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无论胜负都成名了，在他看来，他们都不值得成名，都不是英雄；
甚至还可能是反过来，他承认刘邦、项羽都是英雄，但他们早已远去，剩下
眼前这些小人徒享虚名。面对着刘、项遗迹，他悲叹着现世的寥落。好像苏东坡
就是这样理解的，曾有一个朋友问他：阮籍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其中
“竖子”是指刘邦吗？苏东坡回答说：“非也。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魏晋间
人耳。”①
既然完全相反的理解也能说得通，那么我们也只能用比较超拔的态度来对待
这句话了。茫茫九州大地，到处都是为争做英雄而留下的斑斑疮痍，但究竟有那
几个时代出现了真正的英雄呢？既然没有英雄，世间又为什么如此热闹？也许，
正因为没有英雄，世间才如此热闹的吧？
我相信，广武山之行使阮籍更厌烦尘嚣了。在中国古代，凭吊古迹是文人一
生中的一件大事，在历史和地理的交错中，雷击般的生命感悟甚至会使一个人脱
胎换骨。那应是黄昏时分吧，离开广武山之后，阮籍的木车在夕阳衰草间越走越
慢，这次他不哭了，但仍有一种沉郁的气流涌向喉头，涌向口腔，他长长一吐，
音调浑厚而悠扬。喉音、鼻音翻卷了几圈，最后把音收在唇齿间，变成一种口哨
声飘洒在山风暮霭之间，这口哨声并不尖利，而是婉转而高亢。
这也算一种歌吟方式吧，阮籍以前也从别人嘴里听到过，好像称之为“啸”
。啸不承担切实的内容，不遵循既定的格式，只随心所欲地吐露出一派风致，一
腔心曲，因此特别适合乱世名士。尽情一啸，什么也抓不住，但什么都在里边了
。这天阮籍在木车中真正体会到了啸的厚味，美丽而孤寂的心声在夜气中回翔。
对阮籍来说，更重要的一座山是苏门山。苏门山在河南辉县，当时有一位有
名的隐士孙登隐居其间，苏门山因孙登而著名，而孙登也常被人称之为苏门先生
。阮籍上山之后，蹲在孙登面前，询问他一系列重大的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但
孙登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一声不吭，甚至连眼珠也不转一转。
阮籍傻傻地看着泥塑木雕般的孙登，突然领悟到自己的重大问题是多么没有
意思。那就快速斩断吧，能与眼前这位大师交流的或许是另外一个语汇系统？好
像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摧动着，他缓缓地啸了起来。啸完一段，再看孙登，孙登竟
笑眯眯地注释着他，说：“再来一遍。”阮籍一听，连忙站起身来，对着群山云
天，啸了好久。啸完回身，孙登又已平静入定，他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与这位大
师的一次交流，此行没有白来。
阮籍下山了，有点高兴又有点茫然。但刚走到半山腰，一种奇迹发生了。如
天乐开奏，如梵琴拨响，如百凤齐鸣，一种难以想象的音乐突然充溢于山野林谷
之间。阮籍震惊片刻后立即领悟了，这是孙登大师的啸声，如此辉煌和圣洁，把
自己的啸不知比到哪里去了。但孙登大师显然不是要与他争胜，而是在回答他的
全部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阮籍仰头聆听，直到啸声结束。然后急步回家，写下
了一篇《大人先生传》。
他从孙登身上，知道了什么叫做“大人”。他在文章中说，“大人”是一种
与造物同体、与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的存在，相比之下，天下那些束
身修行、足履绳墨的君子是多么可笑。天地在不断变化，君子们究竟能固守住什
么礼法呢？说穿了，躬行礼法而又自以为是的君子，就像寄生在裤裆缝里的虱子
。爬来爬去都爬不出裤裆缝，还标榜说是循规蹈矩；饿了咬人一口，还自以为找
到了什么风水吉宅。
文章辛辣到如此地步，我们就可知道他自己要如何处世行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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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东坡志林》一、《东坡题跋》二。
四
平心而论，阮籍本人一生的政治遭遇并不险恶，因此，他的奇特举止也不能
算是直捷的政治反抗。直捷的政治反抗再英勇、再激烈也只属于政治范畴，而阮
籍似乎执意要在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上闹一番新气象。
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他是亲眼目睹了，但在他看来，既然没有一方是英雄的行
为，他也不去认真地评判谁是谁非。鲜血的教训，难道一定要用新的鲜血来记述
吗？不，他在一批批认识和不认识的文人名士的新坟丛中，猛烈地憬悟到生命的
极度卑微和极度珍贵，他横下心来伸出双手，要以生命的名义索回一点自主和自
由。他到过广武山和苏门山，看到过废墟听到过啸声，他已是一个独特的人，正
在向他心目中的“大人”靠近。
人们都会说他怪异，但在他眼里，明明生就了一个大活人却象虱子一样活着
，才叫真正的怪异，做了虱子还洋洋自得地冷眼瞧人，那是怪异中的怪异。
首先让人感到怪异的，大概是他对官场的态度。对于历代中国人来说，垂涎
官场、躲避官场、整治官场、对抗官场，这些都能理解，而阮籍给予官场的却是
一种游戏般的洒脱，这就使大家感到十分陌生了。
阮籍躲过官职任命，但躲得并不彻底。有时心血来潮，也做做。正巧遇到政
权更迭期，他一躲不仅保全了生命，而且被人看作是一种政治远见，其实是误会
了他。例如曹爽要他做官，他说身体不好隐居在乡间，一年后曹爽倒台，牵连很
多名士，他安然无恙；但胜利的司马昭想与他联姻，每次到他家说亲他都醉着，
整整两个月都是如此，联姻的想法也就告吹。
有一次他漫不经心地对司马昭说：“我曾经到山东的东平游玩过，很喜欢那
儿的风土人情。”司马昭一听，就让他到东平去做官了。阮籍骑着驴到东平之后
，察看了官衙的办公方式，东张西望了不多久便立即下令，把府舍衙门重重叠叠
的墙壁拆掉，让原来关在各自屋子里单独办公的官员们一下子置于互相可以监视
、内外可以勾通的敞亮环境之中，办公内容和办公效率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这
一着，即便用一千多年后今天的行政管理学来看也可以说是抓住了“牛鼻子”，
国际间许多现代化企业的办公场所不都在追求着一种高透明度的集体气氛么？但
我们的阮籍只是骑在驴背上稍稍一想便想到了。除此之外，他还大刀阔斧地精简
了法令，大家心悦诚服，完全照办。他觉得东平的事已经做完，仍然骑上那头驴
子，回到洛阳来了。一算，他在东平总共逗留了十余天。
后人说，阮籍一生正儿八经地上班，也就是这十余天。
唐代诗人李白对阮籍做官的这种潇洒劲头钦佩万分，曾写诗道：
阮籍为太守，
乘驴上东平。
判竹十余日，
一朝化风清。
只花十余天，便留下一个官衙敞达、政通人和的东平在身后，而这对阮籍来说，
只是玩了一下而已，玩得如此漂亮，让无数老于宦海而毫无作为的官僚们立刻显
得狼狈。
他还想用这种迅捷高效的办法来整治其他许多地方的行政机构吗？在人们的
这种疑问中，他突然提出愿意担任军职，并明确要担任北军的步兵校尉。但是，
他要求担任这一职务的唯一原因是步兵校尉兵营的厨师特别善于酿酒，而且打听
到还有三百斛酒存在仓库里。到任后，除了喝酒，一件事也没有管过。在中国古
代，官员贪杯的多得很，贪杯误事的也多得很，但像阮籍这样堂而皇之纯粹是为
仓库里的那几斛酒来做官的，实在绝无仅有。把金印作为敲门砖随手一敲，敲开
的却是一个芳香浓郁的酒窖，所谓“魏晋风度”也就从这里飘散出来了。
除了对待官场的态度外，阮籍更让人感到怪异的，是他对于礼教的轻慢。
例如众所周知，礼教对于男女间接触的防范极严，叔嫂间不能对话，朋友的
女眷不能见面，邻里的女子不能直视，如此等等的规矩，成文和不成文地积累了
一大套，中国男子，一度几乎成了最厌恶女性的一群奇怪动物，可笑的不自信加
上可恶的淫邪推理，既装模作样又战战兢兢。对于这一切，阮籍断然拒绝。有一
次嫂子要回娘家，他大大方方地与她告别，说了好些话，完全不理叔嫂不能对话
的礼教。隔壁酒坊里的小媳妇长得很漂亮，阮籍经常去喝酒，喝醉了就在人家脚
边睡着了，他不避嫌，小媳妇的丈夫也不怀疑。
特别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是：一位兵家女孩，极有才华又非常美丽，不幸还没
有出嫁就死了。阮籍根本不认识这家的任何人，也不认识这个女孩，听到消息后
却莽撞赶去吊唁，在灵堂里大哭一场，把满心的哀悼倾诉完了才离开。阮籍不会
装假，毫无表演意识，他那天的滂沱泪雨全是真诚的。这眼泪，不是为亲情而洒
，不是为冤案而流，只是献给一具美好而又速逝的生命。荒唐在于此，高贵也在
于此。有了阮籍那一天的哭声，中国数千年来其他许多死去活来的哭声就显得太
具体、太实在、也太自私了。终于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像模像样地哭过了，没有
其他任何理由，只为美丽，只为青春，只为异性，只为生命，哭得抽象又哭得淋
漓尽至。依我看，男人之哭，至此尽矣。
礼教的又一个强项是“孝”。孝的名目和方式叠床架屋，已与子女对父母的
实际感情没有什么关系。最惊人的是父母去世时的繁复礼仪，三年服丧、三年素
食、三年寡欢，甚至三年守墓，一分真诚扩充成十分伪饰，让活着的和死了的都
长久受罪，在最不该虚假的地方大规模地虚假着。正是在这种空气中，阮籍的母
亲去世了。
那天他正好和别人在下围棋，死讯传来，下棋的对方要求停止，阮籍却铁青
着脸不肯歇手，非要决个输赢。下完棋，他在别人惊恐万状的目光中要过酒杯，
饮酒两斗，然后才放声大哭，哭的时候，口吐大量鲜血。几天后母亲下葬，他又
吃肉喝酒，然后才与母亲遗体告别，此时他早已因悲伤过度而急剧消瘦，见了母
亲遗体又放声痛哭，吐血数升，几乎死去。
他完全不拘礼法，在母丧之日喝酒吃肉，但他对于母亲死亡的悲痛之深，又
有哪个孝子比得上呢？这真是千古一理了：许多叛逆者往往比卫道者更忠于层层
外部规范背後的内核。阮籍冲破“孝”的礼法来真正行孝，与他的其他作为一样
，只想活得真实和自在。
他的这种做法，有极广泛的社会启迪作用。何况魏晋时期因长年战乱而早已
导致礼教日趋懈弛，由他这样的名人用自己轰传遐迩的行为一点化，足以移风易
俗。据《世说新语》所记，阮籍的这种行为即便是统治者司马昭也乐于容纳。阮
籍在安葬母亲后不久，应邀参加了司马昭主持的一个宴会，宴会间自然免不了又
要喝酒吃肉，当场一位叫何曾的官员站起来对司马昭说：“您一直提倡以孝治国
，但今天处于重丧期内的阮籍却坐在这里喝酒吃肉，大违孝道，理应严惩！”司
马昭看了义愤填膺的何曾一眼，慢悠悠地说：“你没看到阮籍因过度悲伤而身体
虚弱吗？身体虚弱吃点喝点有什么不对？你不能与他同忧，还说些什么！”
魏晋时期的一大好处，是生态和心态的多元。礼教还在流行，而阮籍的行为
又被允许，于是人世间也就显得十分宽阔。记得阮籍守丧期间，有一天朋友裴楷
前去吊唁，在阮籍母亲的灵堂里哭拜，而阮籍却披散着头发坐着，既不起立也不
哭拜，只是两眼发直，表情木然。裴楷吊唁出来后，立即有人对他说：“按照礼
法，吊唁时主人先哭拜，客人才跟着哭拜。这次我看阮籍根本没有哭拜，你为什
么独自哭拜？”说这番话的大半是挑拨离间的小人，且不去管它了，我对裴楷的
回答却很欣赏，他说：“阮籍是超乎礼法的人，可以不讲礼法；我还在礼法之中
，所以遵循礼法。”我觉得这位裴楷虽是礼法中人却又颇具魏晋风度。他自己不
圆通却愿意让世界圆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