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从植物生态学指出枫不能种在江畔，江边有枫是不可能的。有的提出唐代
到过苏州的著名诗人，如李白、韦应物、皎然、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等，
在描写苏州景物的众多诗篇中都没有一个“枫”字；苏州的枫树是明朝时候
范仲淹的后代范允临从福建移植过来的。又证之现在有江村桥，当是好事者
取张继诗中“江村”一词以作桥名。而“江村渔火”，也正符合唐代这一带
是水泽渔村的地理环境。
前文说过，一般以为这是一首描写景物的诗，诗中流露了作者的旅愁。
然而也有人认为作者的愁，主要是因人民的疾苦所引起的。因为作者看到“水
边荒凉渔村的打渔者为了求生，在霜天寒水中彻夜不寐地点燃灯火捉蟹”，
愁得难以入梦。“江村渔火对愁眠”，一个“对”字，将作者和渔家联系起
来。这就使纪实苏州景物的诗篇有了现实性和思想性。
（闻泽）
《长恨歌》是一首什么样的歌？
帝、妃故事见之于文学作品的，比比皆是。在我国历史上流传甚广，最
为著名的无疑要算唐明皇（即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了。他们几乎进入了
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如诗歌、小说、戏曲等，其中都有脍炙人口的佳作。
白居易的《长恨歌》，更属“千古绝唱”，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为人传颂的长
篇叙事诗之一。但是，对于它的主题思想，历来歧见颇多。尤其是解放后，
诸家蜂起，各抒己见，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看法。我国学术界曾为此开展过两
次大讨论。
第一次讨论在50 年代末和60 年代初期。从当时的各家意见来看，大体
可分为以下三种。
一是“爱情说”。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遭遇，以
及歌颂他们爱情的纯真的思想，在《长恨歌》中是“主导的，基本的”。白
居易通过李、杨爱情的描写，歌颂了那种同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感情相一致
的纯洁无暇的爱情，这在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里，
无疑具有进步性的。它和梁祝等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故事一样，“属于人民的
精神情绪的表现”。诗中虽也写到李、杨的荒淫误国，但作者对此的讽刺和
不满，表现得并不显著。
二是“讽谕说”。不少人认为。《长恨歌》是一首讽喻诗，它“主要是
讽刺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和昏迷不悟”，展现了中唐时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
面貌和政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其主要理由，一是此诗写于元和元年冬，从
白居易在这时期所写的对策和创作的《新乐府》，以及提出的文学主张来看，
主旨都在联系社会现实，探讨历史教训，谴责李、杨的荒淫导致安史之乱，
与“爱情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二是陈鸿的《长恨歌传》曾说白居易“不
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的创作动机应是可信的。三是
全诗讽谕之意明显，尤其是上半段，着重在揭露和批判，吟咏、赞扬李、杨
的爱情并不是主要的。
三是“双重主题说”。有人认为，《长恨歌》写的是一个特殊性质的爱
情悲剧，李、杨两人既是悲剧的承担者，又是悲剧的制造者，这就使现实主
义的诗人白居易不能不“怒其作孽”，而“哀其可怜”，不能不在这两个形
象身上集中了谴责和同情，恨和爱这样两种矛盾的思想情绪，不能不使作品
的主题思想具有两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因为，一、全诗一方面
对李、杨两人的荒淫生活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
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与很大的同情。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二、就陈
鸿的话而言，就有着同情和讽喻这两个方面。所谓“感其事”，就是被李、
杨的悲剧所感动，因而赋与同情；“惩尤物，窒乱阶”，就是指玄宗因溺于
女色而招致祸乱，必须给以讽刺。三、是诗的前段采用了现实主义手法，反
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以讽喻为主，后段则多用浪漫主义手法，借李、杨故
事寄托着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长恨歌》是同情和讽喻的结合体，不
能将它看成是纯粹的讽刺诗和爱情诗。
第二次讨论从近年来开始，目前还在继续。不少研究者围绕上述诸说，
深入发掘，不断提出一些新见解，力图在已有的基础上前进。其中较为引人
注目的是“感伤说”。有人说，《长恨歌》是在中唐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创作
的，它与中唐的文学创作潮流密不可分，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体现着这个
创作潮流中大部分诗作的共同特点，抒写着感慨国运盛极而衰的共同主题，
突出地反映了白居易在时代兴衰转变时期的感伤、凄凉之感。所谓“长恨”，
不仅仅是作者对李、杨悲剧的“长恨”，更主要的是对统治阶级不能保持唐
朝开元、天宝时期的兴盛，反而在盛世中纵情享乐而招致国破国衰局面的“长
恨”，是对一个全盛时代衰亡的“长恨”。也有人说，白居易写《长恨歌》，
“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咏叹，表达他个人的痛苦。”为此，他借历史题材，
抒写与情人永别离时的长相思之痛，为自己的不幸爱情遭遇，写了一曲凄婉
的哀歌。这是因为：诗人创作此诗时，正是他遭受爱情痛苦的深渊时期；其
次，白居易自己编集时，把《长恨歌》列入“感伤”诗类中；另外，诗中塑
造了一个美丽动人的女性形象，体现了下层市民的审美趣味。
（张兵）
《无题》诗是政治诗还是爱情诗？
唐代诗人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是
仅次于杜甫的七律名家。他从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身上吸取了浪漫主义与
现实主义精神，时而愤怒地抨击当时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时而以委婉
的彩笔，曲折倾吐心中隐微无尽的愁思，使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个性特征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李商隐的诗歌创作可分为政治诗、咏史诗和《无
题》诗，其中尤以《无题》诗最具特色，是李商隐的独特创造。这些诗歌情
致缠绵，景象迷离，含意深邈，辞藻瑰丽，闪烁着迷人的光彩，自宋以来人
们就对它有种种揣测。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说：“望帝春心托杜鹃，佳
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的诗道出
了对《无题》诗的理解是文学史上聚讼纷坛的难题之一。
李商隐以《无题》为题的诗15 首，仿效《诗经》，以首句二字为题的近
30 首，这类诗歌统称之为《无题》诗。关于这类诗他曾经解释说：“为芳草
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又说：“巧啭岂能本
无意”，（《流莺》）“楚雨含情皆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加之
李商隐这类诗歌，典丽有余，明快不足，读后余味无穷，而认真解释却很困
难，因此，对于李商隐的《无题》诗，历来就有爱情诗和政治诗两种解释。
认为李商隐的《无题》诗是爱情诗的看法较为普遍，例如对他《无题》
诗的代表作“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
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更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
相探看”。人们就认为它描写了执着的爱情在濒于绝望之中显出了无比强烈
的力量。李商隐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样富有创造性的
形象来表达对爱情的执着不渝，已成为描写爱情的绝唱。《无题》诗中的其
他诗句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
相思一寸灰”，对于爱情的描写也深刻感人，很典型地表现了封建时代士大
夫们那种隐秘难言的爱情生活的特点。
但是，对于“相见时难别亦难”这首《无题》诗，张采田《李义山诗辨
正》就认为“此篇为陈情不省，留别令狐所作”。认为是留别当时的宰相令
狐绹的诗。纪晓岚《李义山诗集辑评》也说：“此亦感遇之作也”。认为是
李商隐对自己宦途多蹇的伤感。何焯也认为是一首感遇诗，他说：“东风无
力，上无明主也。百花残，已且老至也。落句其屈子远游之思乎？”总之，
他们都是把这首诗看作政治诗的。
又如，对“来自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
催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
山一万重”这首诗，多数人认为它描写了诗人对爱情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因
而就对爱情产生了种种渴望的幻想。但冯浩却认为它是诗人怨恨令狐绹不了
解自己心情的政治诗，他解释这首诗说：“首章二句谓绹来相见，仅有空言，
去则更绝踪矣。令狐为内职，故次句点入朝时也。‘梦为远别’紧接次句，
犹下云隔万重也。‘书被催成’盖令狐促义山代书而携入朝，文集有《上、
绹启》，可类推也，五六言留宿，蓬山，唐人每以比翰林仙署，怨恨之至，
故言更隔万重也。若误认艳体，则翡翠被中，芙蓉褥上，既已惠然肯来，岂
尚有托空言而有梦别催书之情事哉？”
冯浩就是这样以“实有寄托者多，直作艳情者少”的观点来解李商隐的
《无题》诗。朱鹤龄更是几乎把李商隐所有的爱情诗都说成是“美人香草”
的“忠愤”之情的寄托。他曾说，由于当时“阉人暴横”和“党祸蔓延”，
诗人“厄蹇当途，沉沦记室。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则庄
语不可而漫语之，计莫若瑶台璚宇，歌筵舞榭之间，言之可以无罪，而闻之
足以动。”他认为李商隐的《无题》诗尽管表面写爱情，而实际却都是“寄
遥情于婉娈，结深怨于蹇修”。清代的程梦星及近代的张尔田、汪辟疆，对
《无题》诗的解释也都持这种观点。
在主张《无题》诗都是政治诗或都是爱情诗的观点之外，清人屈复有一
段透辟的见解，值得我们注意：“凡诗有所寄托，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
如‘日月霜里斗婵娟’、‘终遣君王怒偃师’诸篇，寄托明白，且属泛论，
此可知者。若《锦瑟》、《无题》、《玉山》诸篇，皆男女慕悦之词，知其
有寄托而已，若必求其何事何人以实之则凿矣。今但就诗论诗，不敢附会牵
扯。”屈复的这一段话比较符合李商隐《无题》诗的实际。李商隐的《无题》
诗并非作于一时一地，它取材广泛，内容多样，既有寄意深远的政治诗，也
有哀感婉艳的爱情诗，还有其他抒情诗，难以一概而论。至于其中某首具体
的诗章究竟是爱情诗还是政治诗，则随读者的审美思想、情趣的差别而见仁
见智，因而对《无题》诗的具体篇章的争论还会随着李商隐诗歌永久的艺术
魅力而一直延续下去。
（许山河）
宋词中有没有“豪放派”和“婉约派”之分？
“豪放派”和“婉约派”，原本是对宋词流派的基本划分，后来逐渐成
了我们平常使用的一种文学术语，它的意义已经越出了宋词的界域，但追根
寻源，人们却可以发现，这种划分并没有成为评价宋代词人的权威定论。“豪
放派”和“婉约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宋词中到底有没有“派”？这仍是
一个百冢争鸣、难归一统的问题。
第一种意见完全否认宋词流派的存在。施蛰存曾指出：婉约、豪放仅是
作品风格，而风格的形成取决于思想感情，“燕闲之作，不能豪放，民族革
命激昂之作，不能婉约。”宋人论词，初无两派之分。所谓流派，“因有许
多人向同一风格写作，蔚为风气，故得以为一个流派。东坡稼轩，才情面目
不同，岂得谓之同派？”我们无法开出一个豪放词的宗派图，而吴文英徒众
甚多，隐然成派，也不能说成是婉约派。何况婉约、豪放也不是对立面，尚
有既不豪放、又不婉约者在。清人郭频伽论词有12 品，杨伯夔又加了12 品，
这24 种风格能够分别属于婉约和豪放两派吗？这些都只能称作“体”而不算
“派”。吴世昌则从北宋词的创作着眼，指出北宋如“塞下秋来风景异”、
“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这一类的豪放之作不满十首，根本谈不上派。
如果真有这一派，试问有多少人组成？以谁为派主？写出了多少豪放词？收
印在什么集子里？他们认为，如果编写词史，不宜再说宋词有婉约、豪放两
大派。
第二种意见与此针锋相对，认为不但宋词有豪放、婉约两大派，而且自
《诗》、《骚》以下，即已分派。如周楞伽指出：“汉魏风骨，气可凌云，。。
皆豪放派之祖。”“江左齐梁，职竟新丽，。。皆婉约派之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