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略、气魄和能力极为折服，他在《日记》中时常称毛泽东为“主”、“主座”，这应该是为了记述的方便而作的简称。不无巧合的是，曾经担任过毛泽东政治秘书、也是杨的老部下的田家英，以及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等私下也称毛泽东为“主公”。
杨尚昆青年时代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和王明是前后同学。由于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王明本人受到了许多领导同志包括杨尚昆的尖锐批评。1949年3月，王明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发言，对自己的错误多有掩饰。杨在《日记》中批评王明的发言“口若悬河，离题万里”，“简直是胡闹”，“总观此人是毫无进步，野心未死，还有伺机反攻之企图”。而对于毛泽东，杨尚昆则是发自内心的尊崇，他在1949年1月23日的日记里，抒发了自己的心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亲眼看见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照毛主席所规定的进程，走向全国大胜利，实在是值得兴奋，值得为自己庆祝”，“没有毛主席的领导，这种合乎国情而又使革命加速胜利的办法是难于想象的”。建国初，我志愿军在朝鲜取得对美国的胜利，大大地振奋了杨尚昆，他在1951年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主席出兵朝鲜参战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如果当时要由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
从杨尚昆的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成功，成为老一辈革命者对毛泽东尊崇的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尊敬，早已内化为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基本性格。
有关“四清”
在毛泽东时代，完全实现了以他为中心的政治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在他的强有力领导下，听毛主席的话，照党中央指示办事，几乎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包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日常行为准则。只要毛泽东和中央一声令下，全国上下马上动员起来，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面只要指导正确，下面贯彻执行也大体正确；而上面的指导一旦出现偏差，下面的工作也必然出现问题。
1964年10月至1965年5月，身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响应刘少奇主席的号召，率领中央办公厅长安社教工作组，前往陕西省长安县开展社教运动。杨尚昆亲自下乡蹲点，在长安县搞社教大半年时间。杨深入干部和群众，对他所蹲点的村——长安县斗门村的经济、社会、人民生活情况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调查，这些都反映在他的日记中。长安县的社教运动是当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领导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大抓阶级斗争，“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西北局共派出17393名干部，在这个县进行“大兵团作战”。几十年后，历史已对当年的这场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作出了定论，长安社教基本是失败的。其根本原因是运动的指导思想不符合实际。尽管如此，当年中央领导同志深入群众，与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精神，今天看来仍有其积极意义。
今天的研究者都知道，1964年末围绕“四清”运动（社教运动），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对中国政局的发展带来极严重的影响。有关毛、刘争论的详情，在杨尚昆的日记中少有反映。杨当时在长安搞“四清”，特地赶回北京，参加了1964年12月15日召开的持续多日的研究“四清”的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以及紧接的12月下旬和1965年1月初，毛泽东在核心层多次指责刘少奇，并且主持通过了包含批评刘少奇内容的重要文件《二十三条》。杨尚昆在日记中，没有记录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的原话。在1965年1月14日的日记中，杨表示支持《二十三条》，但同时提出文件“到底好否，要经过实践证明”。毛、刘争论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杨写道：“刘话不灵了”，他担心从此以后，干部“不蹲点了”。
有关中苏关系
在杨尚昆所担负的工作中，有一块是负责协调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的联络。杨多次参与两党谈判，也经常安排苏联驻华大使与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会见。杨通俄文，有时甚至亲自担任毛泽东与苏联大使会谈的翻译。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新党纲，杨一面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翻译，送交领导同志参阅，同时他还找来俄文原件，直接阅读。1960年夏，苏联政府突然中断对华援助，撤走专家，恰逢我国遭受特大经济困难之际，雪上加霜，给我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
1961年3月，赫鲁晓夫对我国作出姿态，提出愿意以贷款方式供给我国小麦100万吨和转口古巴糖50万吨，事关重大，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后，要向毛泽东汇报，请他定夺。此时，毛泽东已退居二线，住在广州，但所有重大问题仍需老人家亲自拍板。为此，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专程飞穗。毛泽东一锤定音，不要粮食，可以接受糖。从杨尚昆的这段叙述中，后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主席不食嗟来之食、坚持自力更生的意志是何等坚强。
杨尚昆代表中央与彭德怀联系
《杨尚昆日记》也有不少空缺部分。在一般情况下，某些时日，日记主人因工作繁忙，而无暇坚持每天记日记。杨尚昆也有此种情况。
《杨尚昆日记》中，有一些年份都为空缺，例如，从1949年4月1日至12月3日、1950全年、1952全年，都未记日记。1951年只记了头四个月的日记。1953年杨也只是从12月24日记到31日，其他全为空缺。
编者对《杨尚昆日记》中的空缺部分曾予以说明。例如，编者明确提到，杨的“一部份日记已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虽然并未注明散失的是哪些部份。但在另一种情况下，日记的空缺则可能情况不同。例如，从1956年5月16日至1957年1月17日，杨尚昆的日记空缺，编者未加注明是否杨本人在这一段时间确未记日记，而其他的空缺，编者都予以了说明。这一段时间为中共八大召开，杨升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和“波匈事件”的发生。1957年1月27日至11月1日；1958年1月1日至11月6日，杨的日记也出现了空缺，编者也未说明原因。此一时期，为整风反右前后和大跃进高潮时期。
然而对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杨的日记中却有极其简略的记述。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就彭德怀的信发表重要讲话，杨在日记中作了记述。自此以后，杨也每日有日记，虽少涉及彭德怀事件，然仍透露出若干重要信息。
例如，1959年8月12日，彭的夫人浦安修来杨处谈话，“由十点半谈到四点”，次日下午，彭德怀向八届十中全会作了检讨。日记首次披露了庐山会议后，由杨代表中央与彭联络事。9月12日晚，杨向毛泽东汇报“昨夜彭来谈的情况”。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很关心彭德怀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从庐山返京后，1959年10月21日，他要杨“常去彭处，每月两次”。10月26日16时30分，杨去彭处探望，当夜12点便将与彭德怀谈话的情况向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汇报。自此后，杨尚昆经常向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汇报彭德怀的情况。
日记通常都较简略，鲁迅日记即为一典型，但政治人物日记简略，就不仅仅是书写习惯的问题了。如涉及重大政治问题，涉及人事敏感，涉及对重要人物的看法，在日记中通常会回避或较少着墨。杨尚昆位居中枢机要，所见所闻大多不宜对外透露，在其日记中，对许多重大事情加以回避或省略，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例如，1959年9月底，赫鲁晓夫访华，与中方同志发生严重争执，杨尚昆亦参加部份会见和接待工作，例如，他在10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主席和常委同志与苏联代表团会谈，由下午5时至12时才完。”这次中苏会谈，双方矛盾全面爆发，以当时杨的地位和所负责工作的性质，他不可能不与闻，但在他的日记中对此却无任何涉及。像这一类情况，在《杨尚昆日记》中并不是个别的。因此，对于学者而言，仅凭日记一类的记载来进行研究，显然是不够的，还须参照其他相关资料加以佐证和补充。
例如，有关彭德怀1965年10月被重新分配工作一事，在杨的日记中记载得就极为简略。1965年10月19日，杨代表中央约见彭德怀，日记中只有寥寥数行字：“下午三点至六点，彭德怀同志来谈话，要求帮助他去西南。”此次谈话时间长达3小时，所谈内容一定比较广泛，但在杨的日记中并无涉及，也无一字提及杨在这次谈话中的感受。事隔几十年后，杨著文纪念彭德怀，他写道，当年这场谈话，他与彭都动了感情，共同回忆了过去在红三军团并肩战斗的往事，临分别时，两人都流下了眼泪。
杨尚昆离开中南海前夕
杨尚昆是“文革”浩劫的最早受害者之一，早在1965年末就被不公正地调离工作岗位，下放地方工作。对这件关系到杨的政治前途和政治命运的大事，在他的日记中记述得也非常简单。
1965年10月29日，杨尚昆在当天日记的抬头上，写下：“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日记写道：“上午十时半，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究竟这是一次什么样的重要谈话呢？谈的又是什么内容呢？在杨的日记中无一字反映。谈话的当天下午、次日和第三天的日记中，杨都写了对这次谈话的感受。
谈话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在10月30日和10月31日的日记中的第一段，分别写有这样的话：“心情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勉强看了一些文件。”“整天没有精神，无心看什么。”原来这次谈话是由于中央个别领导同志对杨尚昆同志产生了不信任，宣布调离杨的工作，另行安排杨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周、邓、彭只是奉命传达而已。杨尚昆是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下放广东担任一名普通书记（当时省委一级的书记处的书记多达5－6名），这只能被认为是贬黜，否则何来“不安”，何来“整天没有精神”？
10月29日谈话后，杨尚昆就着手移交工作，这在日记中均有记载。
杨仍出席一些例常活动，例如参加孙中山百年诞辰筹备会议，出席苏联大使馆国庆招待会（11月6日），出席阿尔巴尼亚国庆纪念会（11月29日）。
1965年11月10日对杨尚昆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杨的工作调令在此日正式发出。同一天，毛泽东主席应杨的要求约见杨。当天日记抬头写道：“中午主席找去谈话。”这次谈话历时一个半小时，但在杨的日记中对谈话内容无一字记载。几十年后，杨回忆道，在这次谈话时，主席要他多深入，多调查，先在珠江流域干个两三年，再到黄河流域干个两三年。主席甚至很幽默地问道：“广东那么热，你跑到那里去干什么？”然而，熟悉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老同志都知道，像杨尚昆如此重要干部的工作安排，是非经最高领导点头批准而绝无可能的。
杨尚昆与周恩来
毛泽东了解杨尚昆办事牢靠，即使要调离他的工作，仍分派他一些重要任务。在杨遭贬黜一个月前的9月16日，杨还受命与庐山会议后一直赋闲接受批判的黄克诚同志谈话，那次是向黄宣布调黄任山西省副省长。10月19日，杨受命与调任三线副总指挥的彭德怀谈话。现在，杨自己也被调离岗位，另行分配工作。11月17日，杨奉毛泽东主席命去看望王稼祥同志，次日，杨又去看望了陈云同志。虽然在日记中未写是否受毛的委托，但以杨当时的身份，不可能单独去拜访陈云同志。（1998年，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次去拜访陈云同志也是奉毛主席之命去的。）杨在看望过王稼祥、陈云同志后的第三天，专门就此探望给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而在11月19日，杨还就这两次探望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11月19日，杨尚昆向周恩来的汇报，是这两位革命老战友的最后一次见面。杨的日记写道，这次谈话“从上午十一点到一点半”，至于所谈内容，即在汇报了与王稼祥、陈云同志谈话情况后，杨与周谈了什么，日记中付之阙如。直到1976年初，杨尚昆在山西临汾流放期间的日记，以及1998年为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而发表的文章中，才对这次谈话的内容作了披露。杨尚昆对周恩来说：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涉及面很广，做了些工作，也犯过些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