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要知道邵燕祥是什么“蛋”，光看这两部大著就够了。
其实，这个邵燕祥，我不但知其人知其心，还有幸知其面呢。一九九八年四月三十日，北京国林风书店举行《往事与沉思》丛书座谈会，我作为该丛书的编委与会，却发现邵燕祥端坐在显眼的位子上。当时我就感到诧异，彼邵大杂文家邵大诗人没有史学论著呀，这会又非杂文家或诗人的麇集，怎么也人五人六大模大样像那么一回事？脸何以不红？心何以不虚？看了这篇《李洪岩文读后》，想想邵记杂文作坊中充斥的大量“我不懂”、“我瞎猜”、“猜想着、猜想着”、“我读报不多”、“我不是研究历史的”等等模糊词无赖语，也就不感到奇怪了！本来嘛，以杂文成家的，没有没有胆量到任何地方去“搀杂”混混的雅兴的。
附文：两篇
身后闲事谁管得——李洪岩
偶然的机缘，读到一段《普希金秘密日记》：“年深日久，会使最可指责的劣迹变成纯粹的历史。历史不像现时，它既不危险，也不冒犯人，只会令人好笑，使人受到启发。”这大概就是所谓“身后闲事谁管得”的“化译”了。
按照我们平常的理解，一个人总要为自己的历史负责。为此，生前的时候，便要委屈或违逆自己的本性，“从众”行善，以赢得死后哀荣。然而，佛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分明是说，持刀杀人者，也是可以成佛的。照此逻辑，那些根本就没有拿过屠刀的，岂不更可以成佛？然而，这倒未必了。绿林豪杰言：“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真是充满了哲理和智慧。它与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形成尖锐对立。前者的精义在于，杀人放火云云，只要你高兴乐意，不妨尽情为之，反正有“放下屠刀”、有“受招安”托着，何必要做拘拘小民，过清苦受罪的日子呢？
而且，你真要想“放下屠刀”、“受招安”，还必须先有屠刀在手、先要杀人放火才行。老子讲：“无执，故无失。”错了，应该是“无执，故无得”。你手上什么都没有，“放”什么？林冲上梁山，需要杀个人做门票。同样，上天堂也需要手里的屠刀为凭。后为王者，先原为寇；善的美名，以恶铺就。不然，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天堂的大门照样是不能免费开放的。
而且，你大可不必为杀人放火而羞愧，大可不必担心有什么南史董狐会在你死后“据实直书”。因为，照普希金的讲法，历史恰恰不是最公正的，而是最不公正，因为它有一种过滤功能，可以“使最可指责的劣迹变成纯粹的历史”。
于是，我们看吧，浪荡公子卡沙诺瓦生前狎遍欧陆名姝，死后不过是落得个风流倜傥的美名而已；卢梭在《忏悔录》里不惜自我曝光，结果我们只说他坦白有道德感。至于我们的同胞柳永，生前在温柔乡里腻耍惯了，结果是有井水处便有柳词，又有谁会说他是个流氓？
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尽，于是我们那种死心眼、一根筋式的道德律也就不能不发生动摇了。假如有人说：比尔·盖茨在小饭馆偷了人家一个小勺，你相信吗？你不信，但我信，因为我知道：英雄欺人，富翁作贼，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同样，尊者，长者，一切的一切的高高在上者，公开撒谎，却又信誓旦旦，脸不变色心不跳，而且表里如一，不但公众面前毫无愧色，私下里更是沾沾自喜，哼唱着“做个小人真愉快”，“天下尽是傻瓜，任我玩弄”，而天下人方自顶礼不已。如此这般的事，奇怪吗？不过是你不明白而已。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精辟阐释“圣人以神道设教”，足以发。
于是，所谓“唯物主义”也就生发出新的意义了。
我清楚记得，一九九七年十月，杨绛先生在一次电话中以温文尔雅、轻柔缓慢但又坚定决绝的语气对我说：“身后闲事谁管得呀，谁管得呀！”当时我就很有异样感，只是不敢有任何不恭敬的表示，唯唯诺诺而已——谁让她是尊者长者而我是卑者幼者呢！后来得知杨先生把我们的谈话录了音，想必她的这句感慨还保留在磁带上。那当是参透人生的老到之语了。
然而，假如杨绛先生是唯物主义者的话，那我们又何尝不是呢？所不同的是，我们以为，凡事还是在当事者都健在的时候说说清楚的好，一来，人死为善，不能鞭尸，欺负先行者，我们不能做毛泽东所批判的自由主义分子：有话当面不说，背后乱说，而对方早已经没有了说话的机会。二来，我们也真的对历史的过滤功能充满恐惧：难道“年深日久”，经过科学化合，一切都变成了“纯粹的历史”，我们还有说话的机会吗？只怕是清水变浑、越搅和越不清明了！而天下最可怕的，或许就是两个明白人、两个唯物主义者碰到一块了。对此，我得感谢那位为了名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俄罗斯才子，因为正是普希金，第一千零一次地揭开了谜底。
李洪岩文读后——邵燕祥
三月三十日《杂文报》四版刊出《身后闲事谁管得》一文，作者李洪岩，不知何许人也。因见其开头引用《普希金秘密日记》，是我没读过的，便一路看下来。
据引普希金有言：“年深日久会使最可指责的劣迹变成纯粹的历史，历史不像现时，它既不危险，也不冒犯人，只会令人好笑，使人受到启发。”
这句显然已成历史的话，使李洪岩受到什么启发呢？
他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先要有屠刀在手说起，列举“善的美名，以恶辅就”的实证，有我所不知的如“浪荡公子卡沙诺瓦生前奸遍欧洲名姝”，死后“落个风流倜党的美名”；也有人们熟知的“卢梭不惜在《忏悔录》里自我曝光，结果我们只说他坦白有道德感”；柳永生前“在温柔乡中腻耍惯了，结果是有井水处便有柳词，又有谁会说他是个流氓？”
李洪岩对这些前人似乎不胜艳羡，但其意似乎并不在“坦白”自己的衷曲，而是在层层铺垫。他大概认定比尔·盖茨不看《杂文报》，也没功夫跟他打笔墨官司，就“假如有人说，比尔·盖茨在小饭馆偷了人家一个小勺，你相信吗？你不信，但我信”，此说为的是要推衍出他的论断：“英雄欺人，富翁做贼，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同样，尊者，长者，一切的一切的高高在上者，公开撒谎者，信誓旦旦，脸不变色心不跳”，如此这般，这里仿佛很有点反权威、争平等的味道，让一切对“公开撒谎”的“高高在上者”不满的朋友引为同调了吧？
不过稍有人生经验的人，都会问一问，那“手抚五弦”的是在“目送飞鸿”呢，还是目送旁的什么？
李洪岩的文笔陡地一转，就转到了杨绛先生身上。据说一九九七年十月，杨绛先生在电话里对他“以温文尔雅、轻柔缓慢但又坚定决绝的语气”说了一句话，“身后闲事谁管得呀，谁管得呀！”又据说他当时的反应是：“我当时就有异样感，只是不敢有任何不恭敬的表示，唯唯诺诺而已——谁让她是尊者长者而我是卑者幼者呢！”原来“尊者，长者”的谜底在此！我虽不知李洪岩为何许人，但从上述伎俩，可知自称幼者，毋乃过谦，自命卑者，多半也是“唯卑贱者最聪明”的那路聪明的卑贱者吧。
李洪岩的“聪明”之处，恰恰是在云山雾罩地兜着圈子骂了一番，却没把前因后果上下文交代清楚；他知道万千读者中，读了他的东西还必欲彻底弄清原委的，大约没有几个，而他指名道姓把杨绛咒骂一顿的目的则达到了。然而这只是一面之词，究竟杨绛先生在电话里对李洪岩说了些什么，以至是否还像李文所说“后来得知杨先生把我们的谈话录了音”（怎么“得知”的？），我们局外人全然不知，只能姑妄听之吧。
我为什么要写这篇小文呢？是我紧接着读到四月三日《文艺报》上的《走出〈围城〉的钱钟书》（乌尔沁夫），才多少纠正了我的“迂”，才知道与钱钟书、杨绛先生打交道的，不尽是谦谦君子，发生一些纠葛也不限于学术之事。该文说：“一九六八年开始，钱钟书家（东城干面胡同）派驻进来两名‘造反派’夫妻，起监督和审视（？）作用。在这期间，由于年轻人不懂得尊重老年人，也不懂得尊重知识，还动手打了钱老”云云。
不知道是不是真像上引的话所说，“年深日久会使最可指责的劣迹变成纯粹的历史”，而“使人受到启发”，不同的人会受到不同的启发吧；然而，有此打人的旧闻于前，能够称杨绛先生为“尊者，长者”，自居为“卑者幼者”的人，固然是耍欲抑先扬欲扬先抑的小把戏，而对老人的态度，从“打”降而为“骂”，对照三十年前那一对夫妻之所为，也算不无一点进步吧。
不打是不打，但骂口里未必就不含有杀机。李文把什么“身后闲事谁管得”跟普希金的那段话相提并论，又在文末点出“那位为了名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俄罗斯才子”，是不是意味着扔来白手套：你想要名誉，就像普希金那样出来跟我决斗！接受谁的挑战又是跟谁决斗呢？李洪岩说：“而天下最可怕的，或许就是两个明白人、两个唯物主义者碰到一块了。”一个“明白人”和“唯物主义者”是指杨绛的话，另一个“明白人”和“唯物主义者”就是李洪岩了吗？——呜呼！
记得钱钟书先生说，只吃鸡蛋，不必非看那生蛋的母鸡不可（大意）。我以为从提倡重视文本的意义上，特别是从不必离开文本进行炒作来说，都是对的；然而，我又以为不可超出这个范围而否认知人论世的必要，坏蛋（畸形的蛋，腐臭的蛋）不一定是坏鸡下的，但发现那蛋可疑，查查那下蛋的鸡或孵蛋的过程，看毛病出在哪里，并不为多事。发现哪个蛋有问题，提醒大家下筷的时候注意，也是起码的公德了。
为革命辨诬
？ 王思睿 何家栋
萧伯纳名著《圣女贞德》安排了一幕意味深长的“终场”，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农村姑娘贞德死后被尊为圣女重新出现。她生前曾为国王加冕，助将军屡立战功，但在她被宣布为异端，投入烈火时，这些人都缄口不言，袖手旁观，而此刻却同那些判处她火刑的教会首脑、堕入地狱的行刑者一齐跪倒在地，称颂她的美德。贞德问他们：“我要不要从死亡中复活，以活生生的女人回到你们当中？”他们全体都惊慌失措地跳起来，高叫着：“你太伟大，我们配不上。”纷纷逃走。她得出的答案是：如果她真的活过来，他们还会再烧死她一次。她活着是一个异端分子，总是以死了为好。
这是喜剧还是悲剧？是幻想还是真实？类似的情景在我们生活中也出现了，但更近似闹剧——对历史的亵渎。文人们连篇累牍地对崇高进行讥讽，对叛卖进行辩护，讴歌暴虐，粉饰血污，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而且据说这都是理性思考、慎重考证得出的结论。他们急于表现的不是“他们”太伟大，而是“我们”太高明。这次舞台上重新出现的不是贞德，而是纪德，剧目是《浪子回家》。但是没有人出面为此预备一个欢乐的宴会。
经过一系列革命尤其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革命”二字的意义变得暧昧起来，其价值也受到了质疑。“革命不如改革、改革不如改良、改良不如保守”日益成为强势话语，觊觎着学术话语的中心地位。有的人悄悄收起了这个用语，有的人则公开讥嘲、诅咒乃至挞伐革命。在众声喧哗中，李泽厚先生做出“告别革命”的表白，特别引人关注。那么，革命何罪之有，竟被视为万恶之首呢？
中国权力阶层一向视革命为圣灵，中国是革命国家，各级官员都是革命者，选拔干部的第一条标准是“革命化”，死后获得“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称号是最大的荣誉。人人高举革命之旗，不同的是从前是以革命为职业，出生入死，要流血，要丧命；如今是以职业为革命，只要听话，能升官，能发财。因而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大小有点权力，就可以共人家的产、革人家的命了。谁不驯服，乱说乱动，就给他扣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或者把在革命步骤、手段和方法上与己有所抵触的不同主张当做反革命。这种惟我独革，以我划线的做法，把自己人推到敌人营垒中去，使革命受到惨重的损失，难以尽述。前不久从刑法条款中取消了反革命罪，以示不以思想政治原因治人以罪，这是向法治国家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执政者始终十分注重保护革命传统这一思想资源，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尽量把改革和革命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