德怀身上体现的那种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当然，更令他感动的是那些出身社会底层、来自穷乡僻壤的志愿军战士，为保卫新诞生的共和国而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事迹。从他们身上，他发现了与樊塞蒂相同的高贵品格。他为之欢欣鼓舞。他写了李大海、孙渭良，在《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里，他写了一系列有名的与无名的志愿军英雄。这些散文以作者发自肺腑的感情力量打动了读者。
然而，也正是因为他具有彻底的民主主义精神，他对于封建主义——封建主义的思想、封建主义的作风特别敏感。当他发现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肌体上暴露出某些封建主义霉斑的时候，他不能与之调和。今天回顾，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与社会主义民主相背离的官僚主义、个人崇拜、专断独行，以及某些封建特权的征兆。对于这些于不知不觉之间逐步发展起来的损害人民民主权利的现象，当时不是大多数人都能警觉到的。但是，巴金和一些思想敏感而清醒的作家作出了反应，发出了警告。他写于1956年和1962年的两篇文章《独立思考》与《作家的勇气与责任心》，即告诫人们应该保持独立见解，并提出了应该将文艺交还人民。尽管他的意见是出自对于新的共和国的爱护之情，他的文章、发言都十分谨慎、讲究分寸，但仍不见容于那日益膨胀、增强、彰显的“左”的势力——实际上也就是那些打着革命旗号的封建专制势力。他和一些有见识有勇气的知识分子一起受到了批判。这股封建残余力量的回潮、蔓延与泛滥，终于导致了封建法西斯主义的猖獗，酿成了一场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时不仅巴金，全国所有作家都不得不放下了笔。
被迫沉默了十年的中国作家、知识分子，并没有白白度过这一段时间。经过十年的亲身体验、观察与思考，许多有良知、有坚定信念的作家、知识分子思想更趋于成熟，对于我们社会中存在的封建积习和我们国家体制中的弊病，看得更为透彻。巴金在经过这场炼狱之后，思想臻于炉火纯青。当他在1978年重新开始写作的时候，他以一个更为坚定的反封建的战士的面目出现。他经过十年的切身感受与反复思考，他确认阻碍中国向前发展的最大障碍仍然是封建余毒。他选择了散文这个最灵活的文学样式，继续对它进行扫荡。他既揭露当前现实中仍然存在的不合理的现象，同时总结十年灾难的经验教训，旨在发人深省，阻止荒谬历史的重演。六年之内，他写下五卷一百五十篇“随想录”，震动海内外，赢得各界高度的评价。
巴老这张摄于九十年代的照片所流露出来的沉郁深思的神情，我觉得深刻地表现出了他的永远处于不停思考状态的内心世界。
有学者极其崇敬地将这五卷《随想录》的光辉成就归之为具有与民族共忏悔的自省意识。我以为这一归结还不够完整与贴切。五卷《随想录》的内容不是忏悔意识所能概括的，而且作者似乎也并无意于要求全民族共忏悔。他固然对于卢梭的《忏悔录》给予崇高评价，奉卢梭为终身导师，但是，《忏悔录》给他的启示主要在于那种敢于全无遮拦地披露自己内心世界的说真话的精神。在《随想录》中他固然无情地解剖了自己，但更多的是追究灾难的成因，和对于制造灾难者进行了满腔悲愤的控诉。
第一部分 记长者夏衍第7节 反封建的勇士巴金（2）
在这一百五十篇《随想录》中，他对十年浩劫及其前后一段时间内的某些丑恶的或者不健康的社会、历史现象进行了反复的分析，挖掘出那场历史灾难的主要罪魁祸首——封建主义的幽灵，并拿它出来示众。他近十年散文的主旨，也许归之为唤起民众更深入地反封建主义思想更为恰当。
在这一系列散文中，他首先针对“四人帮”所制造的“假大空”的“阴谋文艺”，重申了自己的文学主张。经过十年的反复思考，他愈益坚定了“文学作品是作者对生活理解的反映”这一主张，更加强调了作家对于社会应有的责任感。从《随想录》第一卷到第五卷，他多次讲到，他所以拿起笔，是以文学为武器，来与旧社会作斗争。他赞同鲁迅先生所说的，作者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作改革社会的器械”。他认为文学应该发挥撒播火种的作用，作家“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传给别人”。当然，他并未将文学的教育功能作简单理解，他再三讲到“文学有宣传的作用，但宣传不能代替文学；文学有教育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学”。是的，一切文艺作品必须通过以情动人、潜移默化的方式达到作者预期的效果。他虽然在自己的写作中始终恪守为社会为人生的原则，但他并不以此作为文学的全部职能，也不以这种创作原则来约束他人。他支持作家对文学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他鼓励作家不安于现状，不断创新。他认为，作家一旦停止探索就写不出有新意的作品。他赞成在文学上也应打破封闭状态、实行开放政策的主张，让作家借鉴国外的文学流派和创作方法。在这五卷《随想录》中，他多次支持在探索中受到非议的新起的作家。对于艺术技巧，他认为“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据我理解，巴金在这里所说的“无技巧”，绝不是轻视或否定艺术技巧的作用，他反对的是雕琢而没有灵魂的游戏文字，反对“舞文弄墨”的技巧来装扮苍白贫血的内容，反对“玩”文学的轻薄态度。他认为技巧必须服务于内容，与所要表达的内容相统一，他所推崇的技巧是对于内容的最自然的表现。这种自然是作者具有真情实感，并经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