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分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要你知道我是坦白的、无辜的，我就心安了。我决不计较个人利害，也不愿意说不应当说出的事。周总理两眼一直盯着我，听完我说的话，……然后对我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
杨尚昆还回忆了周当时的表情：“眼睛特别明亮，似乎含着眼泪。”
杨尚昆与朱德
杨尚昆是一个有着高度组织纪律性的老共产党员，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下，他承受住巨大的精神压力，照常工作，有条不紊地向中办同志办理移交手续，即使对他的老伴、有着几十年党龄的长征老干部李伯钊同志，也口风很紧，不深谈什么。在11月2日的日记中，杨写道：
“晚间散步时，同伯钊谈了一下，她有些疑虑，不好向她说明。”这一天，杨“勉强工作到（夜）十二时后”。
杨尚昆对于他的夫人李伯钊是这样，对于中央常委、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也是这样。1965年11月27日，是朱德八十大寿的日子，杨去朱德家，“坐了一下，未谈什么，彼此心照而已”。
何以如此呢？杨尚昆与朱德都是四川人，也是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友，杨主持中办二十年，与几位中央常委朝夕相处，彼此间知根知底，有些甚至还知心，即如杨所说的，他与朱德“彼此心照”。朱委员长年事已高，事实上已属赋闲，杨对朱德的境遇一清二楚，而朱委员长对杨的工作调动事却很难说事先与闻。在朱委员长八十大寿的日子里，两位老战友无言默对，情何以堪！
在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日子里
1965年12月，由姚文元评吴晗《海瑞罢官》一文引发的政治风暴已经来临，北京市风紧云急。由于杨已被调离领导岗位，不再参与中央领导事务，故在日记中对这一事件无一字反映，但事实上，当时，杨尚昆透过此事，已预感政局即将面临大变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1998年杨尚昆在文章中回忆到当时的情景）。现在又一位领导同志处于政治风暴的中心，他就是曾参加约谈杨尚昆的彭真同志。至于彭真被其他领导同志约见谈话，免去职务，则要到四五个月以后。
1965年12月8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得知常委各同志都去上海开会去了！”这次会议就是中央“处理”罗瑞卿同志问题的上海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此时，杨根本无法想到这次会议会和自己有何关系，杨事先也无从获悉会议的内容，因为这次连刘少奇也不知道去上海开什么会。上海会议虽与杨无直接关系，但有间接关系，半年以后，杨尚昆被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同志绑在一起，成为子虚乌有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
1965年12月10日，杨尚昆整装登上南下广东的火车，这时，上海会议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杨心情黯然，告别送行的妻儿和中办的同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感慨甚多，非言语所能表达。”最后的一句话是：“十六年的北京生活，今天开始变了，一切只能等时间！”
杨尚昆历经党内斗争，见识广，心胸开阔，他的气度和忠诚在艰难的岁月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杨的“等时间”，不是一年两年，这一“等”竟长达12年。
1965年底杨赴广东后，1966年5月22日又被正式免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下放到肇庆任地委副书记，可谓一贬再贬。任命下达的次日，他以气候潮湿，身体不适，向中央申请转去西北、华北、东北的任何基层。
5月下旬，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宣布“揪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后的几天，中央批准杨尚昆转任山西临汾任地委副书记。但是，杨在山西还没有来得及工作，1966年7月3日，就失去人身自由，遭到“隔离审查”，此时距杨抵达太原仅一个月。不久杨又被“监护”了起来，一直被关到1975年，前后长达9年时间，邓小平复出，杨才被放出来，安置在山西临汾。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央重新起用杨尚昆，任命杨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两年后，杨回到北京，开始担负一系列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情怀
杨尚昆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家，他一生的历史已与党的历史融为一体。他是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杨闇公之弟，早年留苏，返国后曾任中宣部部长，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后不久，担任三军团政委，抗战爆发，旋又任北方局书记，1941年，杨调回延安，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以后主持中央办公厅工作，长达20年。杨尚昆对党的历史如数家珍，上个世纪80年代后，曾负责中央党史领导小组。
杨尚昆也是一位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共产党员，他通俄文，爱看电影（在日记中有其所看电影的大量记载）和戏剧。杨更坚持写日记几十年，临去世前几个月，他还写了回忆周恩来、彭德怀的文章，感情十分真挚，很少有这类文章常见的程式化的味儿。杨在1995年完全退下来后，写了他的回忆录的建国前部分，他原还准备写中办20年、“文革”前后和复出工作后3个部分，可惜天不假其年，这3部分已永远无法完成了。
即使在“文革”后期，杨尚昆在临汾流放期间，他也写了日记，近年发表的杨纪念周恩来的文章《几件难忘的往事》，就是依据杨尚昆临汾日记集纳而成的。
笔者长期治史，虽然只能从资料、影视中接触到杨尚昆，但亦可窥见他的个性之一斑。依笔者观察，杨是一个豁达、宽和、颇有人情味的老同志。他和夫人李伯钊结发于1929年的莫斯科，两人共同走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杨对其老夫人也呵护了一辈子，在其日记中有大量的反映。
1979年，杨在北京偶遇木刻家彦涵，此人抗战时期在太行八路军总部工作，是杨的老部下，1957年被打成右派，蒙冤几十年。杨对彦涵说：“当时你为什么不找我呀，我给他们打一个电话说一下就完了嘛。”（孙志远《感谢苦难——彦涵传》，页465，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彦涵是一介书生，不懂也不会请托，但杨的这番话却透出他关怀下属的性情。
1996年，杨尚昆已89岁高龄，带领王若飞、秦邦宪等“四八烈士”遗属100余人，专程去延安扫墓。杨尚昆去世后，2001年5月，那些“四八烈士”遗属和其他子弟们也专程护送杨的骨灰回四川潼南老家，只因他们的父母辈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后的岁月里，都曾得到过杨的关照。
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老共产党员，杨尚昆已走完他一生的路。 他肯定是一位令世人难忘的人，他留下的这部《日记》，以及现在暂未发表、将来可能问世的文字，将长久被后人所研究和咀嚼。
（《杨尚昆日记》上、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论孙科革新国民党的努力及其失败
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后，作为国民党上层集团一员的孙科，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使国民党摆脱政治困境，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革新主张。
在国家政治体制问题上，孙科最早提出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在国民党内，孙科强烈反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呼吁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孙科从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前提出发，强调用改良的方法尽速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孙科的这些革新主张表现出一定的追求现代化的倾向。然而由于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阻滞革新的思想和势力十分强大，兼之孙科思想的内在限制，孙科的革新努力最终遭到失败。孙科的失败从一个侧面证明，1928年后在国民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新传统主义思想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
（一）
走党治国家的道路，这是包括孙科、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上层集团1928年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一致选择，这不仅是因为孙中山已为国家在进入宪政之前预定安排了一个由国民党以集权的党治形式管理国家的政治阶段，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上层集团认为，只有通过党治，才能应付国民党政权所面临的保障。
孙科曾是“以党治国”的积极拥护者，但是随着国内外矛盾的急剧变化和党治弊端的逐步暴露，孙科从一度对党治深信不疑，转而在国民党内最先提出结束党治、尽速实施宪政的主张，到了抗战后期，又进而发展到呼吁实现多党制的民主制的民主政治。孙科政治主张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他试图为已陷入困境的国民党政权重新调整政治发展方向，同时又表明孙科具有蒋介石迥异的迎合世界潮流的倾向。
对于党治问题，孙科的思想曾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1928…1931年，孙科对于蒋介石以党治确立国民党政治权威的主张和措施虽然在个别之处有所保留，但总的说来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孙科希望通过党治，“造成一个巩固的政局”。但是到了三十年代初，经过几年的强调权威的党治实践，孙科发现，国民党对权威的强调并未能使权威真正确立，在党治下，国民党所面临的困难非但未能被解决，相反，国民党却陷入了更为深重的危机。第一，以武力解决地方军事势力，虽有所进展，但终因战事不断，致使国家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第二，与前一问题相联，国家的动荡和国力衰落，促使日本侵华步伐加快，而对于日本侵略，国民党束手无策，“没有丝毫办法”；第三，单纯依靠武力镇压中共，未能奏效，以前只有“几千支枪”的江西红军，“现在已有了十万”。国民党既要垄断政治权力。而事实证明国民党又缺乏能力维持这种垄断，党治弊端暴露无疑。孙科认为，唯一能使国民党摆脱困难的方法就是实行民主政治。
从1931年10月到1932年12月孙科在不同的场合提出了结束训政、“速开党禁”、加快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孙科呼吁从速实施宪政，是基于以下一个理念：首先，孙科把实施宪政视为争取抗日救国的一个重要条件。孙科认为，“今日最重要解决之问题，莫过于抗日救亡”，可是“要御侮，先要集中力量，培养实力”。然而由于国民党“政权不公开，言论不自由”，人民对国民党党治极度不满，因此国力无法集中。孙科指出：“欲挽危亡”，国民党应“使政权日渐公开，使国民有参与国事行使政权之权力”。他强调，只有“建立民主政治”，“于最短期间结束训政，筹备宪政之开始”，才能“团结国民、集中国力”，“使全国人民之心思才力，咸能贡献与国家之生存。”＇6＇孙科说：“主张促成宪政，也就是御侮的方法之一。”
其次，孙科还把促成宪政看成是加强国民党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手段。孙科深感“国难日深”，使国民党前途“可胜栗惧”。孙科指出，“数年来之党治，……效率低微，国民触望既深，而本党之信仰，亦不免渐致惰失。”因此人民“批评国民党垄断政权，这是不应责怪的”。孙科说：“以党治国并非以党专政来支配国家，使中华民族在党的训政下讨生活，而是要实施宪政，使人民能够运用直接民权，完成民主政治。”他进而强调，为了“挽回人心”，国民党必须“进行政治党务改革”，“恢复党的民众立场”，“切实履行本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各种自由论纲，禁止一切非法干涉，滥行拘捕”，国民党各级党部“绝对不许干涉地方行政及人民组织或言论。”孙科指出：党治之弊，使“国力无由集中，外侮不克抗御”，唯一的“补救之法”就是促成宪政，否则“本党难辞之咎”。与国民党内反对实施宪政，认为结束党治将危及国民党统治的人相反，孙科对实施宪政后国民党前途表示乐观。三十年代初，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不便在公开场合明确反对孙科的主张，但私下却极不赞成孙科的主张，暗中表示“希望他与国民党有较长时间来领导国家”。蒋的亲信黄郛、杨长泰曾建议蒋介石采纳孙科的主张，以减缓国民党所面临的全国各阶层人民要求开放政治的巨大压力，但遭到了蒋介石的“积极反对”。与蒋相反，孙科认为，实施宪政对国民党不是危险而是提供了一个机会，因此对国民党的前景“可以不必顾虑”。他确信只要实施宪政，国民党的政权必能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国民党的政权，一定可以更加巩固的。
三十年代初，孙科对于民主价值内容虽有涉及，但更多地是从准备抗日的需要谈民主宪政。孙科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