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三部分空印案之谜（1）
朱元璋曾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对官吏的横征暴敛、贪赃害民，富民勾结官吏、仗势欺人的行为有深刻的感受。所以，他最了解贪官，也最痛恨贪官。在掌握了最高权力后，他采用了各种办法整顿官僚队伍，但贪污腐败似乎与官僚队伍难解难分，犹如铲除不尽的毒瘤，既困扰着百姓，也困扰着朱元璋。但他手中有一件法宝，那就是绝对权力，朱元璋把这种权力用到了极至，对手下的贪官污吏决不留情，宁可错杀也决不放过。
澄清吏治是朱元璋巩固政权和实现他的建国理想的一项重要措施。明朝建立时，朱元璋的重要谋臣、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刘伯温说，元朝以宽纵失天下，他支持朱元璋严肃法纪，整顿官僚队伍。朱元璋下令御史大胆纠劾贪赃不法官员，不要有所畏惧。中书省都事李彬因为贪暴犯罪，应当受到处罚，但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袒护李彬，不欲将其治罪。刘伯温把此事报告给了朱元璋，朱元璋毫不通融，立即判处李彬死刑。开国功臣汤和的姑父席某，隐瞒在常州的田地，不交应该承担的税赋，朱元璋知道此事后说：“席某恃和势，不畏法，故敢如此。”这时大将常遇春也跑来为席某求情，但朱元璋不听，断然将席某处死。
朱元璋要通过“立纪陈纲”，达到“救济斯民”的目的，除了需要建立天下臣民普遍遵守的纲纪之外，最紧迫的就是要建立一套约束、钳制官僚队伍的制度，使他们不害民、不乱政，其核心就是对他们进行监督和考核。
朱元璋深知官僚队伍的治理之难，为了扭转元朝末年官场的混乱风气，朱元璋着手建立对官吏的监察、考核制度。明朝建立之初，他就不断派大臣到各地方考察吏治。他亲自宴请到京朝觐述职的官员，根据他们的表现，给以褒扬或劝惩。他亲手编订《诸司职掌》、《责任条例》、《到任须知》等规章条例，明确规定各级官员的职责、责任和禁令。他命令将《责任条例》刻板印刷，广泛张贴宣传，要求官员吏员永远遵守。到洪武末年，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吏考核制度。
官吏的考核工作由吏部的考功清吏司和督察院的河南道担任，考核又分为“考满”和“考察”两种形式。考满是在官员本身任期内进行，每任满三年举行一次，第一次任满三年为初考，第二次任满六年为再考，第三次任满九年为通考，考核的依据是《诸司职掌》中所规定的内容。根据官员的表现，考核机关分别给予被考核者“称职”、“平常”、“不称职”的等级评定。
考察则不是针对某一官员的任期，而是对全国的官员进行定期考察，每六年举行一次，这种考察被称为“大计”。在大计中不称职的官员分八种类型：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这种划分法叫“丽以八法”。凡被列入八法之中的，就要降级或罢免，是京官的还要调出京城。在大计中受到处分，被官员视为最大的耻辱，有的终身不再被录用。
虽然明朝的考核制度十分严密，但对不法官吏的约束还是不能完全奏效。朱元璋在基层生活过，他知道，一个官员的好坏老百姓最清楚，因此，他发动老百姓监督官吏。最高统治者和老百姓联手监督官吏，是朱元璋的一大发明。朱元璋相信老百姓，老百姓也相信朱元璋。朱元璋把可以覆舟的洪水疏导成保证他平稳行舟的江河，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朱元璋声称自己爱民，就要求官吏不得害民，要做到这点，就是要以老百姓的是非为是非。他的逻辑很简单：大多数老百姓说好的就是好，大多数老百姓说坏的就是坏。因此，他要老百姓帮助他鉴别地方官员的善恶廉贪，鼓励百姓进京上告。
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在《大诰》中下令说：“自今以后，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里年高、有德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岁终赴京面奏：本境为民患者几人，造民福者几人。朕必凭其奏，善者旌之，恶者移之，甚者罪之。所在城市乡村耆民智人等，肯依朕言，必举此行，即岁天下太平矣。民间若不亲发露其奸顽，明彰有德，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他认为，只要老百姓帮助他，“发露其奸顽，明彰有德”，当年就可以实现天下太平。他要求各地关津、隘口的把守者，只要问清是赴京面奏的，即使没有文引（通行证明），也要立刻放行，不许阻挡。阻挡者以“邀截实封”处罪，就是要以扣押弥封奏章治罪。朱元璋不相信官员的汇报而相信老百姓的上告，上告人越多就越相信。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四川定远知县高斗南等人因事被关入监狱，当地耆民认为不公，就结队到京城反映情况。他们开列知县高斗南等人的善政，报告给朱元璋，要求撤消对高斗南等人的处罚，朱元璋听取了耆民们的报告，不仅撤消了对高斗南等人的处罚，而且对这几个官员进行了嘉奖，赐给袭衣、宝钞，又将他们派回原地任职，这几个人后来政绩更加显著。朝廷为表彰天下廉吏，刻印《彰善榜》、《圣政记》，高斗南也被选中。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三部分空印案之谜（2）
还有一次，永州知府余彦成，因为征税误期而要被逮捕处置，当地父老到京城请求朱元璋将他留任。朱元璋知道余彦成是因为爱护百姓、同情百姓，避免逼迫百姓强制征税才造成了征税误期后，赐宴嘉奖余彦成，让他还任，上告的父老们也一起得到了宴请。可见，朱元璋宁可国税不完，也不愿催逼百姓；余彦成等宁可冒遭到处罚的危险，也不催逼百姓，而且最后得到了皇帝的表彰，这在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朱元璋对待臣下极为严厉，地方官有一点小过错就会遭到严厉处罚，但当他得知官吏爱民时，也会马上予以奖励、提拔。这位平民出身的皇帝毕竟与其他帝王不同，这也是朱元璋执政的一个特点。
朱元璋深知，官员下乡往往会倚势欺人，趁机盘剥，即使官员本人廉洁清正，也会给百姓增加接待的负担，因此朱元璋禁止官员擅自下乡扰民。在《大诰》中，他对官员下乡扰民表示出强烈不满：十二布政司并府州县，往常官吏不时亲自下乡，扰吾良民非止一端，数禁不许，每每故违不止。于是，他对擅自下乡扰民的官员，予以严惩，将他们逮赴至京，斩首于市。
朱元璋关心民生，心系百姓，对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因而，凡有灾荒，他会要求及时赈济救助，如果没能及时赈济灾民，他不仅对不如实报告灾情的官吏深恶痛绝，而且会为之长时间感到歉疚。《大诰》中记载了他的一段话：湖州府官吏、乌程县官吏易子仁、张彦祥，不将被水灾人户赴京赈济，通同猾吏，当告水灾之时，以熟作荒、以荒作熟，以多作少、以少作多……致乌程县民傍湖者缺食，朕终不能明其数，所以赈不及之。至今慊慊，无可奈何。总之，从这些自我反省的话里，都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平民情结。
著名史学家孟森先生在他的《明史讲义》中简明扼要地评价说：朱元璋以严刑苛法治理天下、驾驭群臣，为什么不但没像秦朝那样二世而亡，还奠定了明朝近三百年国祚的基础？就是因为他“不得罪百姓”。所以他说，平民出身的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得国最正”，就是因为他心系万民，懂得如何爱护老百姓。
然而，一般的监督和常规的制度并不能使贪官污吏感到震慑，为了反腐惩贪，朱元璋不得不一再对官僚队伍的腐败进行大规模的整治，掀起一个又一个大案。
下面我们说说空印案。明初，官员在考校钱粮时，使用盖有半个官印的空白文书，是官员们习以为常的做法，但在朱元璋看来其中藏有奸恶，为此他不惜大开杀戒。这就是发生在洪武九年（1376年）的一件大案——空印案。
明朝规定，各布政司、府州县对本地的户口、钱粮、军需等事项，要在年底时派人到京师的户部进行核对。地方官员携带的文书要加盖印信，逐级核对无误方可通过，如发现上下统计数字不符，户部要予以驳回。这时地方官员应回到原地重新填写，盖好印信后再来核对。因为各地离京城太远，往返费时，特别是边远地区，动辄数月，地方官为了方便，就在来京时带有预先盖好印信的空白文书，如遇到户部驳回，就在原地重新填写，不必再回本地盖印，以免往返之劳。这种做法行之已久，上下已经习以为常。
洪武九年（1376年），这种使用空印文书的做法被朱元璋发现了，他认为各地方官存心欺蔽，“其中有奸”，大怒，下令将所有掌印的官员处死，将副职一律杖责一百，发往远方当兵戍守。
宁海人郑士元牵扯到空印案之中，他的弟弟郑士利为哥哥郑士元上书诉冤，说郑士元刚直不阿，在地方上做过很多好事，而且使用空印文书不应治罪。他说：“陛下想要严厉处罚使用空印文书的人，是害怕奸吏借用空印文书，行文虐害百姓。而有效文书必须加盖完整的印信才可以使用，如今考核钱粮所用的文书册，是两张纸的骑缝印，不能和一张纸上一个印相比。即使奸人得到也不能行使，何况一般人还得不到呢？各地钱粮之数，府一定要与省相合，省一定要与部相合，经过多次核对，到户部才最后确定。省府离中央户部远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有洄千里，书册核对完成后回本地加盖印信，往返必须要用一年时间。因此，就先加盖印信而后书写，这不过是权宜变通的办法，很久以来都是这样做的，怎么能对他们加以追究治罪呢？而且国家立法，一定要先把规定向天下公开讲明，以后有违犯的人就可以治罪了，因为他们是明知故犯。现在的情况是，自立国至今，没有关于使用空印文书违法的规定，各部门一直按习惯做下来，不知这是犯罪。如今忽然要给他们治罪，怎么能使受诛杀的人口服心服呢？”
他又说，朝廷选拔贤能，把他们安排到各个位子上，这些官员得到这个位子，都十分难得。一个官员能够当到郡守，都是数十年努力的结果。这些通达廉明之士的头，并不像野草一样，割了以后可以再生。陛下为什么对那些不足以治罪的过错给予治罪，而损坏了那些可用之才呢？臣窃为陛下感到惋惜。
郑士利事先已料到，如果给朱元璋上书，肯定会招来杀身横祸，但他希望“杀我，生数百人”，要以自己的死，换来数百人的生，因此冒死上书。朱元璋果然大怒，追究主使者。郑士利说：“只看我的上书是不是有用就够了，为什么要追究主谋呢？我既然为国家上书提意见，就是死也是应当的。哪里用得着谁为我主谋呢？”朱元璋不为所动，结果郑士利还是被定罪，与郑士元一同罚到江浦做苦工，数百名用空印的人被处死，牵连者无一幸免。
一个为人请命，为国言事，敢拼死而谏；一个铲除奸邪，坚持到底，决不留情。迂而直，朴而鲁。只为信念、理想，生死置之度外，褒贬在所不计。不管他们谁对谁错，读史至此，能不感慨兴叹！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三部分郭桓案之谜（1）
洪武十八年（1385年），又一桩震动天下的大案——户部侍郎郭桓盗卖官粮案爆发。户部侍郎郭桓盗卖官粮，把仓库里的粮食据有己有，接受地方官的贿赂，和地方官勾结起来共同作弊，涉案数额非常之大，范围十分广。朱元璋出以重手，致使天下中产以上人家破产大半。
郭桓案涉案数额之大，范围之广，不仅遍及浙西四府，而且牵连全国的十二个布政司——要知道，当时全国相当于省级政府的布政司一共也就十二个，说白了，这个案子扫荡了明初政坛。
那么，这个郭桓的犯罪事实有哪些呢？按《大诰》记载，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件，应天、宣城、太平、广德、镇江五府州是朱元璋最早的根据地，即所谓“兴王之地”，由于这里长期承担粮饷夫差与徭役供给，朱元璋下令将这些地方民田的夏税秋粮全部免除，官田减半征收。但是，到了征税的时候，这些州县数十万官田的夏税秋粮并无一粒收缴上仓，全部被官吏张钦等勾结户部官郭桓等作弊私分了。
第二件，户部官收受浙西秋粮，应该入仓四百五十万石，郭桓等只收六十万石入仓，钞八十万锭入库。以当时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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