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屈服了，按照私下了结的方案，为这次短暂的罗曼史，付出了英勇的牺牲。
这很象是天方夜谭，不幸，却是真实的。时间是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三口。
完成了这件伟大的工作，半个月之后，安适之就西装革履地登上了飞机，穿白云越大海，飞往一衣带水的邻邦。他忠实而又娇艳的妻子在机场为他送行，临别时竟然流出了泪水，两只眼泪汪汪的明眸闪着依恋的光，痴痴地目送着飞机窜入蓝天。那深情，那厚意，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以致于林子午老院长一再叮嘱章秋丽，假如她寂寞，可以到他舍下去走走。千万不要过于思念安适之，有分别才有重新聚首的欢乐。耐心地等待吧，那欢乐的日子会很快地降临……
第三十四章
当飞机载着安适之直上重霄九的时候，白天明正在万安公墓对着一抔黄土沉思默哀。
已经倾斜的墓碑上刻着几个失去了颜色的字：“吴蕴芳之墓”。
她能在这里存放自己的骨灰匣，并且立上一块让人识别的标记，已经是很不错的事了。她的生命之火是在“史无前例”的岁月里熄灭的。照她生前的身份和经历，她当时最有可能被焚尸扬灰。可是，托福她的学生，一位在火葬场工作的殡硷工还记得自己这位心慈面善的老师。他给她的遗体美容，又亲自送她进入去往另一个世界的海关——焚尸炉，然后把她的遗骨装入一个青瓷坛里，悄悄叫上白天明，在一个深秋的早晨，把她埋在万安公墓，还竖了一根石柱，刻上她的名字。人们生前的功德，还能润泽死后的形骸，并且给那飘浮的灵魂一个栖居之所——倘若真有灵魂的话。所以，劝人生前广结善缘，在宗教眼里是为了求来世之福，在世俗人的眼里却是为了求死后肉体的不受侮辱。而对于历史，死的仪式与遗体的处理方式，却是死者对于人民、民族和时代贡献大小的总结。但无论如何，要人生前多做好事，不做坏事，总是不错的。那位殡硷工以大无畏的气概，用自己的行动，给吴蕴芳这个只懂音乐的中学教师做了一生的总结，为她洗去死前硬栽给她的种种罪名。所以，当时很令白天明感功，曾紧抓他的手，含泪向他道谢。
“别价，别这样儿。咱们好歹同过学。”那位老实的殡硷工说，“吴老师一辈子可真不易。咱们都受过人家教育，虽说咱俩现在身份不同，可再怎么着也得受恩知报。其实呢，咱俩的工作也差不到哪儿去，只是个上下手儿。您呐，上一道工序，我呐，下一道工序。您治不了的，归我。咱俩一个场子，是这话儿不？”
医院和火葬场属于一个行业的两道工序，白天明在理论上，感情上都接受不了。可是在事实上，他又不能不承认人家的话是真理。真理是必须尊重的。何况，人家的话里还有自豪的因素，医院管人生前的身体，火葬场管人死后的身体，这职业同医学是同样崇高的。这种自豪感也是应当尊重的。两个尊重加在一起，使白天明和那旧日的同学成了朋友。
那同学对于吴蕴芳的墓也算尽心，每年清明都来添一锹土，拔几棵草，洒扫一番。所以，至今依旧可以辨认得出她那一丘小小的国界。“国”土很小，但毕竟是独立的。这就不易。
那位在美国布法罗学院教书的童建中先生，去了一趟四川，原说七天便归，谁知叔叔和婶子的泪眼，侄儿侄女们的亲情拉住了他的心，竟把这七天之数膨胀了三倍，二十多天之后，才赶回北京。这一来，他就不能再同白天明深谈了，因为假期已完，囊中也显出惭愧的颜色。就算是美国的教授比中国的教授多挣了几个大子儿，也禁不住成天价飞机、汽车地来回折腾，饭店、旅馆里穷泡。一天的房租就五十块人民币呐，够买好多袋富强粉呢。童建中要回去了。白天明得送给那边儿的吴珍一些足以让她想念故国的礼物。白天明也有些诗人气质——当医生的大凡都有那么一点儿诗人气。从医生改当文艺家的名人不老少，鲁迅、郭沫若就是明证。——他想起要给吴珍四样东西：吴蕴芳坟头的一撮黄土；北海里的几滴湖水（要贴明标签，不要喝下去）；一片微黄的白杨树叶；再附上一首自己的小诗。这一切，大约都不必上税，可以减轻童先生的负担。
他在吴蕴芳墓前沉默良久，捏了一撮土，放在一个小小的景泰蓝盒里，这大约是用来放印泥的吧。他又去寻找自己父母的坟丘。可惜，一来年月太久，自己记不起方位，二来也因为父母没有学生在火葬场工作，只有一个草率从事的女儿，临出国时把二老的骨灰匆匆埋掉，所以那一块属于他们的国土，已被荒草和新坟淹没，以致于无从查考了。白天明怅惘地在墓地里徘徊了一刻，只好在父母坟墓的大致方向行了一个深深的鞠躬礼，算是对他们亡灵的祭奠，顺手也向一切应该纪念的死者，一并致哀。
他回到家里，把那从北海取来的一小试管湖水，同一片白杨的落叶，都包在一个塑料袋里，同那一小盒黄土，一起放入一个小木匣里。他铺开一方白纸，想了想，用细细的钢笔字写了一首诗：《我愿》——
我愿我的门前
有排高高的杨树，
我愿它的黄叶
飘满门前的小路。
我愿你从远方归来，
和我踏着落叶行走；
我愿你温馨的气息，
总在我的耳边吹拂。
我愿我们永不衰老，
并肩走这漫长的小路……。
他看了看，自己并不满意这首诗，觉得似乎有些缠绵，怕引起吴珍的误解。但是，要是写得过于冷冰冰，一来不是事实，因为自己毕竟热爱过她，至今也不能说一点也不再爱她，而诗没有了真情实意，也就算不上诗；二来，不表示出自己还思念她，记着当年同她踏着落叶行走的情景，并且愿意“安排重过少年时”，也太不近情理，不能安慰离国寄居异乡的吴珍的心。欢迎她回来看看少年时的朋友，总还是应当的。血肉之躯，孰能无情？况乎对一个曾经和自己初恋过的姑娘？纵使是遥远的梦吧，稍稍沉浸在梦中，也算不上不正派。白天明至今也还是单身男儿，男儿念情，算不上罪过的。
白天明写好了诗，也装在木匣里，然后钉好，写上：“吴珍姐收，弟天明敬赠。”
他办完了这些事，依旧坐在桌边，望着窗外出神。呆了片刻，从抽屉里取出童先生捎来的吴珍赠送的她的照片册。翻开，头一页是吴珍在枫树前的一张大照片。她的容貌依旧那样年轻，好象岁月的刻刀不曾在她脸上停留。她的黑发依旧那样浓密，身材依旧那样窈窕。如果说生活也留给了她印痕，那便是她的眼睛。那双美丽的大眼，流泄着无尽的哀怨，还有一丝顽强的期待，透过那哀怨的光束射向远方。假如没有了这点希望，她也许早已离开了人世。她的身体一定不很好。看她的脸，那么白，白得好象晶莹的碧玉。大理石雕像般的容颜，写在文字上好象很美，俗语也说：“一白遮百丑。”然而，放到活人身上，那就必定是不健康的标志。如果一位皮肤有如雪花膏一样细腻的姑娘，脸上投有一点点嫣红，又常常香汗淋漓，娇喘可爱，为她去做次体检吧。她八成儿肺部有病，或者心脏不好，心跳过于自由，想跳就跳，不想跳就歇会儿；再不就是二尖瓣闭锁不全，心血管先天梗阻或者血液本身有病，血液老是不能带足了氧气奔流全身，而是阴死阳活地慢慢流动，所有的毛细血管都老处于半饥饿状态，那皮呀，肉哇，能结实吗？汉白玉似的美女，只可以当成塑像摆置在案头，在现实中绝对是病秧子。吴珍是有病的，也许是过度地思虑和哀愁损伤了她的健康。思虑伤神，失眠丧元气。精、气、血三亏，她处于虚弱之中，应当给她寄些人参健脾丸去。脾胃和，吐纳好，百病皆消。十全大补，鹿茸人参，火太大，吃多了无益。整天价嚼人参玩儿，并无好处。对，西洋参性温和，写信告诉她，买一点泡茶喝吧。但是最重要的，她要去检查身体，心情开朗。假如她思念故国，她想要什么都可以给她。愿意回来，就回来吧！祖国，故乡，少年时的朋友，或者说友情，对，只是友情，不过更浓，更深，更久长，这一切，都在向你招手。愉快些吧，你是应该得到愉快的，因为乌云已经消散，祖国的天空更湛蓝，更高远，更晴和了。
于是，照片里的吴珍活动起来，穿着黑白相间的格条薄呢大衣，踏着如火的枫叶，用悠长的，叹息般的声音呼唤着：“天明，我爱你，爱你！”
假如她真的归来，真的来寻找她失落的爱情，怎么办？让她失望？让她更加愁苦？
然而，人不能在谎言中生活，不能在两重道德的边界上徘徊，天明爱的是静雅。现在，是啊，现在爱她，爱得那么真挚，那么苦涩。去同她说吧。明天，明天，勇敢点，幸福不能等待，明天必定会到来。
对于孙大勇来说，他的明天正在到来。
他如今已经是骨科的按摩师。尽管他的经验还不够丰富，手法也有待提高，但是，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第二步、第三步难道还远吗？他已经治愈子好几个病人，其中一位还和他建立了远超过友谊的关系。自然，那病人是个姑娘。
他的变化始于那次在病房区草坪上的柔道比赛。
那次比赛，在体力上他胜了，但从精神上他输了，而且输得极惨。先前，不管他怎样被医院领导批评、警告、处分，也不管他怎样吊儿郎当地对待工作，他在一班青年职工中都威信不减。用他们的话说是：“大勇哥们儿够份，谁都不怕呀！”孙大勇战胜了那位化验员，本应更高地树立起自己的光辉形象，但是，他在失败者按照规则以手击地表示认输之后，还一劲儿用背心使劲绞勒人家的脖子，差点儿把人家憋死，这就完全丧失了英雄气概，而一下子由英雄沦为不齿于新华医院青年职工的“狗屎”。
“孙大勇这小子，不仗义，明儿不理他。”
“这孙子，人事不懂。晾着他，咱们！”
“谁要是再搭理他，谁是小狗子。”
“干脆，找个岔儿，咱们花了他，怎么样？”
“用不着，我怕脏了手。”
“啐他呀，咱们！见面儿一人一口。”
这沸沸扬扬的义愤之词筑成了一道铜壁铁墙，当间儿孤零零地站着一位膀大腰圆的孙大勇，左右一看，只剩下自己和影子，真正是载载孑立，形影相吊，不由得也伤心落泪，凄惶起来。谁都怕孤立。能在孤立中坚信自己理想的正确，忍辱负重，依旧昂然向前并且终于赢得群众信任的人，才是真正的勇者。这种勇者并不多见。翻翻浩如烟海的史籍，便会知道，这种真正的勇士，可谓寡矣。哪位不服，哪位就让人孤立一回试试。孙大勇不是勇士，不过还算得上聪明，他立即悟到自己是犯了众怒。众人之怒犹如洪水烈火，避之唯恐不及，孙大勇竟以个人之身相犯，岂不是自找倒霉吗？在这种情况下，郑柏年能伸出手来，把他从孤立的圈子中拉过来，怎么能不让孙大勇感激呢！
那次柔道表演之后，孙大勇费了一整天功夫，吭哧吭哧写了一篇五百字的检讨送给郑柏年。郑柏年给他改了九十四个错字，让他重抄一遍。然后，由他领着大勇向那位化验员当面赔礼道歉，并且提出倡议，来一次整理医院环境的义务劳动。
人有脸，树有皮。郑柏年这样宽待自己，自己再不好好儿争气，那，活着也实在没劲了。
第二天夜里，孙大勇在北新桥夜宵店置酒款待那化验员。化验员先头不知底细，以为孙大勇设下鸿门宴，就邀了两个街坊二楞子、三青子，作他的左右随从。谁知到了饭馆儿一瞧，只有孙大勇孤身一人，面对着满满一桌子啤酒、肺头、小肚、香肠、蛰皮、熏鱼、鸡腿、粉皮，外加两大盘儿猪头肉。那架势不象是叫他来饭馆儿“练练”的，倒真象是请吃赔礼酒。吃就吃，这人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有酒菜，我有肚皮，一个不够，还捎上俩来。还有钱吗？上菜，照吃不误。别以为这人们小气，明儿上东来顺儿，烤鸭，撑死你。夜宵店算什么？凉盘儿一桌，这也叫菜？再摞上三尺，不过二十来块钱，临了儿闹几碗馄饨，应名儿请客了，丢人去吧。二楞子、三青子，傻看着干嘛？上座儿，吃啊，喝呀，白闹一顿儿。
坐是坐下了，可没话。孙大勇和化验员都没上过外交学院，外语外行，交际话稀松。一霎时只剩下了干瞪眼。这时候，郑柏年走进夜宵店——他加班写材料，搞他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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