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队的同志带来负累，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不要再有什么特殊的待遇了。朋友们对邹韬奋这种克己谦和的态度，在背后十分赞叹。”〔27〕
茅盾和邹韬奋先后到达惠州，在惠州他们都曾要求上街，结果茅盾达到目的，邹韬奋则放弃要求，这也可以看到两人不同的个性。陈永回忆说：“那时惠阳城里情况复杂，汉奸、特务到处活动，为了保证文化人的安全，规定文化人不准随便上街。一天，茅盾提出要到街上走走，看看市面。经请示卢伟如同意后，我陪同他们夫妇上街，小心翼翼地领他们转了一下街道就赶紧回来。”“4月，东江游击队员送邹韬奋来到惠州，也安排住在我家。韬奋来了几天，就向我提出到街上转转。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对左派文化人缉捕的风声越来越紧，我没有同意他的要求。韬奋见我不同意就对我说：‘我没有来过惠州，这里不会有人认识我，上街走走，散散心。是不会碍事的。’我提醒他说：‘你不是发表过一本《萍踪寄语》的书吗？那本书上有你戴眼镜的照片，只要敌人拿那本书的照片和你一对照，便会认出你的。’……韬奋先生听我这样一说，就放弃了上街的要求。”〔28〕如果邹韬奋像茅盾那样，继续要求，护送人员可能也会请示上级领导，可能也会同意他上街。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作邹、茅比较绝无褒邹贬茅之意，只在于分析茅盾在东江的某些言行以及中共有关组织对其看法的原因。
三
在解读东江的“另一个”茅盾之后，人们又如何解释茅盾后来回忆东江生活时所说的那么多好话的呢？其实道理并不复杂，以本文开头的茅盾所回忆的自己在东江生活的那些好话为例。这段话也没有错，它是历史真实的另一面，也可以说是回顾历史时茅盾的真心话。因为人的境遇不同，心情不同，地位不同，氛围不同，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看法也就不一样了，况且原来一些事情本来就是误解所致。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茅盾是春风得意的茅盾。在香港；他积极参加民主活动，为打倒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而呐喊，情绪是奋发激昂的。他这样回忆：“一九四八年的香港十分热闹，从蒋管区各大城市以及海外汇集到这里来的各界民主人士和文化人总在千人以上，随便参加什么集会，都能见到许多熟悉的面孔。大家都兴高采烈，没有一点‘流亡客’的愁容与凄切。两个朋友碰到一起，不出十句话就会谈到战局，谈到各战场上各路解放军的辉煌胜利；就会议论，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所作的重要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议论文章中提出了种种重大的激动人心的问题。大家都认为一九四八年将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29〕他为1948年元旦写的新年献词是连题目都显得很有诗意的《祝福所有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在北平，他更是以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主人公身份，参与了许多国家大事。他担任全国首届文代会筹委会副主任，在文代会上他以大会副总主席身份报告大会的筹备经过和国统区文艺运动的情况，并被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和文学工作者协会（作协前身）主席。他还担任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常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和有象征意义的职位，是连柳亚子都想要而没有要到的），出席首届政协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和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长。茅盾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在东江的历史记忆，无论“追记于香港”还是“修改于北京饭店”，自然而然会注意影响、注意身份，因角度不同而有所“增删”，以求达到与其政治地位相称的目的。
注释：
〔1〕〔13〕丁帆：《江南悲歌》，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43、147页。
〔2〕〔3〕〔4〕〔5〕茅盾：《脱险杂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12、196、247～248、252～253页。
〔6〕〔7〕〔22〕〔23〕《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263、247～248、248页。
〔8〕〔28〕陈永：《行商古城迎“贵客”》，载《秘密大营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9〕电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征集。
〔10〕转引自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11〕司徒慧敏：《一九四二年从香港撤出的经过》，载《秘密大营救》。
〔12〕杜襟南：《关于一篇抢救文化人文章若干史实的信》，载《广东党史》2000年第2期。
〔14〕卢伟如：《秘密接应，惠州斗顽》，载《秘密大营救》。
〔15〕中央档案馆、广东档案馆编：《广东革命文件汇集·甲38》，1986年印，第179页。
〔16〕李锦荣：《冲破海上封锁线》，载《秘密大营救》。
〔17〕郑伟灵：《险途护精英》，载《秘密大营救》。
〔18〕廖沫沙：《东江历险长留念》，载《随笔》1984年第1期。
〔19〕蓝造：《百里疾行送茅公》，载《秘密大营救》。
〔20〕〔21〕〔26〕〔29〕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册，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55、250、245～246、388页。
〔24〕〔25〕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24～525、524页。
〔27〕余润生：《邹韬奋传》；天津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41页。
李
敖与胡适
？ 董大中
一
李敖听说胡适之名，是在北平读小学期间。到台湾以后，借到一本《胡适文选》，读后为那崭新的思想和明白畅晓的语言所慑服，引起他“很大的狂热”，使他在“迷乱里面，放弃了旧有的道路”。1952年12月1日，他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胡适，表示了对胡的“人身崇拜”。1953年，李敖上高中三年级后，休学在家，全力自学。这年年底，《胡适文存》的四集合印本由远东图书公司重印发行。合印本删去了多篇文章，李敖把它跟原版本比较之后，深感不满，写了《关于〈胡适文存〉》，予以批评，最初登于同学陆啸钊编的《大学杂志》，后删去一部分，改投雷震办的《自由中国》，在该刊1957年3月1日出版的十六卷五期发表，改题为《〈从读胡适文存〉说起》。《自由中国》是雷震和胡适于1949年初创办的，后来成为宣传自由主义思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个人独裁，在台湾推进民主政治的一块强有力的阵地。这是李敖在《自由中国》发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文章。李敖为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而感到高兴。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从投入文化运动起，就把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作为终身的奋斗目标，用李敖《播种者胡适》中的话，就是“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胡适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归结到一句话，是实现像英、美等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多党化的民主政治，而其首要条件，是言论自由，即首先争取言论自由，保证言论自由，一步一步向前推进，不可为了实现多党化而葬送了已经取得的有限的言论自由。这一点，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湾，亦即整个《自由中国》时代，表现最为明显。这是胡适思想的真精神。远东版《胡适文存》恰恰删掉了有关言论自由的几篇重要文章，如《我们的政治主张》、《我的歧路》、《一个平庸的提议》、《这一周》、《〈人权论集〉序》等。李敖所不满的，正是这一点。文章中说：“我觉得胡先生的‘重行校订修正’太不够谨严，因为有许多‘胡适思想’都被他大刀阔斧地删去了……”
争取言论自由和压制言论自由，是贯穿民国成立以后军阀统治时代、蒋介石专制独裁时代和国民党偏安台湾以后长时期里的一项重大斗争，当年鲁迅先生和左翼作家所进行的斗争也是为了争取言论自由和其他各项自由——当然那是从另一个立场、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所展开的斗争。胡适不仅是言论自由的积极主张者，而且也是言论自由的推进者和这一价值观的英勇捍卫者。李敖在文章中说，“《胡适文存》自从出版以后，可以说没有过几年的好日子”，接着举了胡适自己于民国十三年七月三日写给当时国务总理张国淦的一封信，说：“从这封信里，我们就不难窥知《胡适文存》在恶势力下面所遭受的迫害为何如了。”原来《胡适文存》和《独秀文存》出版后，即遭到军阀政府查禁，胡适在信中质问：“究竟北京的政令是什么机关作主？究竟我的书为什么不许售卖？禁卖书籍为什么不正式布告该禁的理由？……”李敖引用这封信，即是肯定、赞扬胡适那种勇于捍卫言论自由的精神。
李敖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在美国的胡适和北大系教授们的注意。雷震特别写信给胡适，给予推荐。这也成为两个相差近四十岁的学人相识相交的主要动力。
二
1958年4月8日，胡适飞抵台北。他是接替朱家骅，就任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的。同月26日，经台湾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姚从吾先生联系，李敖和胡适先在胡适演说后见面，又于晚上在台大校长钱思亮的家里谈话。胡适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所说“丢光了的著作”，即指致张国淦的信。李敖在后来写的怀念姚从吾的文章中说：“此后胡适一直把姚从吾老师视为‘胡适——姚从吾——李敖’的关系……胡适以下，显然把我看做北大系的一个传人……”
李敖从上中学起，就处在“困学求变，思想定型”的过程中。他“在右派的书堆里打过滚，在左派的远景里做过梦，又在国粹派的本位论底下受过欢迎”（五千字长信），最后选作旗帜的，是胡适。《李敖回忆录》说：“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殷海光。”殷海光，是胡适之后又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在《自由中国》时代，如“蛟龙得水”，名声如日中天，但李敖认为他自己很快就超过去了，而胡适却如大海，要浩瀚丰富得多。1961年底，李敖作《播种者胡适》，对胡在中国新文化史上和现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做了最充分的评价，认为：“胡适之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他也说到胡适的不足：“他不在推行‘全盘西化’上认真，却在吴稚晖笔下《〈国故〉的臭东西》上认真，认真搞他自己笔下的那种‘开倒车的学术’……”他对胡适纯学术的批判，恰恰说明他选择的道路不在学术而在社会斗争，也说明他贯彻意志的坚定。
李敖在日记和札记中经常写到胡适，对其道德学问极表佩服。在大学读书时，李敖颠覆了历来的做人标准，以“伟大”和“独异”严格要求，极其残酷地进行自我锻炼。他说，“锻炼的方法，不论是东海圣人的，还是西海圣人的”，他都“一网兜收”。据初步统计，他引为榜样的人物有一百二十多个，引用胡适最多，共七次，居第一位，其次是罗素和王阳明，各五次。《胡适论悲观》、《胡适论反省》、《胡适论“有所不为”》等都做了札记的题目。两人相识以后，李敖继续以胡适的人格力量和为人处事方式警策自己。1958年6月13日，他写道：“夜在新兴给昭先讲史学史，我想到胡适说话演说时的态度，我甚受影响，我真的已经开始做一个最有气派的飓风型的人，归来在室中大谈可证也……我近来一是肯努力，二是有担当，胡适这次回国来给我的影响甚大，因为看到他，使我决心想做成像他这样的一个人。”隔五天后又写道：“Popular式学者，只胡适一人而已，惟吾能学及之。”1958年11月4日，李敖随姚从吾到机场迎胡适回台，这天晚上，“油然于努力一途，‘出山要比在山清’之自勉殊殷，对与女人为伍事颇厌。吾终当脱尘缘而上升为胡适等第一等之人耳”。1959年5月9日又写道：“读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合著《人权论集》，深感吾之方向在此不在史也。”如同批评胡适“不在推行‘全盘西化’上认真，却在吴稚晖《〈国故〉的臭东西》上认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