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样？说！”
“每一刀都是准确的。不过……”
“好，打住！”魏旭之扬起一只手，“我不要听你那‘不过’，有前一句就足够了。谢谢你！”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住，“不行，我还得去问问林子午。要他作个保证。”
“老东西，回来！”哀亦方叫住他，“你有没有一点仁爱之心，人家在手术室站了六七个钟头，那么大年纪，能不累！你是成心把人家累病了，累倒了，你去替他当院长，是不是？”
魏旭之听了，站在门口，掂着手杖，犹豫着：“那，那怎么办？我还是放心不下呀！”
袁亦方走到他面前，瞪着眼看他，然后叹口气，“唉，你呀！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嗯嗯，看来你也不放心。”
“不，我放心得很。只是陪着你。”袁亦方一推他，“走吧，老东西。”
两个人一齐走了。
吴一萍要去接晓晨和梅梅，静雅劝她在家歇着，自己去接她们。晓晨在柏年手术做完之后，昏过去了一会儿，现在还在急诊室休息。天明说他要回家去，好整理一下内务，不然，那家就太不象话了。
他和静雅一同走出去。
这是他和静雅第二次在夜的市街上行走。刚才魏旭之的话给他们都留下了印象。看来，他们两个的结合，是符合公意的。然而，柏年的病给他们的心堵上了一道墙，现在他们谁也没有谈及个人生活的兴趣。虽然在这广裹的世界上，每一分钟都有人死亡，同时有人结合，也有新的生命诞生，但是作为至亲的好友，当柏年生病的时候，去追寻个人的幸福，在天明看来是不道德的。所以，尽管今天有一个向静雅吐露衷肠的时机，他也没有这个心思。而且他太疲乏了。他急于回家休息。
静雅走在他身边，一句话也不说。她在思考着怎样安慰晓晨。她太不幸了。自己所能做的，就是象妹妹一样地给她以宽慰。呵，假使自己也碰到这种不幸呢？能不能象晓晨那样坚强？瞧她，把花献给了天明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她仍然在想着别人；感谢别人付出的劳动，她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呐。天明也不错，他勇敢地担负起这次手术，把朋友的生命和全院职工的期望揽在自己肩上。这不光得有点大公无私的精神，还得有点气魄才能办到呀！不象安适之，听说他又结婚了。奇怪，象他这样的人偏偏干什么都顺利。从前，他比任何人都快地升了官。经过十年的浮沉，他又漂起来了，而且位置比先前还高。生活上，也是这样，失去一个家，马上又有一个家。说不定，他再离婚还会很快地再结婚，总是有人要嫁给他的。而自己呢，说不定一直会单身过下去。不错，人们都希望自己同天明在一起，可是，这不是儿戏，现在也不是时候。
他们走到电车站，忽然看见孙大勇领着梅梅从糖果店出来，梅梅抱着一个圆圆的大糖盒。他们急忙走过去。梅梅看见静雅就咧起小嘴要哭。静雅急忙抱起她来。
“妈妈，我要妈妈。”梅梅说。
“她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孙大勇说，“急诊室的小赵正给她联系出租汽车呢。”他拍拍梅梅的头说，“好梅梅，妈妈一会儿就回奶奶家。”
白天明看见梅梅，忽然想起什么，也走进糖果店去，静雅便抱着梅梅跟进去。
白天明买了许多话梅和橄榄。静雅也买了一大包点心。孙大勇抢着付钱，说：“该我来呀，梅梅是我领来的。”
静雅朝他笑笑说：“可你一个人不能包办了呀！”
孙大勇只好咧咧嘴，又拍拍梅梅的头，说：“梅梅，你还想要什么，叔叔给你买。”
梅梅想了想，说：“我想要熊猫儿。”
“好咧。明儿，明儿叔叔一定送你一个。”大勇说完，就朝天明、静雅笑笑，告辞走了。
走出糖果店，静雅把那包点心递给天明，说：“你拿去，当早点。”
“不不，我……”
“拿着。我还不知道你，准是每天早晨空着肚子上班。哼，懒死你。”
“懒死你。”小梅梅也说。
“嗯，不准这么说叔叔。叔叔累了，他给爸爸治病来着。”
“叔叔好。”梅梅说着侧过头来亲了一下天明。
天明笑了，说：“梅梅真乖。阿姨也好。”
梅梅又抱住静雅的头，亲吻她的脸。静雅忽然红了脸，把头埋在梅梅柔嫩的脸上，轻轻地笑起来。
第二十五章
白天明开了院门，习惯地摸摸门板后面的信报箱，取出当天的报纸。一个又厚又大的白信封吸引了他。他借着星光看了一眼，见是从贵州自己原来工作过的医院转来的信。可是，那信封不象是国内的产品，很象是从国外寄来的。他以为是姐姐的来信，便不在意地同报纸裹在一起，回身插好了门，走过小小的庭院，开门进屋。
他的家在一个叫做水洼子的小胡同里。一个不大的院落，有四间小北屋，一间小东屋。这是在银行工作的父亲，早年买下的。他早已经去世了。母亲死后，这房子一直由姐姐和他住着。后来，姐姐远嫁外邦，这房子归他自己。他一直在学校住宿，房子长年锁着。他毕业后虽然在这里住过一段，但很快他又去了贵州，这房子便由街道居委会代管，成了街道纸盒厂的成品仓库。他回来以后，又腾给他两间，另外两间依旧探着成堆的纸盒。反正他也住不了四间，那两间借出去的房子，还使他得到居委会的照顾。不然，这房子里早就搬进不速之客，撵也撵不走的。在今天住房紧张的北京市，能一个人独享一座小院、两间北房，这几乎已经算得上贵族了。所以，白天明一直同居委会保持着适当的亲密关系。他从不向街道打听租借房屋是否应付租金。街道也宽容地让他一个人在两间北屋里驰骋，不打算再平调他的居室。
他开了屋门，走进堂屋。这堂屋是他的书房、客厅、餐厅兼起居室。一道陈旧的雕花隔扇分割出里外屋。那里屋，便是他的卧室，有时他也在那里看看书，写点东西。他从院子里的自来水管里打了一盆水，洗了洗脸，把点心放在小柜里，便躺在床上，在灯下看报。
那封信掉在床上。他随手拣起来，一看，却不是姐姐的信。信封上的字熟悉而又陌生。在英文的地址旁，写着繁体的汉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县人民医院，烦转白天明先生。
信发自“美国纽约州布法罗”。
发信人署名是“J·吴”。
这是谁呢？谁叫“J·吴”？是位美籍华人？是自己的亲朋？还是素不相识的轩辕子孙？自己没有熟人在美国的那个地方。姐姐早已迁往加拿大。她姓白，而不姓吴，即使按照西方人的规矩，她出嫁改姓夫姓的话，也应该称之为“天秀·方登”或“天秀·方达”。
这究竟是谁呢？
他又翻过信封背面，见上面有一行小字，写着：“医院收发员先生，我相信祖国的邮政人员，一定能把这封信交到白天明先生手里。假如他已经调到别的地方工作，恳请您转寄给他。谢谢。”
真的，这是谁呢？
他有些好奇地打开信封，抽出一张厚厚的白纸，先看署名，竟是“吴珍”。
他的心立刻“砰砰”跳起来，他翻身下床，走到小书桌旁，打开台灯，坐下，先不看信，而是默默地坐着。他要使自己的心平静一下。呆了一会儿，他才慢慢展开信笺读起来。信是用细细的圆珠笔写的，字很小，好象要尽量在有限的信纸里写上无限的话语。
最亲爱的明弟：
这称谓一下子唤起他对少年、青年时代的回忆，在信纸上突地跳出吴珍秀美的倩影，跳出那幅永难忘却的画面：他同吴珍紧靠在一起，踏着白杨枯黄的落叶在花园路上行走，秋风撩起她紫色的薄呢大衣，拂动着她柔软的黑发，她的眼里是一股淡淡的哀愁……呵，珍姐，你原来在那里，在大洋的彼岸。你好吗？
最亲爱的明弟：
你想象不出我是多么幸福。今天，我终于得到了你的消息。在布法罗学院学习的中国研究生，给我看了近期的一些《光明日报》（我常常在他们那里借阅祖国的书刊），在这报纸上，我终于看见了你，泪水立刻滚下了我的面颊。这是喜悦的泪水，幸福的泪水。现在，我几乎真的相信有上帝了。他听见了我无数个昼夜心灵的呼唤，终于把你的消息送到我的面前。我看着你的照片（报上的照片印的太模糊了，应该用胶版印制），呼唤着你的名字，你没有听见吗？你没有在深夜突然惊醒，耳边传来遥远的柔情而又焦灼的呼声？那风声里就有我的呼唤。它不是天天在你耳边吹拂吗？你仍象从前一样，那么沉稳，可又那么孩子气。你的眼里好象闪着期待和翘盼的目光。你在期待什么？你还记得我吗？记得你这个任性的、不幸的珍姐吗？你长大了，成熟了，而且，多么好哇，你是个了不起的医生。即使在医学发达的美国，象你这样优秀的医生也是不多的。而且，你要比他们幸福、自豪得多，因为你是在为人民、为我们的民族而工作。这篇文章是我的福音全书，是我的《圣经》。我已经把它复印了，压在我书桌的玻璃板下。你的照片，我也己经放大挂在我床头的墙壁上。我要日日夜夜看着你，同你交谈，向你倾诉……你就是我的故乡。你就是我的少年和青年。童年的梦，青年的幻想，还有祖国，都是你。你是这一切的化身，这一切的象征。我重又寻觅到你……啊，现在泪水已经流满我的脸，滴到了信纸上。你捧到这封信，就如同看见了我的泪眼，闻到我眼泪苦涩的气味儿。亲人呐，我思念你。我的心碎了，让幸福轰碎了……
我的父母不是革命的叛徒。我无法告诉你详细的情况。总之，一九六九年，我被批准来美。那时侯我曾找过你，可惜，没有找到。我带着无限的惋惜，离开祖国，决心还要再回到她的怀抱。我住在布法罗，是一条湖边寂静美丽的街道，两旁是美丽的杉树和枫树。我常常从窗前抬头远望，好象看见你踏着铺满小路的红叶向我走来……我写不下去了。
我一直没有结婚，也没有再追寻过爱情。我的爱情在祖国。可是，它已经死灭了，只有可怜的回忆。原谅我，明弟，一九六四年我曾欺骗你，告诉你我已经结婚了。
你的夫人好吗？有几个孩子？能不能赐给你可怜的珍姐一张你全家的照片，让它安慰我的灵魂？
假如你愿意，不，你一定会愿意的，请你接到这封信后，给我写一封信，哪怕只有“我记得你”这几个字，我就满足了。假如你能给我打个电话，那将是我最大的幸福。你肯吗？我的电话是：布法罗373…4832。我将日日夜夜守在电话机旁，祈求它带来祖国的声音，亲人的信息。
奉上我衷心的祝福！
你远方的可怜的姐姐吴珍
18/5－1982
白天明把这封信读了三遍，好象还没有读懂。他不明白，吴珍怎么会在美国？他的头脑发胀，许多人，许多事，许多问题，都一齐闯入了脑海，挤成一团。陡然，一个念头明晰起来：去给她打个电话吧，让她尽快地知道，自己已经接到了她的信。这封信在路上的时间太长了，有三个多月了，她也许等得心焦了。他看看手表，十点钟，到复兴门的长途电话大楼去，还来得及。对，马上去！
他立刻起身，走出家门。夜里的电车、汽车很好乘，他只用了二十多分钟，就到了电话局。填好了长途电话单，他才发现自己没有带钱。女话务员告诉他，不要紧的，可以让对方付款。可是他总觉得不好，第一次给人家打电话，怎么好让人家付款呢？可是，女话务员不由分说，便在电话单上填上：“对方付款”几个字。他只好坐到椅子上去等。
他想，他应当对她说些什么呢？当然，首先告诉她，自己已经调到北京，在新华医院工作，还住在自己的老房子里。他一切都好，请她不要挂念。然后，问问她做什么？还在歌舞团弹琴吗？美国有没有中国这样的歌舞团？谁知道。她身体好吗？呵，假如她问自己结婚了没有，怎么回答她？告诉她？还是对她扯谎？可是，为什么要扯谎呢？她远在美国，同她过去的交往，早已经是个遥远的梦，如今这个梦就更加遥远了……
他还没有想好，女话务员就招呼他的名字，请他到三号电话间去，说是美国的电话要通了。
他的心又“砰砰”跳起来，走进电话间，拿起电话听筒，不知为什么，手心里全是汗。
听筒里先是嗡嗡的声音，仿佛电流越过了浩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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