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周礼》还记载，这时的盔甲已发展到相当数量，所以管理盔甲
还设立了专门的职官，并规定了一定的编制员额，“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
八人”。
从以上出土的盔甲看，无论实用价值、制作工艺，都达到了一个相当的
高度，而且国家还设置了管理盔甲的职官，这说明盔甲不论质量和数量都已
发展到一个相当阶段。但是，事物总是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盔
甲也毫无例外，不可能一出现就那么完善。更何况有的认为在皮盔皮甲之前
还有藤盔藤甲，而这些易于腐烂之物，在考古上是难以发现的。所以，我们
可以肯定，盔甲的产生要比出土的实物更早。那么，盔甲到底产生于何时？
是商代、还是夏代，或者真如传说中的黄帝时期，我们等待着考古的发现。
（庞成保）
致远舰是怎样沉没的？
东沟海战天如墨，炮震烟迷船掀侧。
致远鼓楫冲重围，万火丛中呼杀贼。
勇哉壮节首捐躯，无愧同袍夸胆识。
著名维新思想家郑观应的这首诗，描写的是1894 年9 月17 日黄海大战
的悲壮场面。这天下午3 点半，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已经鏖战一百分钟，处
境困难。旗舰定远号屡中敌弹，超勇、扬威二舰先后中炮沉没。平远舰中炮
后驶离战场暂避，日本舰队由北洋舰队的右翼向左翼回旋，驶至旗舰定远号
前方，向定远舰进逼。情势危急！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下令开足
机轮，驶出定远舰之前，迎战来敌。日本四艘先锋舰围攻致远舰，致远舰连
续受到十吋至十三吋重炮榴霰弹的轰击，中弹累累，水线下受伤，舰身倾斜，
弹药将尽，但仍于“阵云缭乱中气象猛鸷，独冠全军”。邓世昌见敌舰吉野
号横行无忌，最为凶狠，随即命令大副陈金揆“鼓轮怒驶，且沿途鸣炮，不
绝于耳，直冲日队而来”，志欲与日舰同归于尽。遗憾的是，致远舰还未来
得及与吉野号相撞，就倾斜沉没了！邓世昌等250 多名将士全部落水。邓世
昌落水后，其侍从刘忠将浮水救生艇推给他，但他却扬臂高呼：“为杀敌而
死，不要偷生！不做俘虏！”义不独生，奋掷自沉。其随身爱犬“太阳犬”
凫到他身边，衔住他的手臂，被他推开了；又叼住他的发辫，不使下沉，他
把犬首捺入水中，终于饮恨海底！全船将士除7 人遇救，全部壮烈殉国，谱
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悲壮颂歌。
致远舰沉没后，朝野震惊。光绪帝曾为邓世昌书挽联：“此日漫挥天下
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又作诗一首发到邓世昌祖居：“城上神威炮万斤，
枉资剧寇挫我军。后来天道终许我，致远深沉第一勋。”（《邓世昌遗事及
有关文献》，刊《图书馆杂志》1982 年第2 期）日本海军也承认，致远舰“勇
敢果决，极有胆量”。（川崎三郎《日清战史》）但是，致远舰究竟是怎样
沉没的，至今还是一个谜。史籍记载主要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是中鱼雷沉没说。姚锡光所撰《东方兵事纪略》称：“致远药弹
尽，适与倭舰吉野值。管带邓世昌。。谓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舰，则我军
可以集事，遂鼓快车向吉野冲突。吉野即驶避，而致远中其鱼雷，机器锅炉
迸裂，船遂左倾，顷刻沉没。世昌死之，船众尽殉。”姚锡光曾任驻日领事，
甲午中日战争时正在山东巡抚李秉衡衙署任事，经常往来辽、碣、登、莱，
观察军情，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他以所见所闻，参以中外记载撰成此书，
记载详赡清晰，远胜一时诸作，向为史家所重视。1935 年国民党参谋本部第
二厅第六处编印的《甲午中日战争纪要》即持此说。解放以后出版的著作，
如丁名楠等合编的《帝同主义侵华史》（第1 卷）、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
（上册）、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陈旭麓主编的《近代中国八
十年》，以及孙克复、关捷的《甲午中日海战史》、戚其章的《北洋海军》、
1979 年版《辞海》，均沿用此说。邓世昌的孙女邓素娥在回忆邓世昌轶事时
也说致远舰被鱼雷击中而炸裂沉没。电影《甲午风云》也以鱼雷命中致远舰
作结尾。港台学者也采此说，如包遵彭的《中国海军史》即是一例。
另一种是中炮沉没说。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海战时在定远舰上指挥作
战。他在战后第二天向北洋大臣报告海战经过时说：“倭船快，炮亦快且多。
对阵时彼或夹攻，或围绕，其失火被沉者，皆由敌炮轰毁。”（故宫博物院
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盛宣怀档案中保留了参战官兵在1895 年3
月总结海军利弊的呈文近十件，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守备饶鸣衢的呈文说：
“譬如致（元）、靖（远）两船，请换截堵水门之橡皮，年久破烂，而不能
修整，故该船中炮不多时，立即沉没。”守备高承锡的呈文说：“水师战船
贵有铁甲，甲厚则船坚，交锋之际，经战持久，不易沉没。如大东沟之役，
超勇、扬威、致远皆因无甲，故中炮即透入机舱，进水沉没。”（《盛宣怀
档案资料选辑·甲午中日战争》）当时参战的外国军官泰莱在《甲午中日海
战见闻记》中说：“为敌炮所沉者三舰，其中有一为忠勇之邓君所统之致远
舰。”“躬履行间”的水师提督英国军官斐物曼特而对林乐知说：“致远既
受重伤，志欲与敌舰同归于尽，。。不料日炮毕萃于其舰，独中沉渊之祸，
惨哉！”（蔡尔康译编《中东战纪本末》）主“中炮沉没”说的，均为海战
参加者。亲见目睹之说，自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了。
参战目击者都说致远舰是中敌炮致沉，而治史者却众口一辞：中鱼雷而
沉。于是致远舰沉没的真相，也就成为至今未解开的一个谜。
（夏云）
社会篇夏商人口究竟有多少？
关于夏商的人口问题，由于缺乏准确可靠的人口数字记载，长期以来难
于进行认真的探讨。
《左传》哀公元年记载了一则流传于春秋时期的夏代史事，谓夏后相失
国，其子少康逃奔有虞，有虞的酋长“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
田一成，有众一旅，。。以收夏众”。杜预注云：“方十里为成，五百人为
旅。”收众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了夏代国家的盛衰兴亡。此“有众一旅”，
似指族落组织可出兵员数，如连老弱妇孺在内，以五口之家或三口之家可出
一人计，则少康在纶邑的人口总数，大概应有1500 到2500 人。这则传说表
明，早在夏代，统治者就有过人口统计之举。
有关夏代和商代的人口数，文献中说法不一，但都未得到证实。
一种见于《尚书大传·虞传》：
“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
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郑注：州凡四十三万二千家，此盖虞夏
之数也。”
如按一家五口计，则上说虞复全国总人口数有216 万。但是像邻、朋、
里、邑、都、师、州这类如此整齐规范的行政区划和社会组织结构，在夏代
并不存在。甚至在商代金文和甲骨文中，都还没有出现邻、里字样；朋字只
用来称贝；都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商代称王都为大邑或大邑商；师是军队
之称；州是族名兼地名。再者，以个体家庭作为人口统计单位，也不符合早
期人口调查的特点。显然这种说法是出于后人附会，根本靠不住。
另一种说法见《后汉书·郡国志一》刘昭补注引《帝王世纪》：
“及禹平水土，还为九州，。。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
至于涂山之会，诸侯承唐虞之威，执玉帛亦有万国。。。及夏之衰，弃稷弗
务，有穷之乱，少康中兴，乃复禹迹。孔甲之至桀行暴，诸侯相兼。逮汤受
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方于涂山，十损其七；民离毒政，将亦如之。殷因
于夏，六百余载，其间损益，书策不存，无以考之。又遭纣乱，至周克商，
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又减汤时千三百矣；民众之损，将亦如之。
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错，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
六万一千人。”
这段文字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叙殷因于夏之间损益时，指出“书策
不存，无以考之”，似乎在其它方面有一定的史载依据。其二，谓夏商时代
方国林立，在文献中亦有类似之说，如《左传》哀公七年云：“禹合诸侯于
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战国策·刘策》云：“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
看来，除夏国未必有万国外，众多族落小国林立，确为夏商社会实际状态。
其三，尽管人口落实到百、十、个位数，且夏初和商末周初的这三位数都为，
“九二三”，不免荒唐之甚。但其注重不同时期的民数得失，又按单纯人口
而不是以户计数，却具有早期人口清查的特色。故此说有一定参考价值，不
能贸然否定。
按照此说，从总体上推算，夏代直至商初诸侯方国规模均甚小，平均人
口仅1300 多人；后众国相兼及人口繁殖，到商末周初平均人口增加到了近
8000 人。商初成汤时有三千余国，则总人口约为400 万左右。
唯夏代人口不可能达到1350 万以上，须知直到西汉初年全国总人口也不
过1500 万至1800 万。夏代人口也不可能超过商初的400 万，因为夏王朝统
治区和活动范围远比商代小得多。《淮南子·泰族训》称商国“左东海，右
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即商疆域东到海边，南抵五岭，西达甘肃内蒙，
北至河北北部及辽宁。据至今全国已发现的商代文物遗迹，遍及豫、冀、晋、
陕、鲁、鄂、赣、湘、川、辽及江浙地区，与文献所言可相印证。夏代领土
大大小于商，竟是“诸侯万国”，且总人口也多出两倍多，不能不说是虚张
附会之言。
近代甲骨文的出土及考古学的发展，对夏商总人口提出了新的观点。
据迄今发现的11 处龙山文化晚期和夏商之际的古城遗址，估测当时城邑
居民的平均人口数大致在1500 人左右，这与前述《帝王世纪》所记夏至商初
族落方国平均人口1300 余人的数值比较接近。前云夏初“千八百国”，总人
口约240 万，如按现今遗迹考证总人口为270 万。商初三千余国，人口数似
应在400——450 万人之间。
另据甲骨文、金文和考古资料等线索来分析，甲骨文、金文中有族氏地
名约550 个。此外，甲骨文中有称“侯”的诸侯约40 个，可知其所出族氏或
自有其领地人口。《周官·载师》云：“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郑注：
“一夫百亩之税，一家力役之征也。”“夫”以成年男丁为单位，自然包括
了他们的家属老小。
西周早期不少地域组织的人口规模约平均8000 余人数，与殷商晚期正前
后相系。按这个平均人口规模数计之，总人口数约略有575 万人左右。
夏代和商代的人口数，一直是历史之谜，说法各异，莫衷一是。近代考
古学及文献线索所提供的数字仅是粗估，有待进一步深入考察。
（傅丰渭）
西周的“庶人”是什么身份？
在西周社会里，有一个等级叫“庶人”。他们是什么身份？社会地位如
何？由于历史记载和人们对史料的认识不同，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存在
着很大的分歧。
传世的西周康王时铜器大盂鼎，鼎上刻有一篇数百字的铭文。铭文中说：
周王赏赐给贵族盂“人鬲（lī）自驭至于庶人”659 人，另外又有“人鬲”
1050 人。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一书中对此分析道：“鬲是后来的鼎锅，
推想用鬲字来称呼这种‘自驭至于庶人的原因，大概就是取其黑色。在日下
劳作的人被太阳晒黑了，也就如鼎锅被火烟槱（yǒu）黑了的一样。”“‘庶’
就字形看，可能是厨房，取其烟熏黎黑之意。”“鬲”与“庶”既然是鼎锅
和厨房，“人，鬲”和“庶人”是被太阳晒黑的整天在日下劳作的人，其社
会地位必然是十分低贱的。因而郭老接着指出：“‘人鬲’”是通过战争俘
虏来的奴隶，是无可争议的。‘人鬲’包括‘自驭至于庶人”，驭是家内奴
隶，庶人的地位是在家内奴隶之下的。”周代的史书上记载：“庶人力于农
穑”（《左传·襄公九年》）；“庶人耕农树艺”（《管子·五辅篇》）。
郭老据此又认为：“庶人肯定是耕作奴隶。”《左传·昭公七年》叙述过“人
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
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十等的后面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