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范和尊严。
“我光顾着保持平衡来着”给杨秀玉很深印象，她觉得作为一位学者，就应该像宋教授这样，无论别的^说你什么，无论周围的环境什么样，你都要对自己有一个标准有一个交代要做到问心无愧。
也许杨秀玉自己也深知做一名好医生是多么困难，所以她从来不鼓励自己的亲人去学医，她女儿考大学的那年，杨秀玉正好在英国进修，等她回来的时候，女儿委屈地告诉她，她原本是想学服装设计的，可父亲一定要她学医，说是女
儿要向母亲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夫。
杨秀玉说，如果她当时在国内，是断然不会让女儿去学医的，不是说学服装设计有多好，而是学服装设计，最多就是一个好看不好看的问题，但绝对不会有性命攸关的大事。而做一名医生，却是与人的生命在打交道。与生命打交道的人，就必须要懂得奉献，不仅要懂得奉献，而且还需要掌握高超的本领，否则你光奉献，可是医术不行，不是照样害人性命？没有医术却心眼好的医生，最多只能说是个“好人”，而好医生则是“人好”＋“医术高明”，但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1965年，绒癌组有一位曹姓病人，呼吸没了，只有心跳，那个时候没有呼吸机，医生就用麻醉机代替呼吸机，而这个代替的关键要诀就是医生的手要“长”在麻醉机的皮球上，一分钟捏16下，所有的人轮流捏，一直捏了72个小时，终于病人有了自主呼吸。后来这个病人康复以后，到甘肃当了赤脚医生，成了当地的劳模，她觉得这条命是医生给捏回来的——而事实上也是如此。什么叫好医生？好医生在1965年的标准，就是为了挽救一个普通患者的生命，连续72小时捏皮球。
1985年，协和医院的第一例绒癌脑转移开颅手术。杨秀玉记得那天她已经上了班车，班车马上就要开了，这个时候急诊护士跑来，告诉她来了一个重病人，在当地已经确诊是绒癌。杨秀玉立刻下了班车，直接跑到急诊室，这是当年协和的规矩，凡是急诊病人，是哪个专业组的就通知哪个专业组。当时，病人已经因脑转移、脑水肿而处于昏迷状态。杨秀玉当即告诉病人家属，必须要开颅减压才有望争取时间获得治疗时机。病人的母亲问杨秀玉：如果是你的女儿呢？杨秀玉说，是我的女儿我也会这么做，否则发生脑疝就无法挽回了。 “那么开颅一定有救吗？” 一般医生不愿意回答家属的这些问题，因为回答就意味着承担责任。毕竟在此之前，没有先例。杨秀玉对家属说，绒癌的晚期治愈率有50％，如果不死于脑疝，应该有希望。当天晚上，外科就做了手术，那一夜杨秀玉和做手术的外科教授一起留在医院。人家做手术，她等着手术结果。杨秀玉的这个毛病，家里人早都习惯。
这位患者后来不仅痊愈，而且还生了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儿。作为第一例脑转移开颅手术且彻底康复的患者，她为自己感到幸运，因为她遇到了好医生。只要有人问到她，什么叫好医生，她就会说，一位好医生，仅有水平是不够的，还得肯承担一定风险。她的想法如果换成杨秀玉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那就是作为一个医生，一点风险都不肯担待，那只能是一个平常的医生。优秀的医生除了水平高除了好心眼还得要有承担风险的能力，如果是有八分把握两分风险的事，你都不肯做，那你肯定成不了一位好医生，不过，同样道理，病人和病人家属也必须承担需要他们承担的风险，否则的话，大家都做百分之百有把握的事情，医学就没有进步了。
杨秀玉直言不讳地表示，做医生最大的成就感来自于患者对自己的认同。看到自己亲手治好的病人能够重新生活，是她最大的快乐。有一次，她收到一张婴儿的照片，上面写着婴儿的名字：“念杨。”那是一个患者为了表示对杨大夫的感谢，特意给孩子起了这么一个名字。还有一次，一个农村妇女跑到医院来找杨秀玉，对她说：“杨大夫，现在我发达了。我要感谢您当年的救命之恩。”那是80年代，她所说的“发达”是她种的土豆丰收了，她送给了杨秀玉一大袋土豆粉。那一段时间，妇产科绒癌组的护士鞋是最白的，因为杨秀玉根本不知道土豆粉是做什么的，护士长说用来擦鞋吧，擦鞋最好使了。
在同事的眼里，杨秀玉是一个大大咧咧心无城府的人，活了一辈子，单纯得像透明的玻璃鱼缸。她家就是请一个保姆，也会请出一个故事来。那个保姆实际上并不是要来做保姆的，她一直想找杨秀玉看病，但一直挂不上号，后来偶然得知杨秀玉需要一个保姆，就这么来了。干到第三天，保姆对杨秀玉说了实话，说自己结婚数年一直没有孩子，看了好多医院花了好多钱，后来听人家说，杨秀玉是妇科专家，所以特意慕名而来。 这件事，但凡旁的人听了，都会觉得杨秀玉被算计了，哪里有这样的保姆？但是杨秀玉却为了那个小姑娘在协和医院跑上跑下，该做的检查都做了一遍，而且还得倒贴医药费。她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件原本跟她完全不沾边的事，一旦成为医患关系，她立刻转变角色——小保姆转变成患者，而她成了医生。在她的价值观里，医生是不能和病人计较的。
一位好医生的遗憾
也许从某个角度看，杨秀玉投身于医学，对于她个人来说，似乎是得不偿失的。她的整个青春时代，几乎谈不上个人生活，直到今天，她的生活知识与她的医学造诣相比成绝对反比，医学造诣有多高，生活知识就有多低，几乎就是一个不会生活的人，孩子一生下来，就交给老人，长年住协和医院的集体宿舍，到1985年才从集体户口转回去，从来没有周六周日，最多休息半天时间。尤其是临床观察，要用新药制定新的化疗方案时，更是白天黑夜都在病人跟前。
关于杨秀玉，同事之间有个笑话，大概是80年代中期的时候，有一天她在家待着，听到有人敲门，她开门一看，是一个农村模样的人问她要不要换鸡蛋。那个时候，国家还发行粮票，城里人粮票有富余的，常常拿粮票换鸡蛋，但是杨秀玉根本连听都没听说过这回事儿，转过头去问丈夫，偏偏丈夫也是一“技术型人才”，一把将门关上，对杨秀玉说：这是犯法。
第二天到了医院，杨秀玉跟其他同事说起这件事情，所有同事笑得前仰后合，有年轻人开玩笑说：你们两口子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也许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他们那就不叫过日子，但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样的日子是最正常的。杨秀玉的爱人在空军工作，说起来他们的认识还是充满传奇色彩的。
当杨秀玉还在福建做统计员的时候，她未来的爱人已经是一位有成就的空军工程师了。1955年，福建成立支前委员会，杨秀玉未来的爱人——空军工程师“空降”到当地协助机场建设，就这样，认识了同在支前委员会的杨秀玉。第一次约会是以“组织谈心”的方式进行的。当时流行“一帮一，一对红”，所以当杨秀玉得知阮工程师要和她谈话，也没有多惊讶。那个时候，她除了上班就是回家，没有任何社会交往，何况那是她最失意的一段，同学们都去上了大学，只有她因为肺结核而只得去做一份不痛不痒的统计员的工作，所以她平常很少说话，尤其不跟从北京来的工程师说话，有什么好说的？对于她来说，他们和她不是一个世界的。
谈心地点在福州的西湖。阮工程师到底是军人作风，简单明快开门见山问杨秀玉有没有男朋友。杨秀玉看看眼前的阮工程师，又高又大，心想他应该早就结婚了吧？所以当时就说：“没有啊。是你要给我介绍吗？”阮工程师说：“不是我想给你介绍别人，我是毛遂自荐。”杨秀玉听了这话，当即撒腿就跑了回来。以后几天，只要在单位碰到，能躲就躲，有一次，杨秀玉正要上楼梯，一抬头看见阮工程师正好要下楼梯，杨秀玉赶紧转身飞奔下楼换到楼里的另一侧楼梯，结果人家也换到了那侧楼梯，正好撞个正着。
三个月以后，机场建好了，阮工程师也回北京了。但他知道杨秀玉要考大学，特意从北京给她寄来复习提纲。杨秀玉也知道阮工程师的情谊，但她那时候有一个怪想法，认为学生谈恋爱，没出息，她要好好读书，不想谈。阮工程师比杨秀玉大9岁，却非常沉得住气，持之以恒等了她十年。中间，阮工程师的哥哥妹妹都急得不得了，劝他说你就非那么死心眼吗？万一人家读完大学把你蹬了怎么办？阮工程师说蹬了我就认了，总之当时无论谁给他介绍什么女朋友，他一概不见。很多年后，他告诉杨秀玉，自己就喜欢她那样的性格。
杨秀玉光大学就读了八年，毕业以后又下乡一年，回来以后做小住院医，整天围着病人转，等到终于结婚的时候，阮工程师不无感慨地说：“我见你一面简直比登天还难。等你这么多年。如果用来搞科研，怎么也可以成功地搞出一项了。”
杨秀玉年轻的时候，天天泡在医院，阮工程师倒是支持她，再说阮工程师自己的工作也很忙，且部队系统，很多出差是保密的，杨秀玉能习惯，她一个人惯了，春节都经常在医院值班，且从来也没有因此对家庭有什么内疚。
阮工程师赚多少钱，她连问都不问，也不知道，她自己一个月工资是54元5角，后来涨到58元，总之每个月除了给家里寄钱以外，剩下的都自己花。杨秀玉还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知道，她丈夫以前是清华的地下党，解放后有保留工资，一个月170多元，后来阮工程师多次要求组织取消保留工资，经过反复要求，最后组织上终于同意把他的工资减到120多元。这样的事情，是阮工程师的同事“多嘴”告诉杨秀玉的。
他们结婚这么多年，好像就一直这么忙碌着，体谅着，谁都没有因为对方工作忙而有过怨言。直到1990年的时候，杨秀玉做开胸手术。当时怀疑是肺癌，杨秀玉第一次体会到一个患者的心情，也第一次深深地为自己的生活感到遗憾。她既没有陪伴孩子一起成长，也没有跟丈夫一起出去玩过，她的两个孩子都是产后56天就吃牛奶，家对于她来说，就像是旅馆，孩子都记不得她年轻时的样子，因为她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是已经入睡了。
杨秀玉在得知自己必须开胸以后，跟丈夫去了一趟香山。她记得是早上9点钟去的，丈夫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工作狂老婆会突发奇想去香山？而且也不是逢年过节。丈夫一直在等杨秀玉对自己说什么，可是杨秀玉到底也没有说实话，她只说自己第二天要住院做全面检查。
但她私下里却已经给小姑子写好遗嘱，主要是把两个孩子托付给小姑子，当时杨秀玉的儿子在念大学，女儿才上高中，另外，她也对小姑子交了一个底，万一自己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阮工程师也需要人照顾，她要小姑子答应她照顾阮工。那一年，杨秀玉的母亲又是第一次从外地来到北京，杨秀玉只好跟弟弟说了实话，她很有可能是肺癌，希望弟弟替自己说说瞎话，告诉母亲她参加医疗队到外地了，大概要很长时间，中间不能回来，也不能写信。
幸运的是，手术开进去，不是肺癌，只是结核瘤，做了肺叶切除。那次手术之后，杨秀玉轻易不愿意再给绒癌病人做开胸手术了。她曾经做过阑尾炎手术，术后第二天就抢救病人，但是开胸手术则完全不同，手术后痛得上天入地，吃了无数的止痛药，完全无济于事，她那一刻居然想到她的化疗病人——化疗病人在手术后要马上化疗，那种痛苦要比她仅仅手术后的痛苦痛百倍。在那次手术之后，杨秀玉有了一个悄悄的转变，她体会到一位前辈对她说的话：如果觉得病人确实无望，就没有必要再增加病人的痛苦。有些手术，能不做就不要做了。
说起来有意思，阮工程师后来知道了全部情况，他对杨秀玉说：“我说你怎么会忽然有时间约我去香山！”知妻莫若夫，阮工程师根本就不相信杨秀玉能够改掉她的“习性”——他为了跟她结婚，等了她十年，他太了解她了。果然，那一年杨秀玉正好晋升正教授，她手术还没拆线，穿着病号服去作了述职报告，在她那一批中，她是第一个成功晋升的。阮工程师给她画了一张漫画，漫画中的杨秀玉，每多写一篇学术文章，脑门上就多一个道道。
事实上，杨秀玉真正感到遗憾的事，是在那次开胸手术之后的很多年。1990年杨秀玉开胸，那次的体会使她感受到人生苦短，但是当排除了肺癌之后，杨秀玉很快又回到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