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的土地是私有的，你买了地面以上的房子，那地面以下的地皮也是你的，而且永远都是你的，只要你自己不出卖。中国的房地产从这一点上和澳洲完全不同，因为土地是国家的，当然也就是政府的，因此在你购买房子下面的地是你和政府合用的，一般只有50年到70年的使用权，到了年限以后，政府要继续征收新一轮的土地使用税。
换句话说，在澳洲，你说的是买房子，其实也是买了块地。
进一步说，土地的价值是持续上升的，而土地上的房子，则相反，是要折旧的。
再进一步说，不同的土地，其潜在的升值潜力是不同的。所以，搞房地产的人总是要强调“位置，位置，还是位置！”因为，好地段土地的升值更快。
而我当时，选择了一套新房子，考虑的仅仅是房子本身，没有考虑土地的升值潜力，就是说，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我买错了。
果然，10年以后，在Elwood的那个老兵的旧房子升了２倍，而我买下的新房子只升了30％。这一次的教训是深刻的，而且一直影响着我后来的房地产投资。
几年之后，当我真正开始涉足房地产业的时候，一下子就注意到了这个失误。从此以后的每一个房地产投资，我总是先考虑房子所在的位置。这个经验使得我在以后多年的许许多多次的房地产交易买卖中，几乎没失过手。
另外，当时买的也是太快了些，一般人买房子总要看个一年半载的，不看上个几十个房子是不会轻易下定金的。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还有一句古话，叫做“失之东隅，得之桑榆”。我平生买下来的那套新房子，虽然是一个投资错误，但最后也给我带来了好运。真要算得失的话，可能还是失的少，得的多。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买的那套房子虽然没有怎么增值，但是它间接地给我带来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因为从这套房子往西不远处，就是靠海的一个综合区，有富人，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在它边上有许多富人区，包括比较富裕的白人居住区Frankston。几年后，当我打算开办中医诊所并开始选诊所的位置时，我选择了离我家比较近、又比较富裕的白人居住区Frankston，我在那里开办了我的第一个中医诊所，而且非常成功。这是后话了，我回头再说。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即使是错误的人生经历，也是有价值的。
搬进新房之后，我按澳洲习惯搞了个housewarming（这两个字按字面翻译是“暖房”，就是搬进新房之后，把亲戚朋友请来，热闹热闹，暖暖房子）。我把墨尔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Grame教授，我的《中国贸易指南》合作者Breth教授，StKilda市政府秘书长White先生，帮我买房子的地产代理Mark先生，对了，还有当年去机场接我的摄影记者Peter，以及曾住在一起的那几个中国留学生Jack、Bill、李刚，甚至小玉和Rebacca……二十几个人都请了来。
Peter来的时候带了一本画册，是他1987年去中国时拍的，那里面的很多张照片都是我看着他拍的。他用他的摄影镜头真实地反应了1987年的中国。我回赠他一本《中国贸易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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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首次置业的美丽错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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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是一个人来的，他的那个漂亮的金发女友早在一年前就离开他了。
我悄悄地告诉他，不要紧，我帮你找一个中国姑娘，包你满意。
接着，Peter告诉我说，他其实一直没有自己的房子。我刚来墨尔本时住了三天的那幢曾令我羡慕不已的花园洋房也是是他租的！而他去度假的那个牧场，则是他老爸的！
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不买房子。他说不急，等结婚时再说吧。
那天，我和Breth教授还顺便谈定下一部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商业谈判》的合作计划。还是原来的模式，我写第一稿，最后由他来修改、润色。
那天晚上，曾和我住在一起的那几个人谁都没走。我们一夜没睡，挨个讲自己这两年来在澳洲的生活。
因为“六四”时澳洲总理霍克曾亲口答应不会强迫在澳的中国留学生回去，所以这批在“六四”前来澳的中国留学生都不用再去交钱上课混出勤率了，可以一心一意地打工了。于是，一个个都从part…time（兼职工作）变成了full…time（全职工作）。收入多了，日子也好过了。一时间，“六四”前来的中国留学生也成了抢手货。
Jack还在那家仓库工作，不过已经不和Stephen住在一起了。
Stephen是个同性恋，经常骚扰他，还动不动就带一个扭着屁股而且说话娘娘腔的男人回家过夜。他受不了两个大男人抱在一起又亲又啃的架式，就搬走了。我们都关心Jack现在和谁住在一起？是不是个女的？怎么没带来？Jack最后被逼承认，他和一个“六四”后来澳的女留学生住在一起，做了“抗战夫妻”。那个“六四”后来澳的女留学生叫Amy，比他小七岁，而且人也漂亮。至于Jack，他唯一的优势就是，他是“六四”前来的，霍克总理承诺过不会强迫回中国的。Jack很诚实，把家中有老婆孩的事也说了，可是，“六四”后来的Amy不在乎。她靠上Jack就是靠上澳洲了，如果澳洲不强迫Jack回中国，把“六四”前来的中国留学生都留下来，那她也就跟着Jack借光留下来了。
那个女孩是个广州人，很会褒汤，Jack满面红光，而且很明显地比从前胖了。
Bill还在墨尔本大学读研究生，而且做了学生领袖，经常搞一些什么民主运动的研讨会。
Bill确实变了，说话口气很大，还动不动就敲桌子，好象他将来要做中国的总理一样。
Rebecca跟了那个靠领失业金生活的澳洲男人后，生活还算稳定。其实那个澳洲男人也不是好吃懒做之人，他学的是艺术，学艺术的不容易找到工作，他又不好意思象中国人一样上街为游人画像，只好失业在家，靠政府养着。
Rebecca拿到了身份后还算讲良心，没离开那个失业在家的艺术家。
也许是受了那个澳洲男人的影响，Rebecca也开始去艺术专科学校学画画了。
李刚一切都没变，还在那家餐馆洗碗。
李刚说他没赚到什么钱，倒是吃了小肚子滚滚地圆。
李刚最后想起当年抢了Jack饭碗的事，自觉惭愧，便很郑重其事地向Jack道了歉，还陪了一杯酒。Jack则很动情地握住李刚的手，说，没什么，没什么，大家都是中国人嘛……都挺不容易的……
小玉最“潇洒”，拿到身份后，就一脚把那个六十多岁的老华侨给踹了。
小玉还得意地告诉我们，那个老华侨还给她下跪呢，请求她不要离开他，还发誓要把全部财产都划到她名下。可是，我们的小玉硬是对老华侨的财产不屑一顾，一扭头，走了！
当然，小玉现在还暂时单身着。
当然，跟在后面追的人也是排成排了，谁让咱小玉人不仅人漂亮，而且有澳洲身份呢！
那个晚上，我把我的太太Jenny介绍给了大家。
那是一个难忘的不眠之夜……
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啊……
我在新房住了几天之后，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里离城里太远了，而且交通不是很方便。
怎么办？我得买一辆车。当然，我得先学会开车。
当我学开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动手能力和协调性非常差，坐在车里面，我经常是手忙脚乱的。
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自己脑子很灵，可是手脚却很苯呢？一个简单的开车，我前前后后加起来，竟然学了一年，总共考了五次才最终通过。说到这一点，真是有些不好意思。一般的人最长三个月的时间肯定能完成的事情，我却花了一年，我不得不承认，在这方面我确实是有点笨。
出版了书，买了花园洋房，很快又要买车了。
我这就算是在澳洲真真切切地扎下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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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追忆似水年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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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是个联邦国家，由六个州和两个行政区（北领地行政区与首都行政区）组成；州下面是地方政府（一般称之为市）。这样，澳洲共有三级政府：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这里的州有些象中国的省，不过有自己的独立立法权，而且州长由本州选民选举产生，而不是联邦政府（相当于中国的中央政府）任命。
墨尔本是维多利亚州首府。
维多利亚州是澳洲联邦的第二大州（从人口及工业生产总值上看），仅次于新南威尔士州州。新南威尔士州州首府是悉尼。事实上，悉尼和墨尔本是澳洲最重要的两个城市。悉尼和墨尔本是两个风格全然不同的城市，悉尼是个商业城市，墨尔本是个工业城市；悉尼是个美国化城市，墨尔本则是个欧洲化的城市；悉尼人比较精明，墨尔本人则比较淳朴……
墨尔本和悉尼在气候上也有些不同，悉尼的全年温度比墨尔本要高一些，夏季比墨尔本热，冬季没墨尔本冷；在悉尼，如果你身体健壮，可以一年四季穿短裤，但是在墨尔本就不行。和上海比起来，墨尔本的冬季根本算不上是寒冷，但是和悉尼比起来，墨尔本更具有四季分明的特点。
墨尔本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喜欢墨尔本。
当然，我也喜欢我的第一故乡——中国。
该说说我的第一故乡以及我青少年时期的故事了。
1957年，我出生在上海一个很普通的市民家庭。我的家就在静安公园拐角处的一条小街上，我的学前时光都是在静安公园里度过的。静安公园后门的一处围墙下面有一个洞，早晨一起来，我们这些年龄差不多一样大的孩子们就从洞下钻过去。静安公园是我们永远的乐园，我们一起捉迷藏，大了些又开始玩“攻山头”，那座小桥便是我们厮杀的战场。我那时长的相对瘦小，所以永远都在游戏中扮演“小兵”的角色。我不服气，我抗议，我甚至以假哭来要挟，可是没有人理我。我只好把“仇恨”压在心底，和他们一起玩。我那时心底的梦永远都是当军长，甚至司令。
我有着普通的外表，无论是上小学还是中学，一直是成绩平平。我的字写得很难看，唱歌可以算做是五音不全，画画经常是刚及格，只有数学和语文（其实仅仅是作文）稍微好些，也只是中上等的样子。
没有人认为我将来会有什么出息。
在小学的时候，我依然很不起眼，还是因为我的个头不高，而且瘦弱。但是，我却有着一颗比高个子同学还高的雄心壮志。我一直想着出人头地，这种没来由的雄心壮志是藏在我心底的一个小马达，带着我不断地向前走，即使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巨大的逆境，我也不会屈服，不会倒退。那个小马达至今依然藏在我的心底，成为我前进的动力。
可以说，我从小就有长大以后要成为一个不平凡人的狂想。因为文化大革命，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太少了。在当时学校里读的书太少了，我就找学校以外的书。大约在3年级的时候，我喜欢上了经济学，我在家中找到了一本苏联版教科书第3版，政治经济学，听父亲说这是毛主席提倡学的，我半懂不懂地花了很多时间去看，并且经常与大人讨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讨论牛奶为什么会被扔进大海的原因，在想着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些名词，为能初步的理解而感到高兴。
别看我人长得不起眼，却一直做学生干部，无论是打扫卫生，还是帮助同学，我都努力去做。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我是小队长，从五年级到六年级又升为班委，分管过体育和劳动。
不过，我这个“小头目”也是一直不被同学和老师所重视，所以我的雄心壮志一直没能实现。其实，我当时的雄心壮志只不过是要当“大头目”。文革的时候，学生干部的名称都改了，象部队一样叫红小兵连长、排长什么的。记得当时我们班上还有一个红小兵司令呢！她是一个女同学，平时特别听老师的话，学习成绩也很好。我就经常想，她为什么能做小司令呢？
经过了反思，我找到了问题的所在：我不大听老师的话，个性强，当然还有学习不是很好这个很重要的原因。老师是绝对喜欢那种学习好而且听话的乖孩子的。
我鼓励自己的座右铭是，鹰有时会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会比鹰飞得高。这句话在日记中不知写过多少遍。我认为自己是个鹰，总有一天会展翅飞翔。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度过的。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所有人都像得了怪病似的，生活在一种激情和幻梦中，把自己的理想与国家命运绑在一起，让自己和国家的风雨飘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