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1- 第20部分

　　

　
质邵燕祥同志
？　李洪岩
　　蚊子嗡嗡飞，是饥渴使然，叮上一口，那快慰劲就甭提了。天天发表文章教训人类，当个职业杂文家，开心是开心，但题目其实难觅；一天不收到百八十块稿费就饿得慌，咋办？挖空心思，钻头觅缝找话茬，一旦捕获，其施施然肯定和蚊子吮血一般不二。
　　我那篇《身后闲事谁管得》原是感慨认知真理的困苦艰难，是想探找历史演变的模式或韵节，不料竟为饥痨痨的职业杂文家提供食物。拙文在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日《杂文报》发表，照例挨了编辑的剪刀。不意招惹以写杂文而妇孺都知的邵燕祥同志青睐，《李洪岩文读后》便出现在五月二十一日《杂文报》的版面上。但见老邵头儿忽地从“杂文作坊”中跳出，风风火火，抡起水火棍劈头盖脸打将下来，却不料未挨到对方，倒闪了自家的腰！
　　他上来便说，拙文所引的那段《普希金秘密日记》，是他所没读过的，却断言这是一句“显然已成历史的话”。这“话”何以“显然”成了“历史”？未作任何交待。一个“显然”，一个脱离了文本环境的“没读过”，便成了他这篇杂文的转折点。
　　然而，一句“话”成为了“历史”，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这句“话”是“历史”上的人说的，抑或指这“话”只具有历史陈迹的意义而毫无现实价值？此类杂文家的杂文，确实给人“杂”的感觉——芜杂、嘈杂、混杂！然而，邵燕祥却标榜什么杂文“重理性和思辨”来着。不加证明和说明的“显然”一类修辞法就是他的“理性和思辨”！
　　“显然”之后，邵燕祥又来了个“似乎”──“似乎”李洪岩对邵某“所不知道”的卡沙诺瓦以及邵某所知道的柳永等“前人”“不胜艳羡”！好一个名教杀人！轻轻一个别有赏会、曲解歪解的“似乎”，便把李洪岩归入了“流氓”的行列！杂文家的修辞法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与姚文元所玩的把戏同出一门！
　　“似乎”之后，邵燕祥接着来了个“大概”──“大概”李洪岩“认定”“比尔·盖茨不看《杂文报》，也没功夫跟他打笔墨官司”。实则大可不必“大概”，完全可以“肯定”，因为，像《杂文报》这类专供邵燕祥们改造世界而“杂语喧哗”的搏杀阵地，创造文明的比尔·盖茨是绝对不会“看”的。但是，要说比尔·盖茨“没功夫”“跟”我“打笔墨官司”，“大概”倒未必了！他只须拿出其亿万家财的零点零零零几，就可以雇佣千万个擅长“打笔墨官司”的杂文家！而且，照邵燕祥的讲法，这些杂文家绝大部分掌握舆论工具──“如果从杂文作者群中剔除了现在和过去的新闻工作者，恐怕就要溃不成军了。”你邵燕祥何不将那《杂文报》寄比尔一纸呢？不必费事找人翻译，只须用盖茨发明的东西轻轻一点，李洪岩的“罪证”就会立刻现于这位世界首富眼下。
　　够了！邵燕祥继续在文中运用的“仿佛”、“如此这般”、“据说”、“又据说”、“有点”、“多半”、“大约”、“不知道是不是”、“呜呼”等等模糊字眼，还需要我一一点评吗？用了这么多模棱两可的修辞法，是要“立其诚”吗？然而，杂文家的积习如此，杂文家安身立命的诀窍在此，邵燕祥早就习而不察了。他要把自己装扮成真理的化身，把自己的职责规定为教训人类，却忘记自己也是无毛两足动物。
　　这不，邵燕祥在文章中两次承认，他根本就不知道李洪岩是“何许人”，又坦白不含糊地承认自己是“局外人”！换言之，对我们与杨绛在报章上公开进行的学术争论，他根本就一无所知，对我们所发表过的各式文章，他高贵厚重的眼皮当然也就从未稍稍一夹，所以招来二愣子式的质问：为什么不“把前因后果上下文交待清楚”？既然自知是“局外人”，何以不呆在一边晒晒太阳，跑来瞎掺乎啥？这就不能不使人想起邵某的另一篇文字垃圾《读钱锺书旧文》，也是恬不知耻却又气概飞扬地大叫：邵某“自知”于钱先生的著作“未取一瓢”，“至今还是头脑简单”。于是，我们看吧，他居然“头脑简单”得把钱锺书笔下一个相当于“笔者”意思的普通代词“我们”，不含糊地坐实为“一定是”钱锺书和杨绛！我在邵燕祥的人生败笔下也读到过不少“我们”这个词，就从未想到那里面居然还包含了他老婆！一个人，土埋到大半截了，学术上思想上一无所成，与学术界隔膜如阴间之物，却靠小打小劫混个杂文家头脸，再专恃杂文家伎俩放泼，老物真不知世间有羞耻事！
　　而且，邵燕祥在他有名的杂文里对全世界宣告：“杂语喧哗才是人间”，“杂文的生存状态，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标志着宪法中言论自由这一公民权利的实现程度”。然而，当有人出来“自由”“喧哗”的时候，燕祥同志震怒了，对“反权威、争平等的味道”不以为然了！对“公开撒谎”的“高高在上者”大加粉墨，做“道义上的声援”了！此时的邵，不仅全然背叛自己的信仰，而且变成了《山海经》里那个名叫山膏的动物，大声“呜呼”：杨绛先生也可以“咒骂”吗？“咒骂”杨绛的人又岂能不是“坏蛋”？看来，邵燕祥所说的“杂语喧哗”，就是许他“喧哗”，不许别人“杂语”！更不消说，邵燕祥还直挺挺地写过这样的话哩：“若想把哪一个人推向没落，推向停滞，推向失误，以至不可自拔，那就向他们一味地说好话、献谀词、唱颂歌，而把任何批评和忠言都叫作吹毛求疵或别有用心吧！”（《杂文作坊》102页）
　　这种自己扇自己嘴巴子一般的自我搏斗，对邵燕祥原属稀松平常。好在没人叫真儿，他许多矛盾的话也就可以照样印在同一本书里。譬如，他刚对孔孟之道叫骂了一阵，转脸便去夸赞某位前人具有“儒家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优良品格。难怪他要说，自己根本就做不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主观的爱憎压过客观的求实，更是人的劣根性。（同上95、101页）
　　邵燕祥自以为是“有人生经验的人”！怎样的“人生经验”呢？政治整人经验！看其杂文，会发现他对“四人帮”那一套深恶痛绝，批判起来口沫四溅，若不共戴天。这当然值得嘉奖。然而，多瞧几眼，不难发现他无非是用“四人帮”那套来批判“四人帮”而已。从思维方法上看，他玩的那套把戏跟“四人帮”真是惊人相似。别忘了，邵燕祥读得最熟的红宝书，是毛主席著作；最真诚的信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同上84页）。时代造英雄，一个打小就革人命并给人革命的人，一脑瓜子政治头脑是天赋的，心心念念无非革命，眼里笔下无非斗争。比如，我在文章中泛泛说了句“尊者长者”，邵燕祥分外眼红，政治斗争的弦立即绷紧，吼道：“可知自称幼者，毋乃过谦，自命卑者，多半也是‘唯卑贱者最聪明’的那路聪明的卑贱者吧。”用一个表示不确定的“多半也是……吧”，便把对方拉入了政治批判的行列。我的比杨绛先生年“幼”半个多世纪的“幼”，也成了“过谦”，进而照政治语录的逻辑，推衍出我从未“自命”过的“卑”。请看，邵燕祥这种敷衍文章的手法，是否与他所“痛恨”的张、姚之帮如出一辙？说他玩的把戏跟“四人帮”不二法门，又何尝冤枉了他！更不必说“唯卑贱者最聪明”那一套也正白纸黑字地印在他“公开展览”的“各色长短大小方圆不一的成品半成品、思想材料、文字部件以至下脚料”当中了！《杂文作坊》开篇不就在标榜什么“格外重视舆夫之论”、“自审不过是街谈巷议”吗？不是在公开昭告天下“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广大民众，也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吗？够了，还是看一下杨绛先生干净利落的断语吧：“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
　　别以为反“四人帮”的人就不是“四人帮”一类的，“打着红旗反红旗”，亦不新不鲜也！别以为天天叫骂专制的人就一定喜欢民主，《聊斋》里女鬼谓狐狸精不云乎：“你说我不是人，你就算得人么！”钱锺书先生精譬地喝道：假使自己要充好人，总把世界上人说得都是坏蛋；自己要充道学，先正颜厉色，说旁人如何不道学或假道学。义正词严地叫喊，有时是文学创造力衰退的掩饰，有时是对人生绝望的恼怒，有时是改变职业的试探，有时是中年人见旁人还是少年的忌妒。披着长头发的，未必就真是艺术家；秃顶无发的人，也未必是学者或思想家！
　　我没有经历过“文革”，更没有邵燕祥那种过来人的政治性“人生经验”，但对他这套积重难返的阶级斗争思维习惯，却心知肚明，也替他难为情！人类眼看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可我们的杂文家却还生活在他可怕的历史记忆里，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以名教政治为参照系，来看待、评判一切他理解的和不理解的旧事物与新事物！这种马列老太式的思维惯性，如果放在十几年前，倒也时髦、新奇、可喜，可到了今天，世界一日万变，他却依然故我，依旧耍老一套把式，就不免让人感到絮烦、过时、可笑了！邵燕祥庞杂的杂文，絮叨来，絮叨去，思想的贫乏只使人想到白头老宫女。
　　比如，他表白道，他之所以写这篇《李洪岩文读后》，倒还不是因为看了李文，而是因为《文艺报》上有篇讲钱锺书的文章。据那篇文章讲：“一九六八年开始，钱锺书家派驻进来两名‘造反派’夫妻，起监督和审视作用。在这期间，由于年轻人不懂得尊重老年人，也不懂得尊重知识，还动手打了钱老。”引了这一段，邵燕祥想干什么呢？你看吧，他开始运用他一贯的上纲上线联想推衍法了！他写道：他由此才知道，原来与钱锺书杨绛打交道的，并不都是“谦谦君子”，而李洪岩毕竟没有“打”钱锺书，而只是“骂”杨绛，“也算不无一点进步吧”，但是，“不打是不打，骂口里未必就不含有杀机”。因为李洪岩大概（“是不是”）含有这样的“意味”──“你想要名誉，就像普希金那样出来跟我决斗”。原来呀，李洪岩的张口“骂”比“造反派”的动手“打”还厉害！李洪岩是想与杨绛决斗，是想杀死杨绛！读了如此这般生拉硬扯、笨拙可笑而又神奇可惊的推演，不仅增强了我们对“四人帮”式思维方式与文风的认识，而且也对邵燕祥同志生出无限哀怜！莫非他患有迫害狂？莫非他得过狂想症？莫非他小时候的诗兴发作了？莫非他老糊涂了？莫非他脑袋里第九根筋有毛病了？要批李洪岩就批吧，把“造反派”扯上干啥？人啊人，走火入魔到如此地步，夫复何言！我庆幸邵某没有像姚文元那样取得政权，不过就是个舞文弄墨的文丐，不然他造的孽不会亚于张春桥们！
　　痴人说梦、盲人瞎说的昏话胡话不必介意，而与钱锺书杨绛打交道的，也确实并不都是“谦谦君子”。譬如，这位曾经以“人生败笔”浓抹胡写过的邵燕祥，就被钱锺书先生灌过迷魂汤。看他对所引《文艺报》的话深信不疑，益可见邵大杂文家对治学的基本规则毫无所知，对钱氏夫妇的生平更不了了。然而，他不知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为什么？就因为他心眼里先就有了成见。事实是，钱氏夫妇与邻居动手撕打，是一九七三年的事；对方不是别人，正是研究邵燕祥祖师鲁迅的林非研究员。林非是“造反派”吗？同居一单元房子吵嘴打架，你邵燕祥未经任何调查研究，何以就一屁股坐到了钱锺书杨绛一方？太势利眼了吧？幸亏邵燕祥不是法官！而且，这种邻里打架的俗情琐事，到底与中国当代政治具有什么关系？只怕精通中国政治的邵燕祥也会对此哑口无言吧！
　　邵燕祥口角白沫喷完理屈词穷之际，又祭起“成分论”大旗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他说：“坏蛋（畸形的蛋、腐臭的蛋）不一定是坏鸡下的，但发现那蛋可疑，查查那下蛋的鸡或孵蛋的过程，看毛病出在哪里，并不为多事。发现哪个蛋有问题，提醒大家下筷的时候注意，也是起码的公德了。”对这段高论，我举双手赞成。而且，我很乐于遵照邵先生在“公德”问题上的“最高指示”，“查查那下蛋的鸡或孵蛋的过程，看毛病出在哪里”，并“提醒大家下筷的时候注意”。于是，“那下蛋的鸡或孵蛋的过程”还就真被我发现了──自我爆光的《人生败笔》、自我演义的《沉船》。要知道邵燕祥是什么“蛋”，光看这两部大著就够了。
　　其实，这个邵燕祥，我不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