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南和崔文斗都毕业于北京八中。八中是北京市第一所实验试点学校，提出的口号是“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除了各类文艺小组，还有缝纫、手工、模型等各类兴趣小组，所以他俩较早开始玩音乐也跟这有关
。老狼、金立也都是八中毕业的学生。不过老狼比他们俩高了五届，他俩初一的时候老狼都已经高三了，金
立就更早了。当时贾南和崔文斗还有张璐（即后来“清华大学校园歌曲协会”第三任会长）及另外两个同学
号称“五人帮”，五人共同组成了熊猫乐队。中学时代的贾南是北京八中的优等生。中考的六门科目总分600
分，他居然考了全校的最高分—596分。而当时朋友们都喜欢叫崔文斗为“斗儿”，学习成绩算中等偏上吧。
每个周末“五人帮”基本都会跑到学校来练琴，老狼还没毕业前有时也在周末回学校玩，他经常会带着
张楚。80年代张楚还不是“魔岩三杰”，也没人认识他。老狼已经和贾南他们认识了。当时贾南他们几个还
属于扒歌阶段，不过贾南因为学琴早，技术已经很不错了。刚开始接触时老狼和张楚特别惊讶，不过因为共
同的爱好很快就成了朋友。张楚刚被带过来的时候老狼向他们介绍：“这是我一哥们儿，我们一块弄了个‘
青铜器’乐队。”众人一点头打个招呼成了朋友就完了，多年后才发现张楚成名比他们都早。
贾南和崔文斗（2）
跟老狼、张楚切歌时，张楚有时候也会唱自己的原创歌曲。当时他唱过一首歌里有一句歌词是“树已经
老得没了模样……”，这让还是小孩儿的贾南和崔文斗大为惊讶，原来歌词还能这么写呢。初二那年，贾南
就创作了第一首歌曲，歌曲没名，写的是爱情，歌词大概意思是，“每当星光灿烂的时候，我总会仰望着星
空。淡淡的月，淡淡的云，一曲凄凉的寒风……”，非常小感觉的东西，已经有了校园民谣的雏形。后来创
作了《我的自白》，此后又有了《雨街》、《逃避》、《匆匆》等许多在同学中广为传唱的创作歌曲。第一
张专辑中收录了一首歌叫《中学时代》，原来叫《初恋时代》，其实就是贾南中学时代的作品，在八中的传
唱程度仅次于校歌。贾南有一个《无题》系列，几首歌分别被冠以《无题一》、《无题二》，等等。朋友聚
会的时候只要一说，今天我唱一下《无题二》，哥几个就知道是哪首歌了。
那时候的北京八中，每天都有那么几个人背着吉他上学，上课时几把吉他就放在教室后面。中午下课后
，有时候连午饭都不吃，贾南、崔文斗、张璐他们就开始练。其实为音乐疯狂的苗头早在初中时就已经表现
出来。其中一件逸事是崔健第一场演唱会在中山音乐堂举办，他们都去了，结果听完后特别激动，几个人就
跟着一帮人上街游行。晚上跑到天安门广场，他们还爬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去了（当时纪念碑周围还没有围
铁栏杆），后来被警察带到派出所关了一宿。一问是八中的好学生，第二天就让他们的老师给领走了。
贾南曾经磨着哥哥从日本给他带回来一把Gibson的电吉他和一台四轨录音机。在80年代，有一把电吉他
，而且是Gibson的，绝对能让玩吉他的人另眼相看。崔文斗说，他们到了高中时还开办过音乐沙龙，其实就
是向学校的同学普及音乐知识，他还记得第一课由贾南主讲，讲的是词曲分析，拿的范例是陈彼得的《一剪
梅》，就说歌词怎么写才牛，对仗啊、隐喻什么的……现场还听原唱。后来那把电吉他也屡次被作为示范教
学工具使用过多次，讲电吉他发声原理，讲解法斯器的使用……
八中有位音乐老师叫李存，把学校音乐教室的钥匙给他们了，从此音乐教室基本为“五人帮”所垄断。 至此他们不仅仅有自己的乐器，还有了自己的排练室。
1992年，贾南考上北京工业大学。北京高校的校园民谣里因为有了贾南的加入，北工大校园的草坪也成
了经常的聚会地之一。卢庚戌、麦田守望者乐队、李小龙、高晓松、老狼等都曾会聚在北工大的草坪上弹琴
唱歌，畅谈人生理想。起初，贾南的父亲对于贾南“不务正业”去唱歌并不赞成，也曾经和贾南长谈过好几
次。然而，一次无意间从电台里播放的音乐中听到了由他儿子演唱的《父亲》时，贾南的父亲被感动得热泪
纵横、欷不已，也就同意了贾南在不耽误学习的基础上，可以适当搞一下音乐。
而崔文斗在1992年考上了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他也在建工学院组织了一个叫“音乐机器”的校园音乐协
会。不过建工学院的校园音乐气氛远远不如其他学校，崔文斗在那儿有点独木难支的味道，所以更多的还是
和贾南、张璐这帮中学的朋友凑在一起。那时候他们的朋友间有一个叫石峰的，家里有两套房子，其中一套
空着，这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在外刷夜的场所。几乎每个周末他们都会在那儿聚会，带着吉他，约上
朋友和姑娘们。当时的基本流程是这样的，先大伙儿凑钱买大量啤酒和凉菜，吃吃喝喝至一定程度开始弹琴
唱歌，说笑话。先唱会儿口水歌，然后就是原创。那会儿大家都憋着聚会的时候能拿出新歌来震住大家，创
作欲望特别旺盛，进入了一个“比、赶、超”的阶段。唱至酣处经常半夜被邻居“嘭嘭”的敲门声打断才告
一段落。贾南的《笼外的鸟》、崔文斗的《让泪化作相思雨》都创作于那个时期。另一个他们去得多的地方
是北大图书馆前的草坪，和卢庚戌、许秋汉（《未名湖是个海洋》）、刘琼（《民谣新世纪》中也有她的作
品，现在在央视公共网站工作）他们在一起。他们在草地的时候经常唱着唱着边上聚的人就越来越多，每当
有人唱完一曲就有人鼓掌，或是有人拿着吉他加入进来一起唱。北大当时有人写歌也特别牛，崔文斗说：“
当时北大有个人把泰戈尔的《邮差》谱成了曲子唱给他们听，觉得特别牛。就是忘了那哥们儿叫什么了…… 而许秋汉老唱石头乐队的歌，也唱得特别棒。”
贾南和崔文斗（3）
1994年对贾南和崔文斗来说是一个大的转折。也是在1994年，京文唱片刚刚进京，而周亚平以前只是编
曲，还未制作过专辑，这样他们走到一起准备合作。这年年初的时候因为《校园民谣1》面世后大火特火，整
个唱片界对校园系列情有独钟。周亚平在和正大唱片的副总张卫霞（紫禁城影业老总张和平的媳妇）聊天的
时候，说到想做校园民谣类的专辑，而张卫霞的儿子刚好是贾南和崔文斗的同学。于是他先找到了贾南，后 来又通过贾南认识了崔文斗、卢庚戌和刘琼。
那年他们的生活因为专辑和合辑有了改变，首先是贾南和崔文斗都变成了万元户。贾南的专辑中的十首
歌被京文买了使用权，每首一千，而崔文斗被买断了五首歌，每首两千块。那个年代作为一个学生能有一万 块钱，还能记住自己姓什么就很不错了。
生活上的另一个改变是开始有人给他俩写信。当时班上同学最乐于传看歌迷给他们的信，因为老有女孩
儿给他们寄照片。现在贾南还留着所有的歌迷照片，收在一本很厚的影集里。他俩第一次坐飞机也是因为去
武汉演出，那次是武汉楚天音乐台举办了一次湖北校园民谣节，由当年著名的电台DJ张弛主持。那天到武汉
时已经傍晚了，下着雨。他俩直接到楚天台直播当时最火的音乐节目“关不掉的收音机”，从楚天台出来的
时候，外面候了二三十号人，打着伞。崔文斗心想不是黑社会要打架吧，后来才知道是听到直播赶过来的歌
迷，这让他们特别感动。贾南去的地方则更多，因为他发了专辑，还拍了MV，去过很多地方宣传，演出机会 也更多。
1996年后两人就在公众的视野中销声匿迹了。说到原因，贾南给的解释是当年如果要专业唱歌就得去当
流行歌手，而且当时大陆的音乐环境并不好，再说他俩觉得自己已经算当过职业歌手在音乐圈走过一遭了，
也没什么好玩的了。而另一个原因就是两人的家庭都是比较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不希望他们走这条路。所
以两人毕业后都走了一条很常规的路。1996年贾南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后离开了校园，先后在西科姆中国
SE、北京敬业综研有限公司、首都在线263等单位就职。2002年，贾南赴英国学习，获得了英国纽卡斯尔 大学的MBA学位。
同年崔文斗毕业后去了一家叫“英德公司”的新加坡公司，做报警灭火系统。给的钱一半是人民币，一 半是美金。算是真正的外企白领。后来又换了一家做食品加工机的德国公司，还西装革履地到上海参加食品 机械博览会，说点英语向意大利客户介绍产品……
不过这实在不是崔文斗想做的工作，没干半年他就辞职了，在家歇了两个月，利用那段时间学了开车。
后来通过同学母亲的关系到了正大唱片，以幕后工作人员的身份重回唱片界。历任满文军、解晓东、斯琴格 日勒等歌手的企宣和经纪人。
2002年10月，贾南的大学同学、当年一同搞校园民谣活动的好友简巍找到崔文斗，力邀他共同经营专业
Hip…Hop文化的北舞堂公司。经过整日长谈，崔文斗终于被“拉下水”，走上经营自己文化事业的道路。
不过那些年贾南和崔文斗都没断了和周亚平的联系。周亚平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公司“鸟人音乐”，他一
直看好贾南和崔文斗。在贾南出国前，周亚平曾找到他们想让他俩重新出山。不过那时候贾南的出国手续都 已经办好，就等着走了，于是这事告一段落。
2004年贾南回国后，就职某著名通信产业公司的集团市场部总经理兼市场总监，里面有项业务是彩铃下
载，按崔文斗的话说他成了中国彩铃界的大鳄。此时“鸟人音乐”旗下歌手庞龙的《两只蝴蝶》已经唱得满
大街都是了，于是贾南和周亚平在业务上有了联系。此时周亚平又提出了2002年曾和他们说过的事，这回他 们没有太多的犹豫，决定合作。
贾南和崔文斗花了一年的时间找歌，编曲，进棚。其间贾南仍然继续在公司上班，许多同事还不知道，
这个工作极其认真经常出差的“贾总”还是个签约歌手。而崔文斗的“北舞堂”也需要他经常性地打理。
贾南和崔文斗（4）
至于为什么还会回来当歌手。用崔文斗的原话来说：“其实我们俩搞音乐的心从来没死过……”
现在“南合文斗”的专辑终于面试了，里面有首歌叫《混了三十一年》，歌词是这样的：“混了三十一
年，逐渐开始习惯；太阳依然升起，理想依然遥远。混了三十一年，未来却渐行渐远；赚钱要日复一日，透
支却年复一年。就知道生命坎坷而短暂，想有些变化，不想拖延，就知道时光一去不复返，我怎么能让世界
为我改变？爱人她突然出现，却觉得太过简单；恋爱也不能不谈，分手也在所难免；久违鲜花的浪漫，抛弃
了爱的誓言；梦想被时间催眠，现实它不容争辩；就知道生命坎坷而短暂，想有些变化，不想拖延，就知道
时光一去不复返，我怎么能让世界为我改变？奋斗了三十一年，不得不开始习惯；太阳依然升起，理想依然 遥远……”
赵节，一直很安静（1）
2003年““非典””闹得人心都散了，往日拥堵不堪的三环路上车辆寥寥，双节的公共汽车也能极其畅
快地开到80迈以上。所有的人都憋不住了，却又不敢去外地。北京出来的人在外地遭遇了建国以来最不受待
见的时期。文艺青年及文艺中年只能在北京城里找地儿消耗诚惶诚恐和无所事事的日子。
那段时间，赵节的老公带着儿子早就回了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