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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列举了许多事实和数字，说明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官方发表的许多生产数字根本靠不住。而许多工厂产生的废品却令人触目惊心。“‘劳动英雄’工厂制造供给莫斯科小学生用的二百万本练习簿中，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可使用的。”（P。88）连苏联有名的外科医生布登加教授使用的“外科缝针，在行手术时不是弯了，便是断了。”（P。88）生产了这些废品，而且生产这些废品背后的劳动者情绪，实在是国民经济生活匮乏的主要原因之一。人民住房条件恶劣的情况，更加严重。“最近建筑给工人居住的好多房屋，是如此仓促，或宁可说如此轻忽，材料又如此庸劣，恐怕不久就会不能住人了。”在巴库，他们不顾官方的向导如何阻拦，去参观了石油工人住的“几所污秽房屋的最愁惨的标本”，纪德的同行作家西特令不得不对他们看到的事实，提出抗议说：“革命之后十八年，你们还容许你们的劳动者居住在这类猪栏里！”（P。90）
三、由于缺乏民主，使无产阶级专政异化为“官僚分子对于无产阶级之专政”。
这是《答客难》一书的重点。
苏联社会缺乏民主最主要的标志是：“无产阶级甚至没有可能选举一个代表来保护他们的被侵犯的利益，人民选举，无论公开的或秘密的，都是一种玩笑，一种骗局：从上到下都是委派的。人民只有权利选举那预先指定的人。无产阶级受人玩弄。他们被人家堵塞了嘴巴，捆绑了手足，差不多丝毫不能反抗。”（P。107…108）因此，纪德不能不同意一个著名的判断：“确实苏联同其他独裁制国家一样，是少数一群人统治着，广大民众对于国政完全无份，或只有很小参与（的）一部分。”（P。111）
由于缺乏社会上的民主和党内的民主，苏联就形成了以斯大林个人为中心的专制制度。“斯大林只能容受颂赞；一切不喝彩的人，他都认为（是）仇敌。时常，他把别人提议的改革，当作自己的东西；但倘若他占取了那种观念，那么为使之成为他自有之物的原故，他就先铲除那提出此观念的人。这便是他的做到时时刻刻都‘正确’的手段。如此，不久之后，在他周围将只剩下那些不会说他错误的人了，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观念的。这就是专制主义之本性；团结在自己周围的，不是有价值的人，而是那些吮痈舔痔者流。”（P。121）“这些人愈加无能，斯大林就更可以依靠他们的附和主义的忠诚；因为他们的特权地位是只依靠恩宠得来的。不用说，他们都是现行制度之热烈的拥护者。替斯大林的幸运服务，同时就是保护了自己的利益。”（P。108）这样，与封建的皇权制度毫无二致的社会制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然只可能暗淡无光，生机全无。尽管牛皮吹得天响，也丝毫不能改变这种阴晦、灰暗的色彩。
在这种专制制度下，“列宁的防止官吏变成官僚，而提出的不可缺少的三个条件：第一，可以随时罢免和选举；第二，薪俸与普通工人工资相等；第三，人人参加监察，使得……大家暂时都是官吏，而没有一人能变成‘官僚’。这三个条件，没有一条履行过。”（P。109）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标榜这个制度如此先进，这般完美，这是不是有点滑稽？
至于在这种专制制度下，如何对政治上的异见者的残酷镇压（纪德说：“在苏联，所谓‘反对派’，其实就是自由批评，就是思想自由”见P。120）如何鼓励卑鄙的告密者（乃至“十年以前说的话，被人告发出来，也要治罪，”见P。98），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在这个社会中，“最荣显的就是最有奴隶性的，最卑鄙的，最阿谀的，最下流的。所有那些敢抬起头来的人，一个个不是被杀死了，便是被充军了。”（P。99）书中附录部分，收了政治上的异见者、本是“共产主义战士、苏维埃公务员”、在基洛夫暗杀案发生后的大逮捕中逃离苏联的鲁朵尔夫等人的信件，更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一方面，苏联人民在物资上的匮乏；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忍受政治上的专制；这使纪德十分失望。当时，他作为法共党员、共产主义者（爱伦堡在“解冻”时期写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也还承认纪德在三十年代中期是“真诚的共产主义者”），在此书的最后，深情地写道：“苏联……已经违背了我们的一切希望了。我们若不容许这一切希望落空的话，则应寄托之于其他地方。但我们的眼光并不从你转移开去，光荣的和痛苦的俄罗斯！假如当初你做了我们的榜样，那么现在——可惜！——你就显示我们：一种革命能陷落于何种沙地之中。”（P。123）这话说得多么沉痛！而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这话又显得有多么深刻的预见性！
四
所有这些，对于我们，应该启发我们思考些什么呢？对于一个出现过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大错误的国度，对于出现过从刘少奇、彭德怀……直到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数不清的冤案的国度，这两本书的重版，应该让这个国度的人们作些什么深层次的思考呢？
苏联是彻底崩溃了。有朝一日，真正的共产主义在全世界重新兴起之时，我坚信，它也决不会是苏联已经走过的那条道路、已经形成的那种模式。所以，我们当今的改革，就是应该摒弃斯大林模式带给我们的一切谬误、荒唐和痛苦，努力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二日，长沙
厄运、史笔及其他
？ 易孟醇
杜甫有两句名诗：“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千古宏文伟著，很多是作者在困窘失意中完成的，似乎文章的成就，与命运的显达恰好成反比，故曰“憎”；魑魅这种山鬼，好在别人失误时，伺机食人，故曰“喜”。杜甫的诗写在《天末怀李白》中，时在乾元二年（759）。李白曾一度得到唐玄宗的器识，被召入京城当了个供奉翰林，但没有任何实职，不过在宴前鞍后充当皇帝的一个点缀“太平盛世”的文学“俳优”。这个没有奴颜媚骨，“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的李白，自然愤愤然拂袖而去，隐居庐山。谁知不久发生安史之乱，永王李璘率军出战。这位满怀扫清胡虏、收复两京的壮志的李白，又应邀当了永王的幕僚。又谁知，李璘与他的哥哥肃宗李亨有争夺帝位的矛盾，李白不自觉地转入了这场皇权斗争。李璘兵败后，李白也被捕入狱，流放夜郎。杜甫当时远在秦州，听此消息，怀念友人，因而抒发了“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这样深沉的愤慨。
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五月曾说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还要求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科学技术家的传记，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就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毛泽东要编印的小册子后来是否编印出来了，他要求看到的结论是否有误，不得而知，不过，他说的两句话，曾经很有影响。“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显然不能说得太绝对，高贵者中也有不少聪明人，也有不少在各方面很有成就的人。然而，事实往往如此：高贵者养尊处优，好逸恶劳，躺在现成的沙发上，不想多前进几步；而卑贱者被地位所迫，更接近生活，更接近底层人民，因而更容易接受事理。俗话说：“逼出来的。”卑贱的地位“逼”得他们动脑子，“逼”得他们勤奋，“逼”得他们去创事业，实现自己的价值。命运不显达的文人被“逼”出来的文章，更具现实性、人民性、战斗性，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司马迁有段对历史回顾的话，可说是“文章憎命达”的最好注脚：“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他一连举了八个例子，从周文王到韩非，没有一个不是命苦的，没有一个不是在厄运中著书立说，成为大文章家的。再说国外，高尔基当学徒、更夫、码头工、铁路工人的苦难生活，为他完成《我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准备了最坚实的思想和生活基础；巴尔札克是在债台高筑、生活飘零中完成脍炙人口的《人间喜剧》的；……这类人所共知的例子，不胜枚举。“文章憎命达”，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毛泽东曾说过，历史上没有几个大文豪出身于状元。这是符合史实的。
近年来，我因注译《后汉书》，翻阅作者范晔的生平，知其际遇几乎与司马迁相同，甚至比他更惨。司马迁是创纪传体史书的始祖，而他正是在遭为李陵辩护之祸，囚蚕室，被腐刑，悲苦怛悼，无以仰首伸眉的情况下，完成《史记》这部大著的。他在《报任安书》中诉说衷情，一唱三叹，迴肠荡气，足令后世读者涕泪泗流。而纪传体史书的后继者范晔，命运更悲苦。他出身于仕宦之家，官至尚书吏部郎，也算一度仕途通达。岂料，元嘉元年（424），在彭城王刘义康之妃死后，他仅因酣饮而被贬为宣城太守！他曾是刘义康部下的冠军参军，主子叫他翻的这个大筋斗，使他更清醒了世道人事，从而开始撰著《后汉书》。他雄心勃勃，“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又曾如此自诩：所作史论，“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然而，命运竟如此捉弄他：他因官贬命厄而著史，又因被诬处死而停笔！元嘉二十二年（446），有人告发他与人合伙谋立刘义康为帝。可怜，贬他官的，是这个刘义康；把他送上断头台的，还是这个刘义康；确确实实是“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我曾思索过，为什么忧患出文豪？这个答案，恐怕一言难尽。《太史公自序》说：“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也算一说。通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阐明自己对世道人事的见解，要把这些见解付诸实践。当一个人道路坎坷、内心郁结的时候，常常引发多思、深思；多思、深思的结果，又常常产生不得不表达的强烈欲望。对着空谷大江高喊几声，对着桌椅什物猛击几拳……是某些人郁结发泄的方式。如果是文人，便会不同，他们把郁结深思的结果，或发为诗文，直抒心臆，或追述往事，撰为史著，寄意于史事的选择与编写之中。司马迁、范晔等史学家正是后一种人。范晔说：“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这正是司马迁、范晔等人撰史立说的初衷。所以，《史记》《后汉书》与《周易》《春秋》《国语》《离骚》《说难》《孤愤》等一样，统统属于“发愤之作”。
属“发愤之作”的史书，往往大大超过那些御用文人的“官修”史书，这是不可置辩的铁案。官修史书，不得不秉承主子的意图，不敢越雷池一步，为尊者讳，循尊者之情，因而常常只说好的不说坏的，或者只说坏的不说好的，甚至黑白颠倒，心中有话，笔不敢下。这样，焉能写出信史？这种不真实或不够真实的、不能取信于人的历史书，要之何益？而那些“发愤之作”则不同。他们在撰写中“追往事”、“思来者”，把对祖国、民族和人民的美好未来的憧憬，全部倾注于对历史的叙述中，换句话，他们“述往事”的目的是“思来者”，即所谓鉴古以知今。史学和史学家的全部价值，就体现在这“史鉴”二字上。
为了“来者”，司马迁声言要“通古今之变”，范晔则声言要“正一代得失”。因此，千古以来，司马迁、范晔的史识长为后来人肃然起敬，视之为撰史的圭臬。
写史，能不能做到“正一代得失”，多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敢不敢去“正一代得失”，则是史德和史识问题。生活在封建皇权时代的司马迁，既如实地记录了还活着的汉武帝开疆拓地的武功，也勇敢地揭露了这个掌握生杀予夺大权、掌握自己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