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要巩固和壮大「杜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使各种经济成份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和范围。」
遭江泽民暗批
此时，正襟危坐在会场主席台上的朱熔基，虽然表面不露声色，但心里明白这位总书记今天的讲话，无疑是在代表政治局表态支持理论左派，所谓「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实际上比改革开放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提法，更直接地把批判矛头指向了上海的「皇甫平」，当然也就是指向朱熔基。
而此时坐在台下的大批理论左派们则不约而同地把仇恨、奚落的目光，对准了台上的朱熔基，按著，便是一阵疯狂的掌声。
第二天，朱熔基被打发到湖北考察并巡察暴雨灾情，北京方面则在江泽民的支持下，开始了新一轮对朱熔基的全面清算。
中共国家教委紧急召集理论学习会议，系统传达和讨论江总书记指示精神，会後又迫不及待地将一批马列教授反对改革的理论观点，整理上报中共中央，称之为「在我国进行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建议」。
另外，中共国家教委在何东昌的授意下，还组织一批经济学教师，以「高校一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对经济领域中若干问题的看法」为题，上书中共高层，要求「警惕＇私有化潜行＇」。这批左派教授认为，「一些原来主张私有化的人，越来越明显地把股份化，作为实现这一主张的掩饰和途径」；「有些热心鼓吹股份化的人们，其可以说出来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实行股份制，完全剥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权」。
这些左派教授，甚至公开抵制邓小平的主张，强烈要求中共「应该更明确地肯定国家计划，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地位」；强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仅是经济运行方式，而且体现著不同的制度，西方资产阶级，都是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同义语来使用的。」
把持《人民日报》的高狄，此时更是利令智昏，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挑起与「皇甫平」的论战，以逼迫朱熔基在这个问题上作出检讨。
八月三十日，由《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李德民和理论部一位高级编辑起草的社论《一切为了改革开放》，已经由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审阅通过，但高狄却故意加进一段「必须先问姓＇社＇姓「资」」的内容。
九月一日这篇社论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後，李瑞环根据邓小平的指令删去这段话，高狄这才屈从，造成了电台播发出的社论，与第二天见报的社论内容不一样的後果。为此，邓小平恨恨地说了一句：《人民日报》想全面批判邓小平。
邓小平反击保守派
有了邓小平这句话，朱熔基这才长舒了一口气，高高兴兴地继续进行他的周游列省活动，并於九一年十月十三日到达上海。
大陆记者张石森披露说：十月十五日朱熔基会见上海市市委常委时公然说道：「我们的舆论都应该成为改革开放的舆论，而且要坚定不移地宣传。「皇甫平」也好，「吉方文」（「皇甫平」作者的另一笔名）也好，只要是为改革开放鼓劲呐喊的，我看都是好文章。」
但这话在上海市干部中做了传达後，立刻又在北京引起反弹。一个多月後，李鹏到上海为南埔大桥的落成剪彩，言谈中突然冒出一句没头没尾的话：「「皇甫平」的文章影响很坏，把中央好不容易统一的思想又搞乱了。」
到此为止，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李」等於都公开站到了保守派一边，到底打哑了朱熔基，但同时也彻底激怒了邓小平，「邓小平南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场的。
邓小平南巡後，北京的保守派仍在负隅顽抗。同时，因为邓小平在南巡第一站武汉，即点了江泽民和李鹏的名，并要求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长郭树言，同他们两人带话「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所以二人一度耿耿於怀，迟迟不就邓小平南巡讲话明确表态。
邓小平看江、李等人到这个时候仍然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立刻将「文攻」转成「武卫」。九二年三月全国人大会上，杨白冰代表中共军方公开表态，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于是，形势急转。
先是李鹏乱了阵脚，主动给邓小平写效忠信，表示愿作改革开放的「马前卒」，声称邓小平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接著是江泽民请乔石安排一次在中央党校讲话的机会，公开表态拥护邓小平南巡讲话，立志「防左」。
所以，到一九九二年六月份为止，至少江、李等人再不敢给朱熔基小鞋穿，朱熔基进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随之大大增加。但是，也因为江、李的见风使舵，不敢继续坚持「原则」，却使朱熔基失去了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立刻接任总理职务的可能。
关於朱熔基如何获得邓小平的高度赞赏，并决心委以重任的过程，许多报刊都从不同角度有过报导，内容有实有虚，大都无法证实。
一九八九年大年初一，新华社向全国报刊发了邓小平在上海过年的简短新闻，配发的照片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邓小平同朱熔基正在交谈，江泽民站在旁边，明显地被冷落。
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杨尚昆的公子杨绍明。当时敏锐的观察家认为，在一向非常重「名单学」、「排位子」的中共高层中，这张照片意味著朱熔基非升官不可。
李鹏以退为进
但「六四」事件的发生，似乎改变了中共高层原来的人事计划。江泽民犹如一匹黑马，突然窜升为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朱熔基还留在上海，但党政大权一把抓，成了名副其实的诸侯王。不过关於他进京的消息仍广泛流传。
九零年春节，邓小平又在上海对朱熔基进行考察，邓发现朱熔基尽管身在上海，却对全国经济状况十分了解。最今他感兴趣的是，朱熔基手中并没有笔记本，却能讲出许多准确的数字。
大年初一，上海市委、市政府举行春节团拜会，朱在台下陪杨尚昆，而由黄菊「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全体与会同志拜年」。参加会议的都是上海司局级以上的干部，他们一下子议论开了：「朱熔基要到北京去？」有一位干部直接问朱熔基的秘书。朱熔基的秘书神秘地一笑，不作回答。
然而，邓小平刚刚回到北京，就看到李鹏写给政治局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去年五月，当党和国家需要我出来贡献时，我站了出来。现在，如果党和国家衡量利弊，需要我退下来，我愿意退。我是技术干部出身，缺乏管理国家行政工作的能力，就我的本意，也希望重新干我的技术工作。
作家徐勤业认为，这封「言辞恳切」的信，分明是陈云、李先念这帮老人，对邓小平过於重视上海帮，压低李鹏的一个挑战。当时中国大陆尚未从「六四」阴影下解脱出来，邓小平魄力再大，也不敢在带血的伤口上抹盐，於是在李鹏的信上作了「一动不如一静」的著名批示，稳定了老人的情绪。
就在邓小平批示三天後，朱熔基在上海市委扩大会议上正式宣布：「这一段时期，关於我要到北京去当什麽副总理的说法，全是没有根据的。你们想，小平同志刚刚批准了我们的开发浦东的计划，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我怎麽就可能走呢？也不好向上海人民交代啊！」
同时，上海市政府顾问汪道涵，亦向海外传媒吹风：「上海的工作这麽重要，朱熔基怎麽能突然离开呢？」
但是，九一年二月邓小平再次到上海过春节时，即向朱熔基挑明了调他到国务院工作的想法。同时，邓小平又委托杨尚昆召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一班领导，传达朱熔基近期内上调的「中央决定」。
为了使上海的人事安排有一段过度，并安排先由黄菊以「常务副市长」的名义，接替朱熔基的市政府工作，待上海市九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时，再正式接替市长职务。
三月七日，上海各大新闻媒介首次以「常务副市长」的头衔报导黄菊的活动，这等於是把朱熔基将另谋高就的消息正式透露出来。
邓小平寄予厚望
邓小平为什麽力排众议，非要选拔朱熔基不可呢？据知情人士分析，除了朱熔基在「六四」前後与北京等地截然不同的稳定局面的政治手段，深获邓小平赞赏外，还是因为邓小平急於寻求推进改革的新战略有关。
当时，一百萦绕邓小平脑海中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下一步的改革路子应该从哪里走起？中央计划经济这条路不能再走，实践证明这是产生官僚主义、浪费资源，全国上下都无积极性的根源之一。可是邓对完全的市场经济也不放心，担心中央失去对经济生活的控制，贫富差距拉大，国家没有能力处理影响全局的大事。
邓小平曾非常赞赏赵紫阳提出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设想，但是「六四」之後，党内理论左派攻击赵紫阳的这个设想是「资本主义经济格式的翻版」。这派政治势力强调说，「完全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发展经济的「灵丹妙药」，它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国际的资产阶级就是通过市场经济的渠道，介入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实现其「和平演变」的政治阴谋」等等。
理论左派的这种论调，往大陆经济体制改革中插进一支意识形态的「楔子」，使邓小平不能顺利按照自己的思路，选择新的改革战略：更主要的是，至今中国政治舞台上，尚没有一个像赵紫阳那样足智多谋的势力人物。能在实践上与邓小平的思路相配合，开拓出一条崭新的改革路子，所以邓小平意欲寻找这么一个人物。
九一年春节，当朱熔基汇报到浦东开发要金融、贸易、基础设施三个先行的时候，邓小平连日称赞说：「我讲改革要有新思路，就是讲改革要有不同於前十年的新办法、新措施。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关键在於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於把计刊经济等同於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於资本主义。这一看法，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已证明不符合实际情况了，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在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防止陷入新的思想僵滞，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不能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在利用外资上谨小慎微，顾虑重重。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对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不敢坚持和完备，甚至动摇，走回头路，不能把持续稳定发展经济，不急於求成同紧迫感对立起来，工作松懈，可以办的事情也不去办。总之，进一步解放思想，是保证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依我看，今天还存在这个问题：凡是思想解放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工作就打得开新局面，凡是思想不解放的单位，就缺乏生气，工作也很难搞上去…」
出任副总理
邓小平对朱熔基讲这麽一番话，其用意是相当明显，他希望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格局中，朱熔基能像赵紫阳那样成长起来，打破大陆改革开放停滞不前的局面。
据说，当邓小平决定正式提升朱熔基为副总理时，姚依林随即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说：「这么一天一个令，让人家怎麽工作？」邓小平听到後，怒斥道：「如干不了，就别干，退下来，让其他同志干。」
按著，邓小平又对杨尚昆说：「姚这个人不行，身体不好，又不让出来，国务院工作搞不上去，他有一半责任。」姚依林一听，就表示要请长假。那不是正中邓小平的下怀麽？陈云出来打圆场，让姚依林边工作、边休息。「李鹏在家，依林可以多休息，李鹏外出，依林可以多工作。」这才算把绷紧了的弓，调整了弦。
九一年四月十二日，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朱熔基正式被任命为副总理。李鹏在向人大提请任命朱熔基的议案时，说他「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对我国经济情况比较熟悉。事业心强，工作有魄力，勇於开拓，处理问题比较扎实稳重，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政策理论水平。作风正派，团结同志，对自己要求严格。」
李鹏当然忘不了刻意强调：邹家华、朱熔基、钱其琛三人「在八九年制止动乱和平息北京的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拥护党中央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此时，朱熔基正率领上海市政府代表团在荷兰等西方工业国家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