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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补偿诉讼中花冈事件诉讼案
和解的意义
（日本）专修大学教授 内藤光博
第一部分：日本战后赔偿与歪曲的历史认识达成和解的过程及和解的要点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东京高等法院第１７民事部宣布花冈事件诉讼案达成和解。花冈事件诉讼案是由在亚太战争中，被鹿岛组（即为现今的鹿岛建设株式会社）强掳到日本并强迫劳动的中国受害者，根据被告在民事上的违法行为要求赔偿损失而提起的诉讼。此诉讼作为追究民间企业的战争责任的诉讼十分有名。在众多战后补偿诉讼中，它因牺牲者之多，境遇凄惨而值得大书特书。同时，作为有关强掳劳工并强迫劳动的具有代表性的诉讼而引人瞩目。
这次和解的方式是，鹿岛建设公司出资５亿日元，通过信托设立基金，向被鹿岛组强掳并强迫劳动的全部受害者（９８６名）进行补偿或赔偿，以谋求鹿岛建设公司强掳中国人并强迫其劳动的事件之“全面解决”。在一般的民事诉讼中（判决时亦如此），和解的效力仅限于诉讼当事人，而使用信托方式的和解方法就有可能使没有参加诉讼的全部受害者得到补偿。故这种解决方法在司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今后的战后补偿诉讼的进行以及制定有关战后补偿法律将产生很大影响。
从以上的观点出发，本文将就花冈事件诉讼案的和解在司法和历史上的意义进行分析。①
在此之前，为了充分理解本案和解的意义，先在下一节详细地回顾一下花冈事件受害者和鹿岛建设公司之间进行自主交涉的经过以及起诉后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内容，这样来揭示达成和解的全过程并阐明问题的本质。
——从自主交涉、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到第二审的和解
第一部分：日本战后赔偿与歪曲的历史认识花冈事件之概要
亚洲太平洋战争末期，即１９４４年８月到１９４５年６月，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国民党军以及八路军的战士，包括被强掳的中国人共９８６名，被强掳到秋田县大馆市的鹿岛组花冈矿山作业点，并被关押在称之为中山寮的“收容所”。中国劳工被强制从事花冈川的河道改修工程。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加上日方的暴行和虐待，死亡者不断出现，中国劳工不堪忍受这种奴役，终于在１９４５年６月３０日团结一致举行暴动，杀死了４名日本监工和１名中国叛徒，往山中逃去。但是，他们遭到宪兵队的镇压，全部被捕。在这次事件中，因宪兵队的镇压以及逮捕后的拷问，１００多名中国劳工被杀害。加上因虐待、营养不良而死去的劳工，直到日本战败投降，共有４１８名被强掳的中国劳工丧生。
但是，奇怪的是，尽管日本已战败，秋田地方法院在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１日仍对花冈事件的首谋耿谆大队长等１１人判刑，有的还判了无期徒刑。尔后，为处罚日本战犯，设立了国际军事法庭。对花冈事件，美国第８军军事委员会设立的横滨战争犯罪法庭（审判乙丙级战犯）于１９４８年３月１日宣布，对当时鹿岛组现场的负责人，以侵犯人权罪，判处３名监工绞刑，１名监工无期徒刑，当地２名警察拘禁２０年。但是，以后都被减刑，绞刑减成无期徒刑，全体被告陆续获得释放。
这样，鹿岛组的现场负责人作为战犯受到了处罚。可是，鹿岛建设株式会社（以下简称鹿岛建设公司）和日本政府对被鹿岛组强制从事劳动的全体受害者，在花冈事件中被杀害、受伤的受害者本人及其遗属，不仅不给予补偿和赔偿，连谢罪也没表示。
（二）１９９０年的《共同声明》
在漫长的冷战时期，中日两国没有实现邦交正常化，加上中国的政局动荡，花冈事件尽管在一部分受害者之间被经常提起，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此事件的伤痛没有得到医治，一直留在受害者及其遗属的心中。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花冈事件的幸存者和遗属向“鹿岛建设公司”发出了一封“公开信”，提出了谢罪、建纪念馆、赔偿等３项要求。从此鹿岛建设公司在战争中强掳中国劳工并强制其劳动的实际状况广为人知。１９９０年，耿谆到日本，同鹿岛建设公司直接交涉。同年７月５日，耿谆等花冈事件幸存者及遇难者遗属和鹿岛建设公司发表了包括３项内容的《共同声明》②。幸存者和鹿岛建设公司双方确认以下３点。
１ 鹿岛建设公司承认强掳中国人到花冈矿山进行强制劳动是“历史事实”，是根据１９４２年的“内阁决议”而做的，并认识到“作为企业负有的责任，向有关中国人幸存者及遇难者遗属表示深切的谢罪之意”。
２ 关于公开信中提到的３项要求，鹿岛建设公司认为，此事必须由双方协商，通过努力解决。
３ 受害者与鹿岛建设公司双方将遵循周恩来的精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继续通过和幸存者、遗属的代理人的协商，争取问题的早日解决。”
但是，不久“鹿岛建设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是着手去解决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地去掉《共同声明》③的精髓并推翻解决问题的承诺，以至补偿谈判以决裂告终”。１９９５年６月８日，耿谆等花冈事件受害者及遇难者遗属１１人，在东京地方法院向鹿岛建设提出了诉讼，他们提出中国劳工在被强掳并强迫劳动中，遭受了暴行、虐待，使肉体和精神上深受伤害，根据有关违法行为及不履行保障安全义务的法律条款，要求被告向每人赔偿损失５５０万日元，共计６，０５０万日元。④
第一部分：日本战后赔偿与歪曲的历史认识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1）
原告一方根据以下两个主张提出诉讼：
１ 民法上的违法行为
被告鹿岛建设公司根据日本帝国政府制定的１９４２年内阁决议（《关于华人劳务者内地移入件》）和１９４４年次官会议的决定（《关于促进华人劳务者移入内地件》），强掳了包括原告在内的中国人。１９４１年，为使用中国俘虏等以补充日本劳动力之不足，成立了“华北劳工协会”，负责对俘虏的教育、训练及分配任务。１９４４年，被告和华北劳工协会之间签订了合同，内容是该协会“保管”并“提供”的中国人由鹿岛组“使用”。被告在此名义下把原告们绑架到日本。在花冈矿山，被强掳的中国劳工被强迫进行强制劳动，受尽了虐待。这些行为违反了《海牙条约（关于陆战的法规惯例条约）》，即禁止以武力威胁，强制进行残酷的惨无人道的奴隶式劳动。同时也违反了《日内瓦条约（关于俘虏待遇条约）》、《奴隶条约》以及《关于禁止强制劳动条约》。这些条约作为规范已得到国际上的普遍承认，也成了国内法中普遍性的法律秩序或条款之内容。因此，本案中被告强掳劳工并强迫劳动的行为已构成民法上的违法行为（民法７０９条）。
民法７２４条的后半部分是时效消失的规定。它规定了损害赔偿请求权在违法行为经过２０年后就消失了。对时效消失的起算点，应该理解为现实允许行使权利的时候。由于二次大战后的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国内的情况，实际上原告们不可能根据本案的违法行为提出请求。使之成为可能的是：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２日日本政府承认了中国人的“移入”就是强掳。因此，应该以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２日作为时效消失的起算点。
鹿岛建设公司在１９９０年７月５日的《共同声明》中，承认了应负的法律责任。因此，应该理解为它从那时开始放弃了时效利益。鹿岛建设的违法行为作为战争犯罪，是极其残忍的，不但通过虐待、强制劳动等违法行为谋利，战后，鹿岛建设还以雇佣中国人受损为由，从日本政府获取补偿金，并且销毁了有关违法行为的资料，伪造了假资料等。鉴于以上情况，鹿岛建设公司援用时效消失是属于滥用权利。
民法７２４条后半部即使是有关除斥期间的规定，但在适用除斥期间时，也能适用违反信义原则、权利滥用等理论，所以鹿岛建设主张除斥的利益就等于撤回对除斥利益的放弃。这违背了信义原则，是滥用权利，决不允许。
２违反保障安全义务
原告和被告鹿岛建设公司之间若不存在关于提供劳动力的合同关系，或者不存在使鹿岛建设合法接受劳动力的法令根据，强制劳动的实际状况就仅仅是一种有组织的犯罪行为。但既然鹿岛建设公司支配着原告们饮食起居的一切，奴役原告等劳工以谋取利益，就应该根据信义原则和条理承担义务，提供适当而安全的环境，保障原告们的生命安全。
华北劳工协会和被告鹿岛建设之间签订了“劳工”合同，对“劳工（华人劳务者）”的合同期、工种、劳动组织、工资、工具之负担者、劳动时间、宿舍设施、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卫生设施等使用条件做了规定，其内容还是鹿岛建设对原告等被强掳劳工负有保障安全的义务。这相当于为第三者而作的合同。关于该合同的效力，若以它不过有法律的形式为理由加以否定，则违反了禁止翻供的原则。原告们同意根据劳工提供合同被强掳，被被告鹿岛建设公司奴役的事实一个都没有。但是，原告们再三提出有关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如，提供必要的食品，以维持健康和能提供劳务的体力；提供必要的宿舍，以恢复肉体和精神的疲劳，增强体力；提供卫生管理，患病时给予治疗、休养；供应适合气候和劳动环境的衣服、鞋子等；彻底教育并监督现场指导员不用暴力来强制劳动；当管理现场指导员使用暴力时，要迅速制止并防止再犯；为不至于因被迫从事过重的劳动而身体衰弱，积劳成疾，应安排休息等等，因此，被告根据上述提供合同对原告们负有保障安全的义务。
被告按照“劳工”提供合同，从华北劳工协会接过了对原告等中国人的所有支配权，甚至拥有劳务指挥权。这种强有力的支配服从关系能够直接为保障安全义务提供根据。在当时的国家总动员体制之下，虽然被征用的工人和业主不可能建立直接的合同关系，但基于根据政府的指示命令而制定的工作条件，产生了劳动关系上的权利和义务，所以可解释为被告负有保障安全的义务。
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东京地方法院民事第１３部（审判长园部秀穗）在起诉后的两年半内举行７次开庭公审。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０日，对上述两项主张，都没有对事实进行审理，只按照法律条文进行了审理，做出了如下判决：⑤
（１）关于根据违法行为提出的请求
关于民法上的违法行为（使用者责任），“最后回到中国的原告张肇国也于１９４８年３月摆脱了被被告强掳到日本的状态，因此……最迟在１９４８年３月末的时候……强掳并强制劳动等违法行为已经结束”。
关于民法７２４条后半部的规定，依照１９８９年最高法院的判决（最高法院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１日第１小法庭判决。《民集》４３卷１２号２，２０９页），“规定了对不法行为赔偿损害请求权的除斥期间，从被告结束对原告的不法行为到提起本诉讼案的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８日已经过了４７年，所以，原告们主张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因除斥期间（２０年）期限已过而失效。”
又，关于援用、放弃除斥期间的概念，虽然原告认为如果对照“被告发表《共同声明》承认所负的法律责任，对照被告的违法行为是战争犯罪极其残忍等事实，应解释为被告已放弃以期限已过来受益。主张本案适用除斥期间是滥用权利。法院认为从除斥期间的性质上看，不应有使用援用或放弃的这些概念的余地”。
第一部分：日本战后赔偿与歪曲的历史认识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2）
关于根据违反保障安全义务，不履行债务而请求赔偿损害
关于保障安全义务，１９７５年最高法院的判决（最高法院１９７５年２月２５日第３小法庭的判决，《民集》２９卷１，１４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