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确切评价。还有学者指出，《春秋》原是朝报邸抄一类的原始记录。《礼
记·坊记》及《韩非子》引述鲁《春秋》共有四条，皆与今《春秋》同，可
见今《春秋》即鲁《春秋》，其间并无孔子笔削的痕迹。《春秋》应是鲁史
旧文，其中如“郭公”、“夏五”之类，都保存了原来的缺简，但在长期转
写流传中，也难免没有一点改动。《论语》载孔子生平言行甚详，其中论《诗
经》的最多，对于《春秋》却一字未提。孔子时代《春秋》还是鲁国秘藏的
国史，孔子不可能也不必要对这本秘藏的国史进行笔削。有的学者则根据《春
秋》记载孔子生年和卒年，认为孔子修《春秋》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因为
他不会自称“孔子”，又不能预知自己该什么时候死。孔子和《春秋》的关
系，只是孔子曾经把《春秋》作为教材。而且，经孔子一用，《春秋》便逐
渐流传到了民间，以后再由孔门弟子一代一代地传述下去。《春秋》并非成
于一时或出于一人，而是鲁国史官们在两百多年时间里接续编纂，从而出现
了一些前后笔调不尽一致的地方。
鉴于孔子和《春秋》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搞清楚孔子与《春
秋》究竟有什么关系，将有助于学术史上一系列问题的解决。
（刘丽）
孔子是否删过《诗》？
《诗经》（也称《诗》、《诗三百》）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我国
文学发展史上有其突出的地位。但是，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由于年代久远，
缺乏可靠材料，至今在许多方面众说纷纭，无法作出定论。孔子是否删过《诗》
就是一个悬案。
春秋战国时代，虽然引《诗》十分普遍，但当时主要是从政治、哲学的
角度来看待的，还没有认识到它真正的文学价值，所以对它的作者、编定者、
编著年代等问题，不大可能进行探讨。直到汉代，司马迁为了写《史记》才
对春秋、战国以及上古时代的文化作了一番理论上的总结。他通过对《诗经》
及孔子的研究，提出了孔子删《诗》的观点。他认为“古者《诗》三千余篇，
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中述殷，。。三百五篇，孔子
皆弦歌之，以求台《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
子世家》）自此，这种观点就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不断补充、发展。主张这
种说法的理由主要有下面三点：
第一，汉代距离春秋、战国不远，司马迁所依据的材料自然比后人要多，
也更加可靠，我们怎么能不相信汉代的司马迁，而相信唐宋以后的说法呢？
第二，古代大小国家有1800 多，一国献一诗，也有1800 多篇，而现存
的《国风》，有的经历10 个、20 个国君才采录一首，可见古诗本来是很多
的，根本不止3000。孔子从前人已收录的3000 多篇诗中选取三百零五篇编
为集子，作为教科书，是可能的。
第三，所谓删诗并不一定全篇都删掉，或者是删掉篇中的某些章节，或
者是删掉章节中的某些句子，或者是删掉句中的某些字。我们对照书传中所
引的，《诗经》中有全篇未录的，也有录而章句不用的，可见这种情况是与
删《诗》相吻合的。
持不同意见的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孔子没有删过《诗》的理由。最早对
“删诗说”提出异议的是唐代的孔颖达。他在为“五经”作疏时，发现司马
迁《史记》中的叙述与先秦典籍对《诗》运用情况不相符合。他认为“《书
经》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去九，司马迁言
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毛诗正义·诗谱序疏》）于是，到宋
代就形成了反对“删诗说”之风。近代的顾颉刚、钱玄同、范文澜等都基本
上持这种观点。其主要理由有：
第一，《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演奏15
国风和雅颂各部分，其中的编排顺序与今天的《诗经》大体相同。而据现存
的资料看，孔子当时只有8 岁，根本不可能删《诗》，可见孔子之前就有和
今天《诗经》的编次、篇目基本相同的集子。
第二，孔子自己只是说“正乐”，并没有说删《诗》。虽然当时的诗是
配乐的，但诗、乐毕竟还是有区别的，诗主要指文字（内容），而乐主要指
乐曲（形式）。再说孔子返鲁“正乐”时已经69 岁，如果删《诗》该在这个
时候，为什么在这之前他一直是说“《诗》三百”呢？
第三，《诗经》中有不少“淫诗”，这些不符合孔子礼乐仁政思想的诗，
为什么没有删掉？
第四，先秦各种史籍所引的诗，大多数见于今天的《诗经》，据王士禛
古诗选》、沈德潜《古诗源》所辑逸诗，不过50 首，这说明《诗》在当时只
有300 篇。即使孔子删过诗，由于他在当时只是诸子中的一家，影响不是很
大，也不大可能影响到同时期的其他著作，更不可能影响到他以前的著作。
上述两种观点，唇枪舌剑，论战了1000 多年，至今还争论不休。从表面
上看，似乎后者证据更有力一些，但我们研究古代文学不能硬抠一二条死材
料，而应该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作一些合理的推测。
当然问题并不会如此简单，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搞清楚这个问题对研究
《诗经》，尤其是研究孔子的思想都会有很大帮助的。
（郑土有）
《学记》作者是否孔门弟子？
《学记》是我国古代第一本教育专著，它总结和概括了先秦儒家的教育
经验和理论，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一些重要的教育理论问题，如教育的作用、
目的、教育制度、教育和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教师等。2000 多年前《学
记》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教学相长”等名言，至今仍脍炙人口。
《学记》是《礼记》中的一篇。《礼记》一书究为何人所著，历来说法
不一。因此，《学记》的作者自然也众说纷坛。但在历史上主要是两说。一
说认为是孔门弟子所作；另一说则以为是汉儒所记。持前说者如唐代的孔颖
达，他在《礼记正义序》中说“《礼记》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礼残阙，无
复能明。。。至孔子殁后，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北宋程
颢虽认为《礼记》杂出于汉儒，但仍说其中如《乐记》、《学记》、《大学》
等，出于孔门弟子“无可议者”。（转引自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九）
持后说者如清代陆奎勋，认为《学记》继《王制》而作，为汉儒所记。理由
呢？他说《学记》记述“家塾、党庠、术序、国学，与《周礼》闾胥、党正、
州长、乡大夫之职略同，而云‘古之教者’，明其为汉记也”。（转引自杭
世骏《续礼记集说》卷六十七）后来的俞正燮也说《王制》、《学记》是“汉
人所造”。（《癸巳存稿》卷二）
上述历史上关于《学记》作者的两种主要分歧，影响了后来学者对这一
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学记》为孔门弟子所作，然而孔门弟子甚多，依《韩
非子·显学》篇说，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
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
乐正氏之儒”。《学记》究竟为哪一派的作品呢？
冯友兰认为《学记》为荀学。他在1930 年撰文《“大学”为荀学说》，
指出荀子为战国末年儒家大师，后来儒者，多出其门。“《大戴记》中直抄
《荀子·劝学》篇，《小戴记》中之《学记》，亦自荀子之观点以言学。”
他还说《学记》中“强立而不反”，就是《荀子·不苟》篇中“长迁而不反
其初则化矣”的意思，是“主张性恶之说”。以此为依据，论证《学记》为
荀学。（《原载《燕京学报》第7 期。后收入《古史辨》第4 册。见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2 年版）
郭沫若不赞同这种意见。他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一文中指出，“强立
而不反”即《洪范》所谓“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中庸》所谓“中立而
不倚，强哉矫”，也即《盂子》所谓“强恕而行”或“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行是前进，也就是“不反”。所以“强立而不反”一语不一定要性恶说才能
适用。冯友兰依此而“把《学记》认为荀学，依然是大有距离的”。（《沫
若文集》第15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年版）
《学记》不属荀学，郭沫若认为应是孟学。他说《学记》对于教育与学
习是主张自发的，言“道（导）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这和孟子
的“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
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在精神上是完全合拍的。他还说《学记》言“大
学之道”，与《大学》互为表里。《大学》是孟学，而且是乐正氏之儒的典
籍。因此，他认为《学记》“是乐正氏所作”。（同上书）郭沫若这个见解，
在学术界较有影响，不少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或者作了介绍，或者直接引
用。高时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 年出版的《学记评注》中，还进一步作了
具体阐发。他说《学记》的作者是思孟学派的乐正克，这是因为，第一，乐
正克是孟轲的得意门生，受孟轲思想熏陶较深。第二，乐正氏亦师承曾参。
第三，乐正本是学官，学官后裔论教育，有其家学渊源。
和上述学者认为《学记》是孔门弟子作品的见解不同，杜通明或许受清
代陆奎勋等的影响，认为《学记》作者是汉儒董仲舒。他在《学记考释》中
指出，《学记》中的文字，与董仲舒《春秋繁露》及《对贤良策》中的文体、
语句颇多类似之处。如《学记》中常引用古书而加以结论说，“此之谓也”，
“其此之谓乎”，而《春秋繁露》中亦多采用同样的语句。他还认为董仲舒
的思想和主张，亦往往与《学记》中所载有相互发明之处。如《学记》主张
“化民成俗”，董仲舒对策中也有“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化民”；《学
记》有“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董仲舒则说“常玉不琢，不成文
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学记》中特别强调“继志”、“务本”，董
仲舒也主张“重志”、“重本”。（转引自顾树森《学记今译》）
由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看到，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于我国古代第一本教
育专著《学记》的作者究竟是谁，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和研究。然而，由于
各种原因，至今仍没有获得一个为学术界所满意的定论。因而，正如有的学
者所说，《学记》“作者的确切姓名和创作年代，尚待进一步考证”。（《中
国古今教育家》，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 年版）
（金林祥）
《周礼》是何人的著作？
《周礼》这本古书共有4。5 万余字。它以记述各种官职的形式来阐明制
度，所以历来又称作《周官》。这本书中的官职，用天、地和四时划分为6
个部门。在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6 个部门中，各有首长和
下属官吏数十人，构成一个严密的官僚体制。据说这本古书在汉代发现时，
就缺掉“冬官”这一部分，于是就用一本类似的书《考工记》补上，成为现
在这个样子。那末，这本书究竟成于什么时代？出于何人之手？历来说法非
常分歧。这里我们简略介绍并分析于下：
（一）西周周公所作。汉代刘歆宣传《周礼》是“周公致太平之迹”，
后来学者如郑玄等多信之。《隋书·经籍志》称：《周礼》是“周公所制官
政之法”。但是这种说法可疑的地方很多。洗从文体上来看，春秋以前不会
出现如此洋洋洒洒，详密而有组织的巨制；再从官职名称来看，郭沫若曾作
《周官质疑》，把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官职和《周礼》比较，发现很多矛盾；
三从田制来看，《诗经》、《孟子》、《礼记·王制》中都说西周有“公田”，
而《周礼》中根本没有；四从封国面积来看，《周礼》说“诸公之地封疆方
五百里”，显然太大，与周初情况不合；此外，《周礼》中常见“把五帝”、
“掌五刑之法”，这都应是战国中期五行学说兴起后的说法。
（二）西汉末刘歆伪造。从汉代出现此书开始，到清代的康有为等，许
多学者认为，《周礼》是刘歆在王莽篡位当国师时，为了配合王莽的政变而
处心积虑地伪造出来的。《汉书·王莽传》云：“摄皇帝（指王莽）遂开秘
府，。。发得《周礼》。”可见这是王莽当政时代的产物。但也有人不同意
这种看法。如宋代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