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辛亥革命以后，满族人一般都冠以汉字姓了。有的取原来多音节姓氏中
第一字为姓，或数音节相切取一近音的汉字为姓，如舒穆禄氏改姓舒或徐，
瓜尔佳氏改姓关。也有将原有姓氏译意为汉字取为姓的，如巴颜氏改姓富（巴
颜，满语为富有之义），清皇族爱新觉罗氏改姓金，也属此类，因为“爱新”
在满语中即是“黄金”。这样一来，满族的姓氏特征就基本消失了。不过满
人改汉字姓并非如此简单，就拿清皇族来说吧，末代皇帝溥仪的七妹爱新觉
罗·韫欢改成了金志坚，而溥仪的名字之上，却赫然冠以昔日辉煌的“国姓”
爱新觉罗，仍然保留着满族人的古风。
说起爱新觉罗氏的由来，清人的解释是“受姓自天”。我国东北的长白
山，是清王朝的发祥地。据说，有一次天女佛库伦在长白山附近布尔湖里池
洗浴时，吞食神鹊所衔的朱果，遂觉身重不能升天，不久，生下一男孩，长
得体貌奇伟，落地便会讲话。他的母亲佛库伦对他说：“汝以爱新觉罗为姓，
名布库里雍舜。”（《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这个布库里雍舜就是清王朝奠
基人努尔哈赤的始祖，清代那些被称为金枝玉叶、天潢贵胄的“黄带子”们
都是他的后裔。然而，如果翻开明朝或朝鲜官私史书一看，却发现从努尔哈
赤起，一直上溯到他的六世祖，即建州左卫的开山祖猛哥帖木儿，都不姓爱
新觉罗，而是姓佟或童，甚至努尔哈赤本人遇到和明王朝、朝鲜有正式公文
来往时，也自称姓佟。1596 年（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初五日努尔哈赤写给朝
鲜方面一件禀帖，开头便道：“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儿哈赤禀，
为夷情事。”（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这时距努尔哈赤起兵已经过了十
几年了，他仍然不说自己姓爱新觉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明朝时候，女真人中间素来就有冒姓汉人姓氏的风气。佟姓是辽东望
族著姓，努尔哈赤的先人借来用作本支姓氏，揆其本意，大概是想借此抬高
自己在同族人中的地位。另外，这样做也便于和明朝中央政府以及朝鲜国打
交道。当时在女真人中间，除豪酋之类的头面人物借佟、李、王、杨等汉姓
外，一般部民通常也冠以汉姓。由此来看，努尔哈赤曾以佟为姓在当时并不
是不可思议的怪事，问题在于既然是借汉姓，那么，他本来姓什么呢？
有些学者认为，努尔哈赤的先世本姓“觉罗”，觉罗是地名，在乌苏里
江上游一带，那里曾是努尔哈赤先世聚居之处。女真人通常以居地为姓氏，
于是乃以“觉罗”为姓。努尔哈赤对明朝宣战后，不便再冒姓佟，也没有与
明朝文书来往的必要了，而“金”是前朝女真的国号，以金为姓不仅可以自
显是帝王种族的后裔，也能借此号召女真族人继承发扬完颜金的遗业，于是
在自己旧有的姓氏觉罗上，加上了一个金字，满语就读为“爱新觉罗”。照
这一说法，清皇族姓金是后来出于政治需要而加上的，觉罗二字的涵义，就
如张、王、李、赵一样，不过是姓氏的专称。在满族姓氏中，除国姓爱新觉
罗外，还有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西林觉罗、通颜觉罗、呼伦觉罗、阿哈
察喇觉罗等，他们与清皇族同姓而不同宗，由于支派疏远，所以统统归入了
“民觉罗”，从这一点也足以证实上述看法。
有些学者则认为，努尔哈赤姓“爱新”（“金”）渊源有自，据明初朝
鲜官方修撰的《龙飞御天歌》的记载，努尔哈赤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姓“夹温”，
“爱新”二字有可能是“夹温”双声互转，“夹温”的合音则为“金”，照
这样的解释，清皇族本姓“爱新”（“金”），“觉罗”不是姓的专称而是
统称，当“姓氏”（满语“哈拉”）讲，爱新觉罗即“金姓”“金族”之义。
时至今日，恐怕已经没有人还会相信清皇族“受姓自天”的神话了，但
他们为什么以爱新觉罗为姓，以及与此相关的爱新觉罗究竟作何解释，却仍
然是个悬案，不断引起人们深入探索的兴趣。
（郭成康）
台湾高山族是从哪里来的？
台湾高山族约有40 万人左右，占台湾省1900 万总人口的2％强。主要
分布在台湾本岛山地和东部沿海纵谷平原以及兰屿岛上，分布面积约1。6 万
多平方公里，占台湾全省面积的45％左右。高山族随着分布地区的不同，也
有着不同的称谓。主要有泰雅、阿美、排湾、布农、鲁凯、卑南、曹、赛夏、
雅美和平埔人等等。不过，在明清以前高山族并无专有名称，在汉文记载中
常以台湾地名冠以“土人”称之。1590 年，葡萄牙人航海经过台湾海峡时，
称台湾为“伊拉福摩萨”，意为美丽之岛，高山族人也被称作“福摩萨人”
或“福摩萨土著”。1662 年著名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即称高山族为
“土番”。有清一代，才普遍称为“番族”或“番人”，1945 年日本无条件
投降后，被日本侵略统治达50 年之久的台湾才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自此之
后才把居住在台湾的这一少数民族统称为高山族，一直沿用至今。
然而，关于高山族的来源，历来说法不一，主要有，1。土著说：连横在
其所著《台湾通史》中说：“高山之番，实为原始”，主张高山族是台湾最
早的原始居民。2。从南洋来的马来人：主张这一说法的主要根据高山族（平
埔人）的体质、语言，文化等方面具有许多与马来人相似的特征，认为他们
是来自菲律宾、婆罗洲诸群岛的马来人。3。大陆说：持此说者主要是张光直、
凌纯声等，主要根据台湾考古发现的有段石锛、有肩石斧、绳纹陶、网纹陶、
黑陶、彩陶等等，均与大陆东南沿海一带的原始文化同属一个类型，因而认
定台湾高山族来自大陆古越人的一支。张光直以出土文物论证了台湾土著民
族的文化属于我国新石器时代在东海岸形成的“龙山文化”。凌纯声则进一
步指出台湾土著民族是祖国大陆南方古越、濮族（越僚族）的苗裔，其先民
自大陆直接迁徙到台湾。
应该说上述张光直、凌纯声所主张的大陆说是基本正确的，林惠祥、陈
国强先生更从台湾发现的新石器及至其后的陶器与风俗习惯等等，来全面论
证说明高山族的来源主要是来自大陆东南沿海一带（《台湾高山族研究》）。
《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辞条也说：“高山族是百越的一支”，应是从祖
国大陆迁移过去的（《历史教学》1980 年第12 期）。不过，施联朱先生在
其《高山族族源初探》一文中，认为上述诸家之说，都失之于片面，根据几
年来考古学的发现和文献记载，以及高山族的民间传说研究，主张高山族的
来源应是多源的，主要来自祖国大陆东南沿海一带古越人的一支。但台湾地
处东南沿海，在漫长的岁月里，有少数来自东北琉球群岛和南方菲律宾、婆
罗洲以及密克罗尼西亚诸群岛的居民，与早先迁来的古越人相互融合，逐渐
发展成为今天的高山族。施氏首先从台南左镇发现的人类化石和台东长滨乡
八仙洞出土的旧石器，来说明早在1。5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台湾与祖国大
陆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渊源关系。继从台湾新石器时代出土文物与福建沿海原
始文化所表现的共同性来论证，特别是战国之时，公元前334 年，楚威王灭
越后，“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
楚”等史料，可知此时的越人流落江南各地，有的甚至渡海避居台湾、澎湖。
其次是公元前135 年闽越击南越时，汉武帝发兵往救，闽越王郢的弟弟余善
与宗族谋曰：“王以擅发兵击南越，不请，故天子兵来诛。今汉兵众疆，今
即幸胜之，后来益多，终灭国而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一
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这里的“不胜，即亡入海”，显然
是指东渡避居台湾、澎湖诸岛屿而言。从三国沈莹《临海水土志》中的夷州
（台湾）篇中指出：“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和
“顶有越王钓石在焉”等记载，可印证高山族与古越人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徐松石先生曾把《台湾府志》中所列高山族的特殊风俗习惯100 条，与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半岛马来人的特殊风俗习惯相比较，其中相同的占18％；
与大陆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与古越人有密切渊源关系的壮侗语族的各族比较
相同或接近的占82％，说明台湾高山族的祖先大部分确是来自祖国大陆上的
古越人。但施联朱除认为高山族主要来源于古越外，还认为有部分源自琉球
群岛、菲律宾群岛等地的居民。甚至还有一部分是融合了从大陆迁去的金人
和汉人。从高山族的婚姻、丧葬、墨齿、喜嚼槟榔、穿桶裙、贯头衣、大木
作臼等等文化习俗来看，还可能一部分来自于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壮侗
语族，主张台湾高山族的来源应是多源的（《台湾民族历史与文化》）。
（盈盈）
宗教篇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
佛教，产生于古印度，发达于中国。曾几何时，国内名山大刹林立，僧
徒众多，善男信女，络绎往返，佛殿门前，香火不绝。但是，你可曾知道：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
最早记载佛教初入中土的可靠文献是曹魏时鱼豢的《魏略·西戎传》，
内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 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月氏王
使人口授《浮屠经》。
到了东晋，有人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刘宋时和尚宗炳认为：“刘向《列
仙叙》，七十四人在佛经”，“如此即汉成、哀之间，已有经矣。”宗炳虽
仍泛指西汉末年佛教已经传入，但比元寿元年却提前了许多年。这还不算，
宗炳还暗示人们“东方朔对汉武劫烧之说”，好象汉武帝已知道佛教的劫烧
说。
以后，《魏书·释老志》根据伪作《汉武故事》也说汉武帝元狩中（前
122 年至前117 年）遣霍去病讨匈奴，获其神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
烧香礼拜。而且，《释老志》还根据《史记·大宛传》说，张骞出使大夏，
始闻浮屠之教，证明汉武帝时佛教已入中国。
更有甚者，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提出公元前218 年即秦始皇时就
有利防等18 个和尚带着佛经教化始皇。而唐代和尚法琳认为此说出自三国时
僧人道安、朱士行等《经录》，因而最有道理。
其实，晋代王嘉《拾遗记》将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提得更早，他认为战
国燕昭王七年（公元前305 年），就有身毒国道人尸罗入朝，荷锡持瓶，“于
其指端出浮屠十层，高三尺”。但《晋书》已责其事多诡怪，不足为凭，考
诸史实，昭王虽卑身厚币以招贤者，然而并没有关于外来僧人的记载。前面
提到过的宗炳也曾谈及佛教先秦传入说，他在《明佛论》中转引西域名僧佛
图澄对石虎的一段话：“临淄城中有古阿育王寺，犹有形像承露盘处，在深
林巨树之下，入地二十丈。”石虎依言求之，一一应验。
宗炳的话不可信。例如他还说过，伯益述《山海经》有“天毒国（即天
竺）之国，偎人而爱人”一语，当为如来佛的大慈之训，似乎佛教已间于三
皇五帝之时，显然为荒诞无稽之言。
此类情况并非一例。古来一些佛教徒为了争得佛教的统治地位，一直在
编造佛教始祖释迦牟尼比道教始祖老子资格更老，佛教早已传入中国的假
话。最典型的是唐代和尚法琳，他在《对傅奕废佛僧事》中，根据伪书《周
书异记》，认为周昭王二十四年（公元前977 年）甲寅，发生水泛、地动、
天色变异等象，太史苏由说有圣人生于西方，故现此瑞，以此断言为释迦牟
尼诞生之年。唐代另一个和尚道宣在《感应记》中更明说周穆王时有化人入
华，云是佛神，佛教在西周时已传入中国。道宣还认为，假如上说不能成立，
那么根据《列子·仲尼篇》“丘闻西方有圣人焉”，说明孔子知道佛教不容
置疑。其实，《列子》为魏晋人伪造，自不待言，即使保存先秦时代某些内
容，也毕竟是一种寓言。
佛教的输入，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上述诸种说法歧义叠现，那
么，哪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真相呢？
从目前学术界研究状况来看，一般同意佛教于汉明帝永平年间传入的说
法。此说最早见于东汉时出现的《四十二章经序》：东汉明帝夜梦金人飞行
殿庭，明日问于群臣。太史傅毅说：西方有得道者，其名号佛，陛下所梦恐
怕就是他。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