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取决于其手段是否“激烈”，转变是否“急剧”。人们向往革命，是期盼着新社会的来临，而不是渴望流血的刺激。总是传统衰败，出现危机，才有改革，才有革命。极力渲染革命的恐怖，是否有助于改革的推动？
刘小枫认为，应区分作为社会现象的革命行为，作为宗教性政治话语的革命精神和作为理性分析的革命理论。从古至今，中国思想界都没有理性分析的革命理论，诸如亚里士多德的革命“病理学和医疗学”，价值中性的革命类型学及对革命和政体的机体性原因分析。汉语学术界若不开辟经验理性的革命理论，若不以革命理论平抑革命精神话语，革命圣人还会光临。他的意思很清楚，只有呼唤理性的革命理论，才能真正告别革命圣人。金雁则以俄国的先例提醒国人，革命是否爆发并不以某些知识精英的意志为转移。一九○五年革命失败后，在先前的自由主义者中出现了“路标”转向，对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传统进行清算。有人认为，激进思想发展为激进运动，这已不仅仅是政治上、策略上的错误，而且是道义上的错误。也有人对刚刚过去的革命表示了否定和忏悔，甚至宣称，“不希望”革命还不够，还应当“害怕革命”；置身革命之外还不够，还应当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与政府合作来制止它。然而，正当精英中的革命情绪烟消云散时，空前激进的一九一七年革命突然来临了，而且胜利了。金雁指出：“‘革命’并不是知识分子变的魔术，说句‘我革命啦’它便从天而降，说句‘告别革命’它便离地而走。”（金雁：《新饿乡纪程》，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238—245页）
中国革命是几代中国人的追求和事业，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虽然已经前仆后继地奋斗了一个世纪，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所确立的三民主义尤其是民权主义的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总理遗嘱》中的那句老话还没有过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即使对于现代化的概念提出质疑和修正，中国革命的理想仍然无须放弃，因为革命或者revolution的词意中，本来就有轮回与复兴这一层含义。
革命并不一定要和暴力联系在一起，采取什么形式，甚至不是民众选择的，而是政府选择的。没有合法斗争的条件，才被迫进行非法斗争，不能和平地表达意愿，就用暴力来表达。美国《独立宣言》指出：“诚然，慎重会使人们认为久已建立的政府不应以微小的和暂时的原因而变更。过去的一切经验也表明，只要邪恶尚可被容忍时，人类总是倾向于默默忍受，而不是为了拯救自己而废除他们久已习惯的政府体制。但是，当政府长期倒行逆施，一贯实行专政，一意孤行地把人民压制在绝对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的时候，人民就有权利有义务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为其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美国法典·宪法行政法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5页）民众革命不是个别人能够事先策划和人为制造的，而是各种复杂因素风云际会的结果。孙中山精心设计的武装起义次次失败，满清政府在铁路国有化问题上一个不经意的错着却导致了人们期待已久的共和革命。即使被人视为过激派祖师的列宁，也告诫不要把革命和起义当儿戏，要依据客观情势而不能仅凭主观愿望。什么是革命的客观情势？他指出：“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461页。）下层的“民怨沸腾”与上层的“另谋出路”，二者既互为因果，又是不可或缺的。真正的革命针对的是制度而不是任何个人。不仅要允许阿Q革命，也要允许“假洋鬼子”和赵太爷“咸与革命”，也就是要以普遍的人权标准，取代实用主义的敌我标准。李泽厚过去说过：“革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说对了。在这个过程中，人事的更替或局部情况的改变、原有秩序的更新，可能时起时落，但它总的目标应该是趋向中国和全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善、生存质量的提高。这样，二十世纪几代中国革命者的遗愿才有望真正实现，一个民主、文明、富强的新中国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此文在封面要目上漏排王思睿先生姓名，特此说明并致歉意）
纪德的真话与斯大林的悲剧
？ 李冰封
一
辽宁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法国著名作家纪德六十多年前写的两本书：《从苏联归来》和《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两书都是郑超麟老先生译的，分别译于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译第一本书时，郑老是作为政治犯被囚于国民党政府的监狱。此书出版后，发行较广，但看过此书的读者，现仍健在者，都垂垂老矣，六十岁以下的人，看过此书者，可能极少。第二本书是郑老出狱后译的，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初期，受战争影响，发行量很小，许多读者则只知书名，而未见其书。这本书的书名是意译。原名是：Retouches a mon Retour de L'。U。R。S。S。；其中retouche一词，法文解作对图画、文章等的“修饰”或“润色”或“修描”。纪德出版《从苏联归来》后，除一些恶意的攻击、谩骂和污蔑他置之不理外，还有一些人由于不知底细，对此书作了善意的批评，纪德的“修描”正是对这些批评者而作的。译者考虑到书名译为“润色”等，中国读者不易理解，故干脆意译为《答客难》。两书重版时合订为一册，共收有十二篇附录。这些附录，极大地帮助了读者理解全书。
现在，许多人都在思考苏联亡党亡国的深层原因，观点各异，言人人殊。有一种说法是：斯大林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造成了人民生活物资的匮乏；实行极权，压制民主，滥杀无辜，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官僚分子对广大人民的专政，造成了人心背离；由于社会上缺乏民主自由，人民的经济生活状况又欠佳，特权阶层与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日益扩大，造成了社会上的不安定；斯大林以后的数任领导，又都未能扭转这一局面，这是苏联崩溃的最根本原因。阅读纪德的这两本书，可使更多人反思历史，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书的重新问世，确实值得一提。
译者郑老生前对这两本书的重版备加关注。他认为，他一生翻译的数十本书籍中，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和纪德的《从苏联归来》是两册影响最大的书。他在九十八岁高龄且双眼近于失明的状况下，尚为《〈从苏联归来〉答客难》的新版写了一篇新序。但他没有看到书的重新问世而于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与世长辞。现在，书的出版，正是对这位世纪老人深切的悼念。（以下引用书名从略，只注明页数）
二
《从苏联归来》讲的都是真话，而且是在最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上讲真话。
如果说，它还有什么不足之处或缺点的话，主要还在于讲这种真话讲得不够具体，略嫌拘谨，对有些问题似蜻蜓点水，一闪而过。
发生这种状况，我以为，当时在作者思想上，有如下两种原因：一，正如纪德在《自序》中讲的：“三年以前，我宣布过我对于苏联的爱和钦佩。那里正在进行一种空前的实验，这实验使得我们的希望之心大为高涨，我们期待由此造成巨大的进步，造成一种力量足以牵引全人类前进。”（P。14）正是这种对苏联的爱心，对全人类的爱心，促使他不能不讲些真话。因为，“凡一味恭维的人，乃不善于表示其爱。”（P。16）二，又是出于这种爱心，他抱着对有些事能不讲就不讲的态度，只要苏联确实像在一个扶梯上往上爬。可惜他见到的情况正是相反。当时，他作为一个法共党员，他怕苏联“在梯子上一级一级下来”，会拖带法国共产党走向不可挽救的错误，所以才认为自己“有不得不言之责任”。（P。143…144）
正因为这两种复杂感情综合的作用，所以，纪德决定要讲真话，但又适可而止。而这种出自爱心的、适可而止的真话，却遭到大大小小的斯大林们的围剿。斯大林演出了许多历史悲剧，归根结蒂，悲剧的主要渊源之一，在此。
纪德的真话，除讲了一些当时苏联获得的成就以外，涉及的问题有如下一些：
一、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带来了日用品供应的匮乏。购物要排长队，甚至大商店还没有开门时，就有二三百人在排队。不少日用品样式丑陋，有些食品品质低劣。
二、斯达哈诺夫运动中的虚假与形式主义。在运动背后，工人劳动情绪低落。
三、由于社会的封闭，造成了许多人的无知和盲目自大。“每天早晨，《真理报》教他们以合宜知道，合宜思想，合宜相信的事情。超出这个以外，是不好的！”（P。34）这样，就在思想上造成了人们与外界的隔绝，对外面事物的无知与盲目性。“俄国工人的幸福是由希望，信任和无知构成的。”（P。35）
四、消灭个性。许多住宅都给人以消灭个性的印象。“每幢住宅都有同样的丑陋家具，同样的斯大林肖像，此外绝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一件个人物品，没有一点个人的纪念。各个住宅都可以互相交换……”“这个消灭个性的现象可以看作一种进步么？在我，是不敢相信的。”（P。32，P。33）
五、由于缺乏思想自由，导致作家的“附和主义”，使作家没有自己的思想、语言和艺术风格。“在苏联，一件作品无论如何美，若不是在路线之内，就要受排斥的。”（P54）这，实际上也是消灭个性在文学艺术上的表现。
六、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给斯大林发个致敬电，斯大林的名字前面如果不加上“劳动者的领袖”、“人民导师”之类的话，电报就发不出去。于是，纪德和他们“争得厌倦之后，只好屈服了”，但却想到这样的事，“将在斯大林和人民中间划下一条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鸿沟”。（P。46…47）
七、特权分子与劳动人民生活水平过于悬殊。特权分子住豪华的舒适的疗养院，而就在疗养院附近，劳动人民住房简陋，饮食低劣，生活贫困，这就不免激发了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P。40…4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纪德访苏是在一九三六年，那时，正是苏联肃反严重扩大化、滥杀无辜的一九三五年过后仅一年。书中，纪德却对这次重大错误基本上回避了。大概还是考虑“影响不好”，要给斯大林留点面子之类的思想因素在起作用吧！
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是以斯大林模式（外加毛泽东的若干创造）来改造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文化生活的。所以，经历过几十年风雨波涛的中国读者，对于纪德讲的这些弊病，可谓再熟悉不过了。中国读者从自己的感受中可以体会到，纪德对苏联的批评是何等善意和正确！但斯大林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绝对正确的，都是不能加以批评的，在这个专制主义者的旁边，又围绕着一批对他善于察言观色、胁肩低眉的小人，于是，纪德遭到围攻也就事出必然了。当时，由于苏联在一些进步人士中间还有着较大的影响，《真理报》带头攻击纪德以后，一些不明真相的进步人士，一哄而起向纪德提出批评，当然也就成为必然的事了。
三
在全世界范围内，对纪德的围攻，使纪德丢掉了幻想，明白了一些早先还不明白的道理。所以，他写《从苏联归来》的“修描”即《答客难》一书，就写得十分具体了。看了《从苏联归来》的读者，如果不看这本《答客难》，即前书的续集，还不能透彻了解事情的全貌。
《答客难》在以下几个方面，谈得具体而深刻：
一、苏联用“最奢侈的旅行”的条件，招待纪德一行，有着明确的目的，是希望回收另一种利益：即要他们只讲好话，而不提任何批评，借以欺骗全世界的人。
这次旅行奢侈到什么程度呢？坐的是火车专车或最好的汽车，住的是最好的旅馆中最昂贵、最华丽、选择得最精致的最好房间，天天都有宴会，每次宴会“每客须三百卢布”，而一个小工，“工资每天只有四或五个卢布”，那就是说，每人一餐饭就是一个小工一天工资的六十到七十五倍，况且纪德一行六人，加上向导共七人，他们每餐饭的耗费就是一个小工一天工资的四百二十倍到五百二十五倍。这还不算经常有和客人一样多甚至多得多的主人和陪客的耗费！但纪德“不识抬举”，他一定要讲真话。《真理报》对纪德的气愤一部分就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