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炼过，又去革命大学学习过，可是后来，又莫名其妙地被送回到火烧地来了。村里的老百姓，他们不知道上级是怎么说的，但他们亲眼看到覃家相为桑梓流过血，还打瘸了一条腿，就在村里办了一所小学校，让他当教师。村里的小学设在一座古庙里，招收了两个班的学生，小的读一年级，大的读二年级，在一个教室里就座，由覃老师一个人教。我在火烧地看见过覃家相上课，二年级和一年级的桌子中间，只隔着一条通道，他让二年级做着作业，而教一年级读书；读得差不多了。就让一年级写生字，转过身去教二年级读书。我到火烧地那天上午，他正在上课，见我来了，就同时布置两个班的学生做作业，出来同我溜达。到吃饭的时候又把我领到教室门口，对着里面喊一声：“放学了！”孩子们于是鱼贯而出。
假期间，他就扛上他的猎枪，上山去打猎，接续他的猎人生涯。当然他这个猎人是业余的，他从来没有当过专业的猎人，说到底我们家乡那一带的猎人，大都像覃家相这样，只是偶一为之的狩猎爱好者。这天从火烧地出发的时候，这个狩猎爱好者最重要的家当——猎枪是我背着的，他说好歹让我放两枪，至于能否打到一只野兔什么的，那就看我的运气了。
蜿蜒崎岖的小路，像小溪在山间流淌，它流过小树林，有时流经几棵大树旁，流过嶙峋的山崖，流过庄稼地，而更多的是流过光秃秃的长着一片片野草的山坡。太阳升得老高了，天上的白云像在蔚蓝色的大海上涌动着的冰山。当我们爬上覃家相说的最后一道山粱，已经满身是汗了。我把外衣纽扣解开．双手叉腰，像将军一样地眺望着阳光下发红的土地。黑黢黢的岩石，眺望着遥远的森林。十九岁的我，心
里不禁荡起一阵莫名其妙的激情，我向着蓝天和群山高声朗诵道：
当我的少年时代
生活
决不像现在这样
自由而温暖……
我朗诵的是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可是覃家相打断了我。他指着我们脚下的一片疏疏落落的房屋说：“诗人，老熊寨到了！”
路边上出现了一两间破房子。再往下，我看见东一间西一间的民居，宛若一个个方形的黄色的纸盒子，枯燥地、随意地丢在山坡上。这些房子多数是干打垒的建筑，间或也有一些草房。我跟在覃家相后面，走进寨子里，一群狗马上包围过来，对着我们狂吠，但是一个孩子喝退了它们。这个赤着双脚的孩子自告奋勇为我们带路，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支麻的儿子。寨子里，从一家到另一家的小路，因为行走不是很多，被蒿枝和茅草浸占得断断续续，像书法家仓促间写出来的妙笔。寨子里很少有树，这里那里一丛丛的苦刺，开着白色的花朵，像是谁把豆腐泼在长着细碎的绿叶子的刺棵顶上了。一间无人居住的房子，颓垣残壁宛若山的剪影，上面间或长着点小草或是縻马棵一类的荆棘，有几枝紫红色的小花在风中摇曳，似乎在欢迎我们这两个远方的来客。一条干涸的小沟沿着墙脚通往山下，从其间光滑的石头判断，以前这里面是曾经流过水的。
这就是那个被覃家相描述得像世外桃源一样的老熊寨吗？还来不及细想，覃家相已经把我领到了陶正发家门前的场地上。支麻的孩子回去了。覃家相喊道：“老陶！”
陶正发家的房子，正面是三间住房，取坐北朝南之向；东边还有一间草顶的猪圈，里面关着一只小得几乎看不见的猪崽。陶正发正坐在屋檐下吸竹筒水烟，他赶快站起来说：“覃老师来了，请坐请坐！”说着用手掌在烟筒口上抹了一把，向覃家相递过来。又对着屋里喊道：“陶花，覃老师来了！”
陶正发不认识我，可我却认识他，十多年前他在白马镇吃酒醉在街头的时候，我曾躲在人群中对他起过哄。他明显地比那个时候见老了，两鬓飘散着白发，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墙上的窗洞伸出一张红扑扑的脸，亮了一下。不见了，眨眼之间，一位漂亮的苗女就站在了我们面前，这就是陶花，陶正发的女儿。十年前老熊寨没有学校，陶花和寨子里的三个少年背着粮食行李到火烧地去上学，一个星期只回家一次，平时住在学校里，所以和老师接触的机会较多，有很深的师生之情。而这些年，覃家相一年时间至少要到老熊寨一两次，他同这个家庭的关系既深且熟。陶花站在我们的面前，笑着说：“覃老师，你们快来坐！您有半年多没有来了。”
覃家相说：“不坐了，我们和你爹先进山去，然后回你们家吃晚饭。”又介绍我说，“这是我表弟，从白马镇来的。”陶正发听覃家相这样说着，进屋子去了。
这时从里屋又走出一位妇人，四十多岁年纪，白皙脸庞，穿着百褶裙，丰满而秀丽，是苗族中的美人。不待覃家相介绍，我就知道这是陶正发的妻子，我心里想：这就是老陶在森林里捡来的漂亮媳妇了。她微笑着站在屋檐下，手里拿着一件旧衣服和针线，显然是在缝补衣服。说起来，她说她知道我的父母。她说：“我们到白马镇赶街，常到你们家讨瓢水喝喝，借个凳子坐坐。”她把喝和坐说成叠音，把后一个坐念成平声，听起来非常悦耳。
陶正发再从屋子里出来，手里多了一支火药枪，又用一个麻布口袋装了一些包谷粑粑，斜挎在身上背着。他对两个女人说了声：“准备磨豆腐吧！”就同我们一起走了。跟我们一起走的还有风，这是一只白色的猎狗，陶正发说，风是一个汉族朋友送他的，是一只了不起的狗，跑得飞快，而且非常聪明。十多年前，他的那条忠实的猎狗老黄，在保护杨家品的枪战中，被打死了。
我们出了门，沿着寨子里的小路走到寨子后面。
“十几年前，”覃家相说，“从寨子出来，一脚就踏进森林。而现在森林离寨子不下三里路了吧？”
老陶说：“五里。”
我们往山上走了好一阵，才到达森林边缘，面前出现了两条路，一条进森林，一条沿林子边缘继续往山上走。
覃家相说：“先拜树！”就独自上前，领着我们向山坡上走去。
1949年前后，当覃家相还是一个共产党游击队战士的时候，曾经在这一带同国民党的残余部队打过多次仗。最后一次，游击队了解到国民党沈希堂部一个团，企图穿过森林逃到国外去，覃家相所在的连队在这里狙击。那段时间，附近的其他村寨都驻扎共产党的游击队，只有老熊寨是个空白，于是沈希堂就决定从这里撤退，却不知道这是共产党的一个计策。这个计策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连覃家相的部队也是临战才接到通知，叫他们从核桃树赶到老熊寨去，核桃树到老熊寨有二十里地，他们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就赶到，还没来得及埋伏好，战斗就打响了。这次，国民党部队是一个团的编制，沈希堂是正式任命过的团长，尽管兵员远远不足，但还是比共产党的游击队多得多，加上又是在逃命，所以战斗打得异常激烈。虽然共产党的游击队在山上，而国民党军队是从山下往上进攻，可是沈希堂仗着人多，一开始就占了上风。覃家相的连队不断地往后撤，最后撤到了森林的边沿，靠树的掩护与沈希堂周旋。那时候覃家相是一个不到十六岁的少年，对于生命和生活，还没有太多的展望，因此也没有太多的畏惧。他在森林里飞跑着，打几枪就换一个地方，嘴里还“哦！哦！”地叫唤着，好像不是在打仗，倒是在玩游戏似的。说也奇怪，敌人的子弹一如乱蜂一般密集、飞鸣，却碰不到这个快乐的少年。可是正在他奔跑得高兴的时候，一个敌人突然抱着冲锋枪冲进了森林，他大概是被覃家相激怒了，一梭子弹朝他打过来。覃家相刚好跑到一棵树背后，结果那棵树拦腰被击中了三枪，覃家相平生第一次被吓出了一身冷汗。战斗结束以后，覃家相在那棵树前比了一下，战友们都说，若没有这棵树，这三粒子弹正好击中覃家相的胸口。正在覃家相他们最危急的时候，他们的援兵到了沈希堂的背后，还有左面右面都响起了枪声，沈希堂被迫往枪声稀疏的左面突围。这一次战斗，沈希堂的军队死伤十几人，而游击队仗着有利地形只死了一人伤了四人。
这是一棵橡树。要是没有它，共产党游击队的死亡人数将不是一人而是二人，而我的这部小说也将无从写起，因为在这个故事中，覃家相是个关键性的人物。覃家相因为受我姑爹的牵连，被从部队打发回家之后，开始每年都来拜谢这棵树。他搬了几块大石头到树底下来，简单地围了一个圈，以免猪或是狗来啃树皮，另外他每次来的时候，也有个坐处。开初的几年，他在大树下，还依稀记起那一次战斗，还有其他的战斗，后来渐渐地，他的记忆中就只剩下他同这一棵树相依为命的友谊了。
我们跟着覃家相，大约走了十五分钟，来到一片庄稼地，地中间孤零零地站立着一棵大橡树。我们向大橡树走去。它繁茂的枝叶像一把巨大的伞，在地上所形成的绿荫宛若一潭半亩大小的深水。我们走到树下，我和陶正发在石头上坐下来。覃家相没有坐，他从怀里掏出香烟，点了一支放在树前面的石头上，恭恭敬敬地向大树鞠了三个躬，然后又点了一支烟，沉默着站在大树面前吸着。
陶正发小声对我说，他每次都是这样，放一支烟在树前，鞠三个躬，站着把一支烟吸完，然后离开。又指给我看当年那三颗子弹的痕迹，他指着树身高处的一个地方说：“大概在那里，不知情的人看不出来了。”我果然看不出这棵树曾经受过枪伤，他指的那一段树皮，在我看来和树身上其他地方的树皮没有什么两样。岁月会让痛苦淡化，连树也是如此吗？
这是覃家相第一次同我讲他十多年前所经历的这次战斗和这一棵树的故事，他是在讲陶正发故事的过程中，断断续续地讲给我听的。
我们离开那一棵橡树，向森林走去。
4
沿着森林边的山路往东走，离老熊寨也是二十里路的地方，有一个汉族和苗族杂居的寨子，寨子中间有一棵很大的核桃树，于是寨子也取名叫核桃树村。核桃树村离森林有三四里路，项金秀是太阳出山才离开核桃树，去森林的。
“在老林里遇到第一个男人，嫁给他。”大姨妈说。大姨妈是核桃树村的巫婆，为人跳神禳灾，有时也为人做媒。她说：“这样你就可以免除灾难了。”一年多来，项金秀三天两头生病，平白无故心咚咚跳，连自己都听得见声音。记性一点都没有了，有几次她去背水，把桶放在水边上，人空着手回家。还有一回妈上山地去劳动，让金秀在家里磨豆腐，到了太阳落山回来时，见金秀一个人坐在大门口发呆，问她磨的豆腐呢？她说：“什么豆腐啊？”妈说：“这个姑娘魂掉了。快去请大姨妈来喊魂。”大姨妈说：“嫁了人就好了。但是这个人不能明媒正娶，得顺天意。”寨子里过去不止一个女人这样找到过丈夫，有的还过得不错，这给了金秀的母亲信心。金秀也只得听母亲的话，到森林里去。
穿着百褶裙、手里摇着纺车的项金秀在森林里行走着。她不是第一次到森林里来，在夏天里，她经常同小伙伴们到林子里拾菌子，讨野菜。她们偶然会遇到一些认识的或是陌生的青年男人，他们或者也是来拾菌子，或者是来打猎、挑柴路过，还有的是赶马做小生意的。这些人会同她们打声招呼，开句玩笑，或是远远地站着，唱那些让人心里痒痒的山歌。他们给了情窦初开的金秀以美好的、青春的幻想。
她是父母的第二个女儿，生得皮肤白润，身材丰满，两只眼睛虽然细小，但放在她圆圆的、红红的脸上，却妩媚动人。她从寨子里走过或是去山下背水的时候，一面熟练地摇着小纺车纺着麻线，一面迈着优雅的步子，百褶裙随着她的臀部左右摆动，常牵动着小伙子们爱慕的目光。她有一个姐姐，远嫁到了火烧地；两个哥哥已经成家，按照当地的习惯，大哥和父母一起过日子，负责赡养和照料老人，而二哥分出去住了。项金秀不是寨子里最漂亮的姑娘，但是最逗人喜欢的姑娘，母亲把她调教成了最能干的苗家女人。她才十七岁，说媒的人把他们家的门坎儿都踏破了。在滇南一带活动的国民党军队的团长沈希堂，有一天拎着马鞭在核桃树的街头闲逛，看见在门口刺绣的项金秀，就站着不会走路了，后来让他的副官郭经来告诉项金秀家，要娶金秀去做沈的姨太太。项家吓坏了，赶快请人去说情，托言金秀已经有了婆家，又把她暗中送到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