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知道你为什么能做天子吗？”赵匡胤觉得现在不是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所以“呜噎不能对”，但太后偏要他回答，他只好应付道：“这都是祖宗和太后积德积功的结果。”太后严厉地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能做天子，那是因为周世宗死后继位的国君年幼的缘故，如果当时是一位成年皇子继位的话，你能当上天子吗？我想将来你传位时，就应当传位给你弟弟光义，立年长者为国君，是社稷之福呀！”后来，太后遗嘱藏于金匮之中，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金匮之盟”。
在太后逝世的第二年7月，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就以泰宁军节度使、大内都部署的身份被任命为开封尹、同平章事。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命，因为在五代时期，凡皇位的继承人都要封王任开封府尹，赵光义此时虽未封王，但其任开封府尹已经隐然有继位人的地位了。这不但是宋太祖贯彻太后临终遗嘱的一个重要步骤，更重要的是，宋太祖希望通过此向他的大臣们表明，在未来的皇位交接中，是不会再出现那种“主少国疑”的局面了。
《图说…开国大帝》 宋太祖赵匡胤削弱相权 官不久任
宋太祖在军事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之后，在对如何驾驭群臣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以巩固皇权。
宰相在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的政府机构里，是一人之下而万人之上，统率百官，总掌政务，权倾朝野。相权过重，往往对皇权造成一种威胁。因此，历代帝王总是采取手段，削弱宰相的权力。
宋太祖赵匡胤在削弱相权方面，有自己的高招。
一是设置副相削弱宰相政权。即在宰相之外，又设置一个参知政事，即相当于副宰相。开始时参知政事只是一个陪衬，并没有什么权力，不用押班、知印，也不设政事堂。后来太祖见宰相赵普专权过重，开始给副相以押班、知印、升政事堂的权力，与宰相轮流充任，使副相地位大大提高。与此同时，宋太祖又采取灵活方式，降低宰相的待遇。在他刚登皇位时，宰相上殿奏事，太祖都让座献茶，商谈国事。后来宰相范质上殿奏事，太祖照例赐座，可开始奏事时，太祖说：“我最近眼睛有些昏沉，请把奏章拿近来我看。”范质便离开自己座位，走近太祖，太祖暗中吩咐宦官，把宰相的座位撤去。从此以后宰相见，也只能站着和皇帝说话了。
二是设置“二府”，分割宰相兵权。二府，指宰相府之外，又有一个枢密院，形成宰相府和枢密院两府牵制局面。在五代时期，枢密院的权力都在宰相之上，是宰相之外复有宰相。宋太祖时，将枢密院权力改为执掌调兵大权，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等政令，都由枢密使主持，和宰相对峙。太祖设制，每逢入朝奏事，两府错开，互不相见，各说各的。这样就使皇帝能在双方的奏情中对比分析，掌握实情。从此，分割了宰相的兵权。
三是设置“计相”，分割宰相的财权。旧制时，宰相统辖军、政、财权。宋太祖时，设三司使，夺其财权。三司原属旧制官职，负责盐铁、度支、户部，平衡全国的财政收支。太祖有意提高三司的地位，号称“计省”。由三司使主持三司政务，其地位仅次于宰相，人称“计相”。这样就剥夺了宰相的财权。
另外，宋太祖还采取“官职分离”、“名实不一”的方法，干扰相权，使宰相无法行使统率百官的权力。如侍郎和给事中，并不负责本省的政务。司谏官如果没有皇帝的特旨，也不能过问谏诤之事。连中央政府的三省主官，也只有奉旨才能行使本部的范围之权。即所谓“官无定员，员无专职”，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而不知其职者，更是常有的事。在这一制度下，“官”、“职”和“差遣”是有明确区分的。“官”，是品位的一种名称，并无实际的权力，如中书令、尚书令，官位很高，但无权参与朝政。“职”，是具有某种权力的标记，某一职位，具有什么样的权力，但并无固定人员，无论你是什么“官”，只要让你担任此“职”，便具有此“职”的权力。“差遣”，指受到指派，某人可以行使何种职权，这就是具有了实际权力，可以“治内外之事”。如中书令、侍中都是“官”，只有带有上级的“差遣令”，方能担任宰相或行使其他实际权力。“差遣”的变动性很大，一个官员要随时听从“差遣”，接受新职。宋太祖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来削弱宰相的权力的。
宋太祖在剥夺了中央几位重要军事将领的兵权之后，又运用赵普“削夺其权”、“制其钱谷”的策略，解决地方的藩镇遗患。
宋太祖逐步改由文臣代替军人执掌一州行政。文臣代替武将执掌一州政务，宋太祖也并不是很放心。因此，他任命的知州，前面往往加上“权知”二字，以使他们明白“名若不正，任若不久”，以扼制他们专权的野心和地方势力的抬头。与此同时，在“知州”之外，另增置“通判”一职，这是赵匡胤在经过精心考虑后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他在削弱相权时采用的手段在地方政权中的继续应用。通判一职在本州中地位相当高，权力也很大，有权过问州中的一切政务，并可同知州分庭抗礼，直接传达中央。但有的通判往往以“监州”自居，说：“我是朝廷派来监视你的”，以示权重知州。后来有人告诉宋太祖，通判权力太重，不利于知州行使地方职权。太祖才又下令，没有知州与通判联名签署的政令，不能实行，这就使二者互相牵制，听命于中央。
县级机构，五代时期多由军人把持。虽然军人任县令的不多，但由于节度使委派“镇将”，这些“镇将”往往干涉地方政务，县令任免官吏，也往往要征求他们意见。他们每年利用征集军粮名义，在一县之中横征暴敛。“镇将”们利用掌管盗贼、斗殴之权，肆意欺压百姓，以至形成了“事权旁落，县官失职”的局面。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宋太祖令吏部选派强干官吏，分到各县担任县令，抑制地方军人的跋扈势力。同时又在每县设置“县尉”一职，专门负责一县之内盗贼、斗殴等事宜，“镇将”不得再行插手。从此，县令才真正成为一县之长，总管县境的民政，平决狱讼、催收租税、劝课农桑。军人干预地方政务的现象得到有效的控制。
宋太祖这一套用官原则，对于巩固中央集权来说，是一种有效的政治措施。
《图说…开国大帝》 宋太祖赵匡胤巡缉窥伺 宽仁为治
为了更好地巩固统治，赵匡胤密派亲信分赴各地，巡缉窥伺各地官吏，制治于未乱之时。赵匡胤是依靠阴谋手段夺取后周政权的，因此，他十分惧怕反对势力也像他一样，秘密积蓄力量，推翻他的统治。其实，当时确实有一些军人实力派，蠢蠢欲动，阴谋颠覆赵宋。为了防患于未然，宋太祖从登基之初，就大量派遣亲信军校，分赴全国各地，窥探有关各地官吏的情报。这种特务活动，曾使得众多官吏胆战心惊。例如驻真定（今河北正定）的节度使郭崇，听说赵匡胤做了皇帝，非常愤懑，以至悲伤痛哭，被察探窥知，立即报于太祖。太祖立即派人前去查处，使郭崇未敢轻举妄动。驻在蒲州的杨承信，暗中准备武装暴动，太祖以送生日礼品的名义，派密使前去侦察。杨承信惧怕暴露，未敢起事。
对于居住京城的官吏，宋太祖防范更严。大街小巷，到处都布满密探，他们随时随地监视各级京官。除了派密探侦察各级官吏外，对位居重职的官员，宋太祖还经常亲自外出，改扮普通人装束，暗中巡察。他私访的对象，大多是旧勋功臣，看他们有无谋反之心。由于宋太祖实行这一套严密的特务系统，使他对各级文武官员的举动，了如指掌，有力地巩固了皇帝集权。
宋太祖控制大臣，在制度上规定甚为严谨，但他为人宽宥，从不滥施刑罚，暴杀大臣。即使有人犯罪很严重，也不忍心诛杀。如对待周室旧臣、藩镇降王，一律实行宽大政策。
宋太祖不仅对自己的部将宽仁，对降王也同样宽仁。除了从制度上限制有功之臣的权限之外，多以金钱美女、田地宅院予以安抚。“杯酒释兵权”就是例子。还有一次，太祖在后苑挟弓弹雀，忽有大臣急事求见。宋太祖赶忙跑去，接过奏章一看，原来是件很普通的小事，便责怪大臣说：“这桩事情，怎么能说是急事？”大臣反驳道：“这同弹雀相比，当然是急事。”太祖大怒，拿起弓朝大臣嘴上捅去，把其门牙打下两颗。大臣一声不吭，捡起牙齿，放在怀里。太祖问：“你岂要告我不成？”那人说：“不敢控告，自然有史官会记载的。”一个宦官劝太祖杀了这个敢顶撞皇上的大臣。太祖没有听，而是沉思片刻，不但不杀，反而赐给大臣一些金帛，给予慰劳。
宋太祖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宽仁”总是有限度的，那就是无论是旧臣、部属，其行为不能危及皇权，如果触及了皇权统治，决无“宽仁”可言。如对反抗宋政权的后周残余势力李筠、李重进，都予以诛杀。宋太祖控制朝臣，手中拿着两个武器：一是金钱、地位，二是屠刀，这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王全斌事件。王全斌因平蜀有功，受到太祖嘉奖。后来，他又因贪污钱财引起了西川兵变，被判死罪。后来被赦，宋太祖又恢复了他的节度使职。宋太祖还向他道歉说：“朕因江左未平，怕南征众将不遵守纪律，委屈你几年，为朕立法，现已攻克金陵，还给你的节度使。”宋太祖深知“攻心为上”的政治策略，这比起那些只以屠刀治理天下的暴君来说，确实高明得多。
《图说…开国大帝》 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割据 治国安民
五代时期，连年战乱不止。老百姓饱受战争割据之苦，十分渴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在周世宗在位时，其他割据势力范围内的百姓就纷纷逃入周境。周世宗每平息一个藩镇，当地的老百姓就携带酒、肉，前来欢迎。有不少地方的百姓，因愤恨军阀的苛政，多次向周世宗求救。赵匡胤当年跟随周世宗南征北战，亲眼看到了老百姓要求国家统一的热切心情。因此，他即位以后，决心把周世宗未完成的事业进行下去，把统一天下、稳定社会、发展经济作为自己治国安民的基本之策。
宋王朝建立之初，周围存在着几个由外族所建立的敌对国家和许多由汉族所建立的割据政权。在北方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在西北有党项族的强大势力，夹在二者之间的则是割据山西一带的北汉。北汉受到契丹的支持，与以前的后周和刚建立的宋王朝一直处于公开敌对的状态。在江淮以南，则存在着南唐、吴越、后蜀、荆南、湖南、南汉、南平、漳泉等8个割据政权。虽然这些割据政权处于物产丰富的地区，但由于其各自疆域狭小，又互不联合，因而大多国力不盛，软弱怯懦，不得不向以前的后周和刚刚建立的宋王朝表示名义上的臣服或通好。
在这种形势下，摆在赵匡胤面前有两条路：一是乘南方诸国名义上表示臣服的时机，继续周世宗的政策，进行北伐，收复为辽所占领的燕云16州领土，割断辽与北汉的联系，进而消灭北汉这一公开的敌对势力，然后统一南方诸国；另一条道路则是南征，在完全征服了南方8个割据势力以后，再伐北汉，攻取燕云16州，将契丹赶回长城以北。经过君臣之间的反复争论，宋太祖集思广益，最后终于在公元962年确立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
自公元962年9月首次对外用兵起，至公元965年正月，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宋太祖就平定了南平、荆南、湖南、后蜀4个割据政权，统一了南方大片领土。公元970年9月，宋太祖决定攻取南汉，继续实施“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
南汉以广州为中心，割据岭南两广地区达60年之久。北宋平定后蜀后，潘美等宋将就曾攻取了南汉的郴州，形成了良好的进攻态势。这一年，潘美等接到宋太祖灭亡南汉的指示后，很快就攻陷了贺州，随之连克昭、杜、连、韶4州，大败南汉军10余万于莲花峰下。至次年2月，即攻克广州，南汉灭亡。
南汉灭亡之后，南方剩下的最后3个割据政权个个自危，震恐异常。势力最强大的南唐皇帝李煜这时也不得不主动要求取消国号，放弃皇帝的称号，改称“江南国主”。另外两个割据政权吴越和漳泉早就上表称臣，接受宋朝的官职。
经过3年的准备，公元974年10月，宋太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