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走，反正有两辆自行车。如果从时间上考虑，也是再合适不过的。若怕到得太早，他们可以留下来再聊一会儿。
并非姓周和姓严的不是通情达理之人，主要他们对我和王玉的关系拿不太准。若按我托姓周买票的那个电话理解：王玉应是我朋友的女友，我管她吃住为其联系船票完全是出于对朋友的责任。这层意思是明明白白的。大约他们也想结交朱浩，所以提议顺路把王玉带到码头上去。我们聊天的时侯，王玉可以抓紧时间睡觉。而他们带走王玉后我完全可以睡上整整一天。他们全都为我想好了，可有一件最正常的事他们怎么没有想到呢？我亦不能明言。为使这两个好心人逐步理解我们又花去了宝贵的两小时。
我们还剩四小时。刨去路上得花的一个半小时（我们得骑车横贯许城南北），只能睡两个半小时了。我上了闹钟，我们熄灯睡觉。一会儿王玉翻身坐起来，她忘了收拾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这次她来我没有送她任何东西。好在走得仓促，否则又是一桩心事。不足五分钟她就收拾完毕，躺下又睡。我想起来，王玉自从来了以后就没怎么从包里往外拿过什么。要用的东西，比如唇膏，也是用过了就立刻放回去。现在想来她满怀临时栖身之感，根本就没有缠住我过一辈子的意思。是我多虑了。王玉是一个自觉的人。
分别在即，我对她越来越具有好感。我闭着眼睛装睡，一面想时间不多了。如果我现在有所要求的话，似乎不太妥当。难道我真的把对方当成了泄欲的工具，而且还要赚回什么不成？说来也很奇怪，在最后时刻我有点怜悯王玉了，并把禁欲当成了好感或尊重的一种表达。我要让自己立刻睡去。
我发现王玉在摸我。她的一只手伸过来，摸我，但无声。我想是否应该和她吻别一下，道声晚安？于是我转过去，拥抱了她。我想把她放回去，回来睡我的觉，可她不愿放开我。她用胳膊把我的上身支起来，然后将自己挪入我身下的那个空当。也许我已经在做梦，身体就变轻了。迷迷糊糊地，我任其摆布。巨大的快感使我不愿醒来。我闭着眼睛，顺流而下，象一截木头，或一具尸体。她高抬双腿，将脚交叉在我的背上，身体蜷成了一个球。我的感觉也是整体的，挺得笔直，从一只水果的内部洞穿而过。这真有点象最后一夜，也的确是最后一夜啊？也不完全是。我都有点糊涂了。一般来说，我们还有相逢的机会，但也说不一定。即使相逢了，能否象此刻一样亲密无间、如胶似漆？那真不一定。我们还能再在一起睡觉吗？
至少，那最后一夜的想像是必要的，它使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激情。所以我一面干一面在对自己说：这可是最后的一次，最后一夜。下次即便见面也不可能再在一起干了。其实不用自我暗示，一切都从身体的反应里相互感受到了。说实话，那的确是有所不同的。在到达高潮时王玉咬住我的胸脯，失声痛哭起来。我将自己留在她的体内良久，最后象灰烬那样无力地飘出。
她的哭声真煽动情欲，我又在想那回事了，可身体已经失灵。我在想这是最后一夜，最后的一次，而且已经过去了。我们都不必在这以后死去，只是不会再彼此占有了。我的思绪突然开朗，是否可以这样总结整个事态：生活在继续，堕落到今夜为止？
障碍一九九三年
那一年朱浩来许城，很晚了，我们从东海家里出来。我们没有乘车，步行前往演武二村。夜深人静，行人稀少，街灯明晃晃的，月亮也很好。这是一个很平常的机会，反复出现，为什么以前就那么难以寻觅呢？王玉已经过去许多年了，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过提起她。这件事已有结论，不必为此担心。
经过五十分钟的步行我们来到室内。我去炉子上烧了开水，沏上解酒的茶（我们在东海家喝了不少酒）。现在我和朱浩分别坐在两只单人沙发里，中间立着一盏落地式台灯。我们喝着热茶，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也许是为了和交心的气氛相适应，我提到了王玉的名字。完全没有想到朱浩会用那么自然的声音问我：“你们睡过吗？”
对此我毫无准备。在过去的几年里，我的戒备已逐步解除了。我从心里赞叹起朱浩的勇气来，只有他能看着我的眼睛问出这样的话。这些年，他什么样的惊涛骇浪没有经历过？他一定习惯了很多严重的时刻，而能保持镇定。相比之下我是多么地慌乱呵，不仅红了脸，连声音也颤抖起来。我控制不了自己，回答得词不达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和王玉睡过，就在那次。
我明确地承认了，但一点也体会不到一吐为快的轻松。此刻，我真正烦恼的还不是那件事本身。我讨厌自己的慌张，无法面对朱浩。他看着我取烟、续水，我也意识到自己的这一系列动作。我将水洒了一地，烟也额外带出几颗，滚下桌面。我握着杯子，象要作长篇发言那样地拖延着、稳定自己的心神。朱浩轻声细语地说了几句什么，我一点也不理解。我完全被自己吸引住了，被自己的失态、错乱和丑陋。甚至，我都觉得有点故意的成分了，以某种瘫痪状态来应付眼前发生的事。我在博取对方的同情，同时又为自己卑劣的行径深感羞耻。
朱浩给了我几分钟的调整时间，见我不能自拔便把话岔开了。可我忘不了刚才的话题，几句话后又转了回来。朱浩温和地相随，尽量做到温和和随便。我听见他说：“我让她去许城找你就是那个意思。”我听明白了，朱浩指的是我当时拮据的单身生活，他指使王玉来找我就有输送女人的意思。我知道朱浩在安慰我。他在安慰我，又不能显得太明显。不过这些他都能轻而易举地做到。我别无选择，只有从头说起。
我说起王玉走后我给他写的第一封信。我说我其实并没有哭，这么说只是以一种方式告诉他发生的事。我说我没有哭过，更没有和王玉相对而泣──这有多么丢脸！想不到事隔多年我竟有机会洗刷自己。“是啊，我也很奇怪。”朱浩说。他的意思是我的哭泣比和王玉睡觉更不可思议。不论他当时是怎么想的，至少现在是这个意思。和王玉睡觉不仅可以思议，而且是题中应有之意呢。
朱浩婉转地告诉我：他和王玉的关系早在他离婚以前就结束了，与其通信不过是一种惯性。后来她来济南找他，他完全没有感觉。我呢？也有一番肺腑之言，憋了这么多年，都快沤烂了。朱浩并不打断我，也不表现出特别注意的样子。他知道我现在很敏感，而且脆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我对他讲了全部经过，除了床上的那些部分和细节。我说本来这件事是不会发生的，正因为太相信它不会发生，因而放松了警惕。再加上巧合，那封错误的电报，以致我才酿成了大错。
练达的朱浩并没有在理论上与我争辩是非、论说长短。他开始讲海南的生活，讲他的故事。他说老方，有一阵也抛妻别子地去了海南。他和朱浩呆过很长一段时间，经营工厂、办公司。这些，我都有所耳闻。成功与失败，其中的甘苦不是朱浩今天要说的。他今天要说的与女人有关，大致的模式也是两个男人以及他们之间共同的爱好。朱浩说经常地（也就是说此类事发生过不止一次）他和老方会带两位小姐回来，然后分别领进自己的房间。事毕出来，有时侯老方又会钻到朱浩的房间里去。这样的事很平常，也很正常。还有一次是去外地出差，他们各自领了一个在同一间房子里。虽说灭了灯，但声音动静还是听得到的。朱浩讲得很具体，时间、地点，以及那家发廊的名字、小姐的姓氏。朱浩暗示说他们进行了交换。他倒没有说起过两人领一位小姐的例子，倒不是因为过于典型，而是，那意味着舍不得花钱，即吝啬。后者的罪过在朱浩看来显然要大于乱交。
我得学会了解朱浩这些年来的处世原则和价值观，只有那样我才不会拘泥于王玉的问题而难以自拔。我感动于朱浩的好意，同时又很怀疑他所提倡的方式是为安慰我而临时捏造的。他和老方的事是真的，这我相信。但钻入别人房间的是老方，而不是他朱浩啊？若是他朱浩觉得那么做有多么地光彩，为什么不也是和老方一样呢？朱浩是一个细心的人，大约从我的表情中看出了疑问，所以才讲了那个出差的故事，还暗示他和老方之间进行了交换。就我多年对朱浩的了解，我相信交换的事是没有的，是朱浩为安抚我而特意编造的。他又不愿撒谎，所以说得不清不楚。他的极至不过是和老方在同一间房子里，中间什么也没有隔。黑灯瞎火，有一些响动，这就是全部了。即使是在朱浩新式道德观的衡量下，我和王玉的事也不是那么露脸的。我知道朱浩尽了力，并不惜把自己昔日的情人比做妓女。这些，全都是为了我。我没有表示不同意。因为，王玉是朱浩的王玉。
障碍哦，朝霞
凌晨四点，我骑车带王玉前往码头。
虽说我一夜没睡，此刻却象刚刚醒来一样地清醒。我真愿意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只是我在一个早上把一个人送往码头。这个人还是原来的那个，有原来的生活和背景，原来的情人。而那个情人决不是我。最好我也并不认识他。我不仅不认识她的情人，甚至也不必认识她本人。我只想一个人在这样的早晨骑车，前往码头和江边。我要从茫茫黑夜里一直骑到空气新鲜的黎明。我要骑到黎明里去，看见天光渐渐明亮。骑过昏睡暧昧的城市，骑过店铺的阴影。骑过倒卧路边的乞丐和酒鬼，骑过躯体以及那些垃圾。我要和早起的贩夫走卒们在一起，与他们在一条路上同行。我将看见那些坚持晨练的人，奔向路边花坛和公园。按一定顺序，年长者起得更早。我上路的时侯也正是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上路的时侯。其后，我将与七十和六十的老人迎面相遇。而二十岁以下的学生，他们出来的时侯太阳也已经出来了。
多么美妙啊！我以前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我有的是时间、精力和足够的好奇。甚至，我也有闹钟。我为什么就不能早起？与星辰明月为伴，并看着它们偏移西去。良辰美景总是和我相互错过，为什么我就不能停下来细心体察一番呢？我发誓，以后一定要那样做一次，而不是象今天这样有任务在身。两个人，我把另一个送到江边去。我在想把她送走以后的回程就已经非常接近纯粹了。我把她送走，把她扔下，那惟一妨碍我的东西。
而现在她就象一只口袋歪倒在自行车的后架上。她的手揽过来，搂住我的腰，脸的一侧贴着我的后背。一会儿她昏沉睡去，身体的重量就变得令人担忧了。我的龙头上挂着她的包，不时碰着我蹬车的膝盖。经过五个十字路口后我已是大汗淋漓、浑身乏力。后来我们经过一个夜间施工的建筑工地，照明灯的强光直晃我的眼睛。车轮在沥青路上颠簸着，绕过窨井和砖块。在第六个十字路口我们停了下来，稍歇片刻，带吃早饭。
不知道王玉的感受如何，反正我是饿了。我是看见馄饨挑子上的灯光才决定停车的。它就摆在马路中间，低矮的小桌边居然有一个食客。
我锁了车，领王玉去两寸宽的条凳上坐下。我要了一碗三鲜面，给王玉要了一碗馄饨。我们的还没有做好，旁边的食客已经吃完了。他问卖馄饨的多少钱？卖馄饨的说十块，十块钱一碗，我和王玉都吃了一惊。看来我们是遇见宰客的了。这时我才注意到卖馄饨的，的确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人物：黑脸膛、大胡子，一身颤悠悠的肥膘。他手持铁勺，让对方给钱。那人看上去也是一个赶火车或坐轮船的，一只手提皮箱靠在脚边。西装革履，操着笨拙的南方普通话。他直嚷今天出门遇见鬼了。
这碗面条的价钱很关键。如果他给了十块，我们的面条馄饨也不能少给。我后悔事先没有问卖馄饨的价钱。那南方人显然也在后悔。凌晨五点，即便是十字路口也了无行人。南方人只得向我们求援，问我一碗面条值不值十块钱？我的脑子活动开了：如果帮他说话，势必得罪卖馄饨的。我们也得出十块钱事小，他的案板上就放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况且他说了自己的身份，是从大牛山下来的。南方人也许不知，可我清楚，那儿有一个劳改农场。卖馄饨的看起来也象那一类人。但如果不帮南方人说话我们也得按十块钱一碗的价给。
急中生智，我问南方人：“十块钱一碗，里头搁的是什么？”我的智慧不在于问了一句巧妙的话，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