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什么会产生上述与后来茅盾回忆出入很大的矛盾现象，即茅盾的东江的不愉快并和游击队有摩擦呢？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逃难途中的确是千难万苦。对于茅盾这样过惯大城市生活，有着严谨节息规律和较好生活条件的著名文化人来说，经受战乱之后，从陷落的香港逃难到内地，时刻提防日伪顽军袭击，昼伏夜行，争分夺秒，爬山涉水，其履险蹈危的程度比长征途中红军战士的爬雪山过草地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敌人进行严密的海上封锁和搜捕，偷渡的人白天要在铜锣湾避风塘上船过夜，等待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天色朦胧、雾霭较重的偷渡机会。“半夜了，茅盾起来要去解手。我赶忙迎上去，搀扶着他，指引他从大舱向船尾走去。他眼力不好，在微弱的桅灯下看不清通道，突然一个趔趄，差一点把脚踏入两条船之间的空隙里。我吓得差点惊呼起来，赶快用双手把他拉住，急忙提醒他：‘小心，下面是大海！’……当时，我真被吓出一头冷汗。茅盾这个险些会跌下海的动作，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每想起来时都有些后怕。”〔16〕从东江游击队队部宝安县白石龙到惠州途中最辛苦。当年的护送人员郑伟灵回忆：他负责的路段是从白石龙到田心村惠阳大队队部共六十多里。要两个晚上走完，途中要秘密通过驻有日伪军布防的广九铁路和布吉、横岗等地，还会遇到国民党军和土匪的袭扰。第一天的夜行军，从白石龙连夜赶到碧岭，全程四十多里，这对文化人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加上一路避敌绕村庄走小路，心情紧张，天将亮时到达目的地，他们全都疲惫不堪了。有的放下行李，一坐下就打起呼噜来；有的坐下按摩双脚，活动脚腕。“我在巡看大家时，发现茅盾先生双脚红肿，脚底打了几个血泡，有的血泡已磨破流出血水。我马上端来热水，帮助他烫脚，包扎伤口，消除疲劳。晚上天黑时，队伍又起程了……”〔17〕与茅盾同行的廖沫沙的回忆也许最有说服力：茅盾夫妇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从白石龙到惠阳，要穿过广九铁路和许多交通封锁线，经过敌占区、国民党区和“三不管”区，“在这样一些地区行路，不但无舟车可乘，而且不能白天走，只能在夜晚黑暗之中，不许点灯提火，不许高声谈话，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进，这对于我们这些一向生活在大城市的外乡人，一向是在光天白日和灯火辉煌之下行走惯了的人，一向在长途旅行时不是乘车就是乘船的人，而且是几个文弱书生……现在要走这样的夜行军，将是多大的困难，多大的艰险！”“这次夜行毕竟不容易，毕竟是异常惊险艰难的。穿越铁路线和敌人的交通线、堡垒群或瞭望哨时的紧张惊恐，爬高山、涉溪水、越坎坷，颠颠跌跌，也不知经受了多少艰难辛苦。这是我也包括同行其他四位在内，都是平生从未经历的一次旅行。在行进的当时，虽然全神贯注地在奔走，没有感觉什么危险恐怖，但事后想起来却往往心跳不止。我至今常在睡梦中好像忽然从高坡下落或失足坠入深渊，惊骇得一跃而醒。也许就由于这时留下深刻的印象吧。”〔18〕
其次，诚如上述粤北省委的电报所说的，游击队“沿途照料有不好之处”。由于环境的恶劣和出于安全考虑，茅盾的一些要求也没有得到满足。据负责护送茅盾等人从惠阳县淡水附近的茶园到惠州的惠州区委书记蓝造回忆：从茶园经永湖、三栋到惠州，要走九十多里路，为了路上安全，力争一天赶到。“到三栋镇后，雨开始大起来了。我们按原计划大休息，准备在这里吃晚饭。这时文化人一个个都感到很疲困。茅盾同志问我，到惠州还有多少路？我告诉他还有十多公里。茅盾和其他几个人商量后，提出要在三栋过夜。从早上到黄昏，走了将近一天，这对于我们来讲算不了什么，而对他们这些生活在大城市的文化人来说，确实是很不简单，难为他们了。但是，在三栋过夜原先没有安排，安全没有保证。因此，我只好说服大家坚持走完最后一段路，连夜赶到惠州。张友渔等同志也帮我做工作。这样，大家同意继续赶路。”“夜幕已经降临，茅盾同志提出出来，到镇上买几盏灯笼。由于那时店铺已经关门，没有买到，于是大家就摸黑上了路。由于天黑，路很滑，加上大家已经很疲劳，走起路来很慢。……队伍中只有张友渔和茅盾有两支手电筒，光又不强，也只好轮流使用……我非常担心在路上出问题，果然，就在离惠州不远的地方，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19〕这件意外的事件就是茅盾的夫人孔德沚失足从两丈高的桥上掉下河里去了。茅盾晚年回忆：“那时我正在德沚的前面摸黑走着，只觉得脚脚踩到石板上，‘这莫非是桥？’正想着，就听见后面扑通一声，回过头去，身后的德沚已经不见。我连忙大叫：‘不好了，不好了，德沚掉下河里去了！’用手电往下照，深深的竟不见底，只听得哗哗水声。我骇呆了……闻声奔来的人也都吓慌了。这时，桥下却传来了德沚的声音：‘还没有死呢！可是怎样上去呀？’这真是一个奇迹！原来当时是枯水期，德沚正好跌进近岸的水草和烂泥里，竟一点也没有受伤……”〔20〕
2000年5月笔者曾拜访当年在游击队队部接待茅盾的杜襟南。他说：对茅盾等文化人的照料虽有不周之处，但文化人对游击队的困难了解也不够。文化人“害得”我们好苦啊。当时部队正处在恢复时期，人数不多，装备差，地盘也不大，抢救工作非常艰苦。那时日军南进，一天到晚火车都载着军火南下。这是伏击敌人的好机会，只要伏击一趟列车，便可得到好多的武器装备。然而，党中央指示，在抢救文化人期间，不准惊动敌人，怕敌人反过来打我们，影响文化人的安全。他还拿出珍藏了五十八年的当年茅盾写给他的字条：“我的跑（拖？——笔者未能断定）鞋（新的）太小，走长路脚痛，现拟掉（原文如此——笔者）换一双较长的，（听说部队有胶底鞋），不知可否？兹附上脚寸，倘换得后，即将我的鞋子换上奉还。又：部队中所用棉军服，可否借一件穿穿。（请照附上之尺寸）茅盾。”字条的背面有杜襟南写上的字样：“四十码胶鞋一对，棉衣一件。”从杜的回忆和字条传递出来的信息可以推断：战乱中无论文化人还是游击队都很艰苦，护送人员也许问寒问暖不够，但对文化人的要求还是尽量满足。
再次，战乱颠簸，使本来身子就较弱的茅盾，经受了一次十分痛苦的考验。而一个人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好的心情，显然是十分罕见的。他回忆说：“紧张颠簸的行军生活——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的生活节奏彻底被打乱了，我的身体——这架平时尚能正常运转的机器的弱点暴露出来了。行军伊始，我的食量骤增。每顿不用小菜能吞下两大碗米饭，然而只进不出，下坠之感日益紧迫，却始终解不出恭。到了白石龙，德沚弄来泻药，无效；喝了菜油，也无效。捱到第七天，肚子已胀得像个鼓，不思饮食，十分痛苦了。游击队的卫生员说，干结的粪便太大太硬，只有先将其捣碎，才能排出。于是，德沚担当起了这个不卫生的手术，她硬是用手指一点一点地把坚似石子的粪便抠了出来。”〔21〕身体的麻烦，游击队的照料又有些疏忽，心情自然不那么好，言谈举止就不免有点偏激。
复其次，战时香港文坛争论的后遗症。沦陷前的香港文坛曾有过不小的矛盾，虽经周恩来的电话介入得到解决，但旅港文化人之间的积怨并没有完全消失，例如茅盾对夏衍的不满。胡风回忆说：茅盾、叶以群、宋之的等人对夏衍不满的一个原因是，“以夏衍、杨刚为中心出了一本指导性的理论文集，却没有约这些人参加，他们事先都不知道”〔22〕。但不知为什么，茅盾对夏衍不敢正面交锋。“以群和孙钿告诉我，廖承志决定开一次文艺方面的扩大会，批评一下夏衍……并说茅盾也准备讲话。”“会议由廖承志主持。不可理解的是，大家背后意见那么多，到会上却只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表面的话。我以为茅盾会有重要发言，但他的话更是无关紧要。”〔23〕茅盾把对夏衍的气闷在心里。此外，茅盾还受到年轻人的“挑战”。乔冠华因坚决反对茅盾所赏识的青年评论员李南桌提出的“广义现实主义”而与杨刚一起动辄对茅盾提出批评。黄药眠回忆：“记得有一次，乔冠华与杨刚在会议上公开批评茅盾，并且两个人共同起草了提纲，针对茅盾的某些意见提出批评，后来由杨刚出面照提纲的要点公开批评茅盾。但茅盾也不示弱，当即提出了反批评。”黄认为乔冠华等对茅盾的批评是“策略上有错误”。因为“如果牵涉到原则的问题，那就应该先找茅盾幕后谈谈，加以说服；如果属于理论上的细节，那也不必在会场上去公开批评他，如果他不接受批评，则自己反而处于被动”〔24〕。因为“文艺理论”受到年轻人批评，进而对“党在文艺方面负责人”夏衍会更加不满意是很自然的，所以当他听到有关夏衍“自己跑回内地”的传言时，便十分生气地说了要报告中央开除其党籍之类的话。另外还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根据上述周恩来1942年6月21日电报可知，茅盾在香港文艺界的地位并不高。在香港文委之下设文艺、学术、新闻小组，小组之外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文艺、戏剧座谈会，茅盾仅仅是和胡风、袁水拍一样，作为文艺座谈会的参加人员而已。难怪黄药眠在谈到乔冠华老说茅盾不好时，“认为茅盾是统一战线里面的忠实朋友，即使他有什么，也应该求同存异，不必在小的地方多加计较。”〔25〕既然人家仅仅把茅盾看成统战对象，那么他在东江所说的中共抢救文化人的活动只是为了扩大党的影响的话，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了。
最后，与茅盾的个性有关。与邹韬奋比较起来，茅盾比较固执和坚持己见，所以给同行和游击队留下的印象也不一样。邹韬奋比较谦和，也未卷入战时香港文坛的争论，受到文化圈内的一致尊敬和推崇，也更受到党有关组织的重视。在香港沦陷前后，周恩来致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的几封紧急电报，三次提到要护送好邹韬奋。而周恩来电报中提到的党外人士中，还提到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梁漱溟、刘清扬等，却没有提到茅盾。离开香港前，按党组织的安排，先抢救重要和已暴露的知名人士，茅盾的夫人孔德沚和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都不能与丈夫同行，要晚些时候才走。然而，茅盾坚持要夫人同行，而邹韬奋却服从安排，将夫人暂时留在香港。茅盾回忆了“谢绝单独离开香港”的经过和韬奋的态度：“以群带来一位见过几次面的朋友。这朋友把我拉到一边，低声道说：‘您准备一下，明天可以走。’……‘那么，我的太太怎么办呢？’‘沈太太可以搬到朋友家里，有些朋友的太太也要过一阵再走。’‘我不赞成，我想太太也是不赞成的！’这似乎颇出意外，那朋友愕然望住了我，不作声。……我有点任性，但我相信我的决定是很理智的。……我不同意分开走还有一层理由：德沚一人留在香港，一定不能安心，她将因等待我平安脱险的消息而寝馈不宁。”在船上邹韬奋“看见德沚也同来了，不胜惊异，连声说：‘沈太太，你真勇敢！’接着他就想起自己的夫人和孩子们，低声说：‘粹缜他们还是随后再走吧，孩子恐怕吃不消；我都听从朋友们的意见，对这种事，我一无经验。’他又高兴地指着他那大裤管问我道：‘看得出么？——一枝自来水笔，一只手表，在这边；那边是钞票，都是粹缜缝的。”〔26〕看得出未能携妻儿离开香港的邹韬奋对茅盾能与夫人同行是既有些羡慕又有些自我安慰的。
在东江生活非常困难，茅盾显然不适应这种生活。由于茅盾的要求，他和夫人是抵达白石龙的文化人中最早离开那里到惠州的。而邹韬奋却不同。他对游击区的生活兴致非常高，有浓厚的兴趣和真诚学习的态度，表现出愉悦的心情，有时还和大家讲历史故事，谈心说笑。余润生著《邹韬奋传》这样描述传主在山野草寮里的生活：“有人不习惯这种简陋的生活，发出不满的言语；邹韬奋却始终很愉快。游击队派去的招待人一再殷勤地问他们需要什么，尽可能予以满足，尽可能去办。邹韬奋屡次婉言谢绝，并且表示，已经给游击队的同志带来负累，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不要再有什么特殊的待遇了。朋友们对邹韬奋这种克己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