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评定学生成绩时，应当把学生的政治觉悟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应当以学生的实际行动来衡量学生的政治觉悟的程度。”“在提拔师资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思想政治条件、学识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资历应当放在次要的地位。在鉴定学生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政治觉悟的程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注意课内学习的成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19580920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八年招考新生的规定》指出，本年改变全国统一招生制度，实行学校单独招生或联合招生。“为更好地贯彻阶级路线，保证新生的政治质量，对于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工人、农民、工农干部和参加革命工作时间较久的老干部，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可采取保送入学的办法。”
60年代初，突出政治、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贯彻阶级路线成为明确政策。1960年国务院通过的《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应该以政治条件、学识水平和业务能力为主要依据；同时，对资历和教龄也必须加以照顾。”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7841962年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生的《规定》，提出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有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的，主要看本人；有历史问题的，主要看今天的表现；有问题要看大小。”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3101963年关于高校招生的《规定》，要求正确掌握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对于思想反动而屡教不改的学生一律不得录取”；对在中学担任社会工作，政治上表现好的优秀学生，如考试成绩达到录取标准，应适当照顾录取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333。1965年的高校招生办法提出：“对于政治、学业、健康三方面条件均合格的考生，按照报考志愿的顺序和考试成绩的高低，分段择优录取；在每一分数段里，首先要挑选政治条件好的学生。对政治思想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工农和烈士子女及学生干部不再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方法，在他们的考试成绩与其他考生相近时，优先录取。”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380随着贯彻阶级路线，高等学校招收的新生，工农家庭出身和本人是工农成分的比例不断上升，1953年为27。9％，1958年上升为55。28％，1965年上升为71。2％。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338
这样，在扩大人民教育权利的过程中，“人民”的概念却被加以区分了，在劳动人民和非劳动人民之外，还有一个不属人民的剥削阶级、反动分子阶层。公民平等的教育权利，被区分为优先、限制、剥夺等不同的对待。
家庭出身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身份，并在“文革”中发展为赤裸裸的“血统论”。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直接以封建的“血统论”作为自己的组织理论，它与“阶级路线”实在是一脉相承的。北京学生遇罗克因父母是在日本留学归来的企业主，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文革”中他撰写《出身论》反驳“血统论”，却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枪决，是最惨烈的一幕。
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的确立，对知识分子进行了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这一具有封建意味的“左”的政策也已经被摈弃了。
《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 教育公平：权利还是特权干部子弟学校
出身论和阶级路线政策在剥夺了一部分公民的教育权利的同时，又对另一部分公民实行“优先”。在新的社会谱系中，尽管工农、革命干部、烈士子弟同属“劳动人民”阵营，但从出身论的观点看，他们对政权的重要性并非等同。不平等的权利观念，使得在劳动人民内部，“工农的优先权”逐渐转化为干部子弟的优先权。
这种等级化的教育在战争时期的延安即已出现。为解决中央机关领导子女的养育以及收养烈士遗孤的问题，边区政府成立了保育院，采取供给制方式重点包办党、政、军托幼机构机关幼儿园，适当扶持社团托幼机构的政策。“但边区保育院看护儿童需要核查父母的干部身份和工作单位，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孩子父母身份不同，所得待遇差别很大，连孩子母亲的补贴也有很大的差别，内部分化严重。”蔡迎旗。幼儿教育财政投资政策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5诚如研究者言，这种过分对党、政、军干部、特殊人群子女利益倾斜的财政政策，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教育财政的公平性都有消极影响。
重点学校制度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办学经历。当时边区即面临普及教育与提高质量的矛盾。1940—1941年，为提高教育质量，追求“正规化”教育，建设了一批资源充足、设施完备、师资良好、具有示范性的“现代学校”，关闭和兼并了众多条件差的学校，导致学校和学生规模大幅减少。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中，这一政策被指犯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而遭受了批判。
1949年之后，进入城市的领导干部阶层的特殊利益逐渐显现出来。在半军事化、供给制、单位制的管理模式下，教育领域出现了一批经费充裕、设备精良的干部子弟学校，如北京军区的八一中学、空军机关的育鹰学校、101中学等等。1952年政务院颁布的《干部子女小学暂行实施办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机关及团体得根据需要，设立干部子女小学”，“干部子女小学的设置、人事配备、经费，由设立机关或团体负责解决”，如限于人力物力不能招收全部机关子女时，“得依干部的职务、工作年限、待遇等条件优先录取一部分；对烈士遗孤，应给予特别照顾”。何东昌，吴霓。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97）。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49据1952年底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四大区的不完全统计，共有干部子女小学42所，学生13084人，教职员工2975人。由于它只对本系统的干部子女开放，具有明显的特权色彩，引致普通市民的不满。它引起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警惕。1952年6月14日，毛泽东批示：“干部子弟，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781955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报告，决定取消各地干部子弟学校，停招寄宿生，招收附近机关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子女为走读生。从1955年暑假起，北京市所有干部子女小学停止招收住宿生。从1956年春季起，全国干部子女小学停止招收住宿生，逐步改为由普通小学招收附近机关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子女为走读生。各部门办的干部子女小学交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接管，以便统一管理。何东昌，吴霓。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97）。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532~533
该报告称当前干部子女小学存在的主要缺点是特殊化。一是生活待遇优裕，许多家长用小汽车接送孩子。据1954年12月11日（星期六）北京6个干部子女小学的不完全统计，接学生的小汽车共359辆次，在群众中造成不好影响。二是经费开支过大。主要是由于编制大，干部子女小学学生与员工之比为6∶1，而一般大城市小学的这一比例为28∶1，农村小学为35∶1。造成孩子脱离群众，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且娇生惯养，不爱劳动，不懂礼貌，利少弊多。
虽然干部子弟学校被取消，由于贯彻阶级路线，这一阶层的特殊利益事实上仍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在大城市，干部子女集中在那些办学条件好、教学质量高的重点学校。在北京，它们成为“文革”之初“红卫兵”运动的策源地，成为“西纠”、“联动”等“红色恐怖”活动的重灾区。
《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 教育公平：权利还是特权“文化大革命”与教育乌托邦
1。被政治掩盖的公平
20世纪50年代初普及型的大众教育立即与培养专家、发展大工业的目标发生冲突。随着全面学习苏联，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和新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国教育进入了制度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对教育质量和业务标准的重视，导致了取消工农速成中学和调干生。对分数标准的强调，使一些工农子弟学习困难，被拒之于校门之外。大中小学普遍学习凯洛夫教育理论和苏联学校制度，建立起一套严格、复杂的教学管理体系。它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教条主义”。
毛泽东成为这种教育的反对者，他从不掩饰对正规化、制度化的苏式教育的抵触，并在1958年和60年代两度发起“教育革命”加以冲击和抗衡。毛泽东的教育革命包括许多复杂的层面，除了高度政治化的特征，另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对教育公平的关注。与当时重点发展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的教育政策不同，毛泽东强烈主张教育发展要面向农村，反对以城市为中心的价值观，强调广大劳动人民子弟普遍的教育权利。1957年3月，他明确提出：小学教育必须打破由国家包下来的思想，在农村，提倡群众集体办学；中学设置应适当分散，改变过去规模过大、过于集中在城市的缺点；特别是初中的发展，要面向农村。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1911958年他提出：“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毛泽东。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371965年，他提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称卫生部为“城市老爷卫生部”，批评文化部门“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毛泽东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19640627同时，他推动缩短学制的改革，要求下放各级教育的管理权限，强调利用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发展教育，提出在国家办学以外，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允许私人办学，可以发展民办教育。另一方面，他提出通过改革考试制度扩大工农子弟的教育机会。
在很大程度上，1958年的教育革命可以视为“文革”时期教育革命的一次预演，其基本价值、理念是高度一致的，区别仅在于：1958年的教育革命主要通过体制内的途径和方式进行，虽然包括严重的冲击，但仍是一种改革；而1966年之后是用“砸烂”旧体制、推倒重来的“造反”和“革命”方式进行的，其破坏和摧毁教育的灾难性后果可谓前所未有。毛泽东的所有教育诉求，都是用“反修”、“防修”、“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之类高度政治化的话语包装，通过政治批判、政治运动开路和推行的，以至于“文革”“教育革命”留下的记忆，只是打砸抢之类的“造反”，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以及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苦难史。
对毛泽东教育思想进行理性解析，可以看出：对教育政治功能的过度强调和夸大是其贯彻始终的重要特征。但作为听取过杜威演讲、在五四文化中成长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教育思想显然还包括许多具有认识价值的内容，例如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批判和改造，以及对教育公平的重视、反对城市中心的教育、重视扩大劳动人民子弟的教育机会，等等。“文革”时期追求教育公平的实践包括以下一些主要的方面：
——改变城乡教育资源分布的格局，将农业院校等下放到农村，医药院校面向农村培养实用的“赤脚医生”、卫生员。
——加速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在农村扩大和普及高中教育；下放各级教育的管理权，中小学下放给农村和街道，实行由工人、贫下中农管理。
——缩短学制，实行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大学三年的学制；简化教育内容，学校教育以政治教育和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