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承，不仅为礼教所倡导，而且从唐朝开始还被规定进了法律条文。唐代法
律规定，同姓相婚的处徒刑二年。（《唐律·户婚》）宋代法律规定与唐相
同。元代规定：“同姓不得为婚，截自至元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为始，以前者
准已婚为定，以后者依法断罪，听离之。”（《元典章》）《明律例》与《清
律例》也均规定同姓为婚的各杖60 并勒令离婚。
那么，周代为何要禁止同姓结婚，其原因何在呢？考察诸家所言，有多
种说法。
一、遗传原因说。这一观点认为禁止同姓为婚是在于避免亲近繁殖带来
的不利因素。周人已十分清楚同姓相婚会造成后代的畸型和不育，不利人口
蕃衍和继嗣，所以便作了同姓不婚的规定。《左传·僖公二十年》记载：“男
女同姓，其生不蕃。”又《左传·昭公元年》载：“侨闻之，内官不及同姓，
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
则卜之。’违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国语·晋
语》也说：“同姓不婚，恶不殖也。”
二、宗法原因说。这一观点认为，禁止同姓为婚是出于宗法原则考虑，
其目的在于维护以男权为中心的宗族利益。在周代盛行自上而下、完整有序
的宗法制度，当时社会的基本组织是宗族，同一祖先的后辈们根据与其祖先
血缘关系的亲疏，形成严格的尊卑贵贱的等级，并由此享有相应的社会政治
地位。因此，由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尊卑等级成为整个社会统治秩序的基础。
为了维护这种秩序，周代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表现在婚姻制度上，即作出了
同姓不婚的规定，以避免同姓结婚给这种等级秩序带来的混乱。因为同姓为
婚，自然不能亲兄弟姐妹结婚，而只能是嫡、长、亲者与庶、幼、疏者之间
通婚，但是，通过这一方式结成婚姻之后，“夫与妇齐”，就可能把同姓内
部原来的嫡庶、长幼、亲疏、尊卑秩序打乱。相反，实行异姓通婚，则可以
把两姓间的嫡庶、长幼、亲疏相对应，而又不损及本姓内的嫡庶、长幼、亲
疏秩序。并且异姓通婚结成两姓间的姻缘关系后，两姓间还可以借此友好相
处，互相支持、互相依靠。所以《礼记·郊特牲》说：“夫婚礼万世之始也。
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附远”即指异姓间的依托，“厚别”即指
同姓内的区别。
三、伦理原因说。这一观点实际上是由宗法制度的原则衍释并附之以伦
常观念而产生的。它认为同姓不婚的目的在于定名分、别男女、防淫佚。《礼
记·大传》认为同姓不婚是最根本的礼法，它可以起到维系人伦的作用。《白
虎通·姓名》说：“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
姻也。故礼别异类，使生相爱，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为重人伦也。”
又《白虎通·嫁娶》：“不娶同姓者何，重人伦，防淫佚，耻与禽兽同也。”
《通典》在谈同姓不婚的原因时也持此议，认为同姓相娶是禽兽行，故当绝。
四、迷信原因说。这一观点从“异类相生”的迷信观点出发，认为“娶
妻避其同姓，畏灾乱也”。《国语·晋语》云：异姓通婚，可以使“男女相
及，以生民也”，而同姓相婚，则会“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黩则生怨，
怨乱毓灾，毓灾灭姓，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
五、政治原因说。这一观点认为，周王朝同姓不婚之制主要是为了加强
对异姓部族的统治而制定的。他们认为，周人原来只是一个小国，代商而有
天下后，苦于兵力单薄，不足以镇压东方各族人民，于是一方面大封同姓，
以作为周王室的“藩屏”。另一方面，对异姓之邦则联以婚姻，以此来维系
与异姓之间的政治、军事联盟，加强对异姓的统治。《礼记集说》：“夏商
以前，容取同姓，周公佐武王得天下，取神农、黄帝、尧、舜、禹、汤之子
孙，列土封之，以为公侯，而使姬姓子孙与之婚姻，欲先代圣王子孙共飨天
下之禄也，乃立不取同姓之礼焉。”今人邓伟志在《中国家庭的演变》一书
中也讲到，周人规定同姓不婚，“在统治者那里，还有扩大异姓联姻的用意。
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以及士大夫之间盘根错节、密如蛛网的联姻关系，
构成了天子的家天下”。即通过联姻达到了统治全国的政治目的。
以上几种说法，除了迷信原因说荒诞不经外，其他几说都有一定道理。
但周人在规定同姓不婚之制时究竟出于哪一种考虑呢？形成同姓不婚制度的
是一种原因还是有多种原因呢？因没有确切的史料，很难作出肯定的回答，
因此，这一创自周代，并为历代遵守的婚姻禁例，其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只能说仍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历史之“谜”。
（朱立东）
契丹人的葬俗是怎么一回事？
公元10 世纪至12 世纪初，散居在辽河两岸、长白山下的契丹族各部落，
聚集在威振四方的军事酋长耶律阿保机及其后裔的大旗下，东掠西征，北伐
南侵，金戈铁马直逼淮水之滨，使北宋王朝的八代君主常常坐不稳金銮殿，
契丹人在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和军事各个舞台上活跃了200 余年，便迅速失
去了踪迹，完全融合在中华民族这伟大的躯体之中了。
物换星移，人世沧桑。契丹人留给我们许多不解之谜。除了难以捉摸的
古怪文字外，更令人疑惑的要数他们特殊的丧葬习俗了。
宋人文惟简著《虏廷事实》，对契丹人的葬俗曾有所记：“其富贵之家
人有亡者，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又以尖苇
筒刺于皮肤，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此记属于
轶闻野史之类，在历代史书中均无凭据，似亦为正宗学者所不屑一顾。
然而，解放前后数十年的考古发掘中，契丹贵族的墓葬越来越证实了上
述“轶闻”并非虚构。在辽宁的义县、锦西、新民、法库，在内蒙古的昭乌
达盟、乌兰察布盟及吉林、河北等地的辽代契丹人墓葬中，都先后发现了“用
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的古尸，有的还全身穿着铜丝编织的衣、裤等。
人们对此迷惑不解。历史学家们保持缄默。考古学家们在缺乏文字资料
的情况下，试图对这种奇怪的葬俗作出各种说明，但一切阐述均属猜测，时
至今日，仍没有令人满意的回答。
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埃及的“木乃伊”。但尼罗河流域的原始葬俗何
以跨越几千年的漫长历史和广袤的空间，出现在中国东北一个少数民族之中
呢？况且出土的契丹人铜丝网衣和鎏金的铜、银面具等，绝大多数并非帝王
陵寝所有，如辽宁法库县叶茂台村的一座夫妻合葬墓，土扩狭小，石板棺具
粗陋，但女尸却赫然穿着一套铜丝网衣，即用直径约1 毫米的铜丝编成一般
常见的六边形“网眼”式的网罩，格眼约一指粗细。上身颇似今之圆领长袖
的套头线衣，下身则似一般裤子形，衣裤都是分前后两片分织，然后在两侧
缀合而成。手套分为五指式，足套如同靴、袜。这具女尸和发现的所有铜丝
网络的尸骸一样，骨架上染遍了铜锈蚀入的绿色。
有人以《虏廷事实》为依据，认为契丹人这种葬俗意在防腐。但是，各
地出土的墓葬材料表明尸体大都早已腐烂，而唯一尸体比较完好的乌兰察布
盟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中的贵妇人，既未“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也
没有“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况且，考古发掘开始证实：这种葬俗对
辽代的其他民族毫无影响，即使辽廷的汉族达官显贵墓中也根本不见，（赐
姓耶律氏的汉官墓除外）；在辽代的契丹人早期墓葬中也不见，只是中、晚
期才有此葬俗；在同一时期的契丹贵族中，也有很多人不用这种葬俗；铜丝
网衣和面具常不共存一墓，而网衣更多施于女性，显然，这一切现象是不能
单纯用防腐来解释的。
也有人用宗教来解释。日本学者岛田正郎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曾推测铜
丝网衣和面具可能用来保护死者灵魂的安宁；有人则把个别有这种葬俗的墓
中，还曾见到“肴炬如来必破地狱真言”胸牌联系起来。这种推测，仍不能
概括众多毫无“宗教”色彩和遗迹可寻的用此葬俗的墓葬。
还有人认为这种葬俗多见于女性，可能与辽代皇室之女耶律氏普遍下嫁
外戚贵族萧氏有关，因而同《辽史》所载耶律氏出嫁时均受赐“送终之具”
和“覆尸仪物”联系起来。不过这种说法还不能对有的男尸亦用此葬俗作出
恰当的说明。
总之，对契丹人这种奇怪的葬俗，目前一切推测都不过是假想而已。
“二十四史”关于礼仪、舆服制度的记述可称典章宏浩，但契丹人的这
种葬俗既无前代可追溯，亦无后代所承袭。看来，这个谜假若终有一天会被
揭开，恐怕也需一个颇为漫长的岁月！
（马洪路）
封建士大夫为什么爱竹？
竹，是一种很普通的常绿木质长秆植物，因其用途广泛而深受我国人民
尤其是南方人民的喜爱。奇怪的是，这一平常的植物居然也颇得中国封建士
大夫的青睐。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骚客、丹青妙手喜欢咏竹、画竹，
把它与“梅兄松叟”并誉为“岁寒三友”。爱竹，几乎成了中国士大夫的一
种传统文化心理表现。从历史上看，爱竹最甚的士大夫大概要数东晋王羲之
的儿子王徽之了。《晋书·王徽之传》及《世说新语·简傲》载：“吴中一
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观之，便出坐舆造竹下，讽啸良久。主人洒扫请坐，徽
之不顾。将出，主人乃闭门，徽之便以此赏之，尽欢而去。尝寄居空宅中，
便令种竹，或问其故，徽之便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邪！’”
好奇者要问：士大夫为什么偏爱竹？现成的解释是，“竹之一物，为植
物中最高尚之品，虚心、直节，。。凌霜傲雪，无朝华夕瘁之态”，（《三
希堂画宝·竹谱序》）所谓“未曾出土便有节，纵使凌云仍虚心”。因为竹
被目为“清高”的象征，所以士大夫们好以竹自诩。这种普遍为人们所接受
的说法之正确性是否可以打个问号呢？回答是肯定的。如在中国文化史研究
上有卓越贡献的已故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曾提出过怀疑。陈先生以为魏晋
南北朝士大夫爱竹，“疑不仅高人逸志，或亦与宗教信仰有关”（见《金明
馆丛稿初编》）。这里的宗教是指“天师道”，即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
——道教。
陈先生的质疑并非无根之谈。魏晋南北朝是道教的开创时期，当时不少
士大夫都信奉天师道，天师道对竹极为崇拜，认为是一种具有神秘力量的“灵
草”。南朝梁代陶弘景的《真诰》中讲：“竹者为北机上精，受气于玄轩之
宿也。所以圆虚内鲜，重阴含素。亦皆植根敷实，结繁众多矣”。就天师道
信仰者来说，竹的神秘力量在于能送子和延寿。
东晋简文帝司马昱为会稽王时，求子心切，有道士对他说：“公试可种
竹于内北宇之外，使美者游其下焉。尔乃天感机神，大致继嗣，孕既保全，
诞亦寿考。微著之兴，常守利贞。此玄人之秘规，行之者甚验。”（见《真
诰·甄命授》）这里所说的实际是我国原始宗教巫术的一种“交感”迷信，
即人们通过对某一自然物的模仿或接触等，就可以获得类似这一自然物属性
等的报应。道教本源于巫术，因此，把巫术的某些内容保留下来是不足为怪
的。对某种植物的崇拜是巫术的内容之一，如对桃树的迷信：古人认为桃树
有压邪的神力，所以元旦要用长约七八寸对剖的桃木写上“神荼”、“郁垒”
二神名，悬挂于大门的两侧（即“桃符”）。这一迷信以后成为习俗，演变
成今天人人都知道的春联。
魏晋南北朝时期把竹视为“灵物”的记载并不独见于《真诰》。东晋常
璩的《华阳国志》中提到：“有竹王者，兴于遁水，有一女浣于水滨，有三
节大竹流入女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有才
武，遂雄夷狄，氏竹为姓，所破竹于野成林，今王祠竹林是也。”这是记载
当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传说，说明在少数民族中也有这种崇拜竹的现象。
又《太平御览·竹部》记南朝齐代皇族萧子罕，因“母常寝疾，子罕昼夜祈
祷于时，以竹为灯，缵造夜北，缵宿，其枝叶大茂，咸以为孝感所致”。
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推的话，可以找到对竹的神秘力量崇拜现象之滥
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