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如今电报也是可怜得要送入博物馆，快要绝种的物什。那天偶然看到一条新闻，大陆发往澳门的电报由初始的浩浩荡荡锐减到现在的每日一封。这时代变化可真叫大，让人骑驴打马都追赶不上。那时的电报是按字儿给钱的，发的当口得左算计右估量，生怕一不留神多打了两字，可别让人给赚大了。说白了，那会儿就是穷，没钱，换到现在谁还有那工夫瞎计较。看过最经典的电报是这样的：“一别之后，两地相思，说是三四月，却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穿。”那可真叫绝啊，汉代的《两地书》给盗版成那样，那种当时还很奢侈的东西，是最能拍合心上人的温情感动。电报里因为字字珠玑，吝惜笔墨，收发的两个人常常像在玩猜谜或者打双关语游戏。面上一层意思，底下儿还藏着另一层意思，双方一来二去地周旋。也幸好这样的时日并不久长，在现代通信工具的胁迫下，电报迟早会变成故纸堆里的古董。
要说那时祝福的方式，自然少不了那纤细颀长的家伙——明信片。现在只要我们手指轻轻一点，各式各样的电子贺卡便立马在网路上漫天飞。如今不是讲究注意力经济吗？那花花绿绿的电子贺卡倒是挺能抓牢我们眼球的。不过，脑袋随着电脑屏幕晃荡的同时，却少了当年那份心情。呵，套句书面语，那可真叫往昔不堪重提，怀旧而来的伤感只能留给后人咏叹了。又想起，我们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过年过节，兜里都揣着好不容易从父母手里弄来的钞票，欢欢喜喜地奔到街上去买明信片。那么寒的天，冷得人都能掉泪的，却还在一张一张的翻捡，想着那个除夕夜能收到它们的人，心里就似藏着一炉火。也有的实在拿不出钱，就握住彩笔自己动手在硬纸板上绘，一笔一划，思念之情不绝于缕。那一刻，我们潮湿的心情被一种热切的希望鼓舞着，明信片成了牵扯彼此唯一的红线。
对了，“送祝福”还不能落下了电台点歌这事儿，在那个电视仍不普及的年代，点歌自然是我们袒露心事的首选。很多时候，明知对方听不到，还是怀抱着一点小奢望，忐忑地把沉甸甸的祝福送出。而你所祝福的那个人，可能正在某个隐秘的窗帘背后，也可能在某个繁华街道的深处。但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接受者，会在这城市的一个角落，倾听着空气里飘飘悠悠的声音，轻轻地轻轻地停下来，感动得无以言表。不是有人说吗？生活就像一桌家常晚餐，沾满了油烟味儿，但在生活里摸爬滚打的人们，总会找寻到一个倾诉的渡口——比如点歌。当那些清丽如斯的歌声和祝福，从老旧的收音机里飘出来，我们柔软的神经，顷刻间便被它俘虏了。
昔日各种祝福的方式，在现代化通信的压榨下毁了旧模样。如今的人们一离开电脑和邮件就会变得手足无措，一天不摸键盘就活不下去。就像那歌中所唱的，究竟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这世界改变了我们？！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八十年代的精神偶像
八十年代的精神偶像——张海迪、赖宁
那是一个五四青年节前夕，一向低调的张海迪上了央视的《艺术人生》节目。有人问她，如果你能站起来的话，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她说：我想我试试跳舞，真的。这是我内心深处的一种最大的愿望。虽然我这么多年没有跳过舞，但是我一直没有停止生命的舞蹈，我想生命的舞蹈可能比现实的舞蹈更美丽。
这就是张海迪，一个在八十年代声名显赫却有血有肉的人物。她也和常人一样，为了短暂的快乐，愁苦经年。她写小说、画油画、拍电视、唱歌、读硕士……即使前路是荒途险滩，她也没有停止过歌唱。
张海迪三分之二的躯体没有知觉，还得了大面积的褥疮，但她还坚持着写作，一次次扼紧着生命的咽喉。
她曾被誉为“当代保尔”、“八十年代的新雷锋”，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全国典型。她生活不能自理，却自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而且还自学了大学英语专业。后来又坚持学习日语、德语和世界语，翻译了１６万字的外文著作和资料。除此之外，她还潜心钻研了《人体解剖学》《内科学》《针灸学》等十几种医学书籍。她用学到的医学知识和针灸技术，为周围群众治病达一万多人次。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坚持！
如今，张海迪已经快五十岁了，从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迈入了沉稳的中年。她自豪地说，我很痛苦，但我一样可以让别人快乐。而有谁想过，这个八十年代的楷模，曾是多么艰难，才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她第一次听说自己得了癌症，甚至感到欣喜，她想自己终于可以解脱了。她曾说过——我最大的快乐便是死亡。但是，在经历那么多常人无法忍受的苦难之后，她却活了下来。这，就是一个奇迹。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记住十多年前的另一个精神偶像——赖宁。无可置疑地，这个只活了十四岁的少年，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
１９８８年，石棉县海子山突然发生山林火灾，为了扑灭山火，挽救山村，保护电视地面卫星接收站的安全，赖宁跑到山上，挥动松枝奋力灭火。高达二三十米的火焰，狂烧猛窜，赖宁和他的伙伴却一次次地冲向火海。这时天色已晚，现场指挥救火的县领导，命令用汽车将参加救火的学生强行送下山。赖宁、周伟、王海等同学也被拉上了车。在车上，有人遗憾地说：“唉，今晚看不成电视剧《再向虎山行》了。”赖宁却风趣地说：“那我们就再向火山行！”一车人都笑了。山间的火势越来越猛，烧焦的枯枝败叶在火焰的冲腾下漫天飞舞，发出噼啪的爆响。天黑了，山陡路滑，风助火势，野火更猖獗了。“我要下去，我要下去！”赖宁跳下了车，王海和周伟也跟着跳了下去。三个人手拿松枝，又一次去迎战烈火。山上的狂风左一股，右一股，撩拨得火焰东奔西窜。９点钟左右，天全黑了。赖宁、王海和周伟三个同学被大火截住了退路。忽然一阵狂风刮来，把离他们１０多米的一片大火呼地吹到他们身边。风向一变，赖宁就和同学们失散了。赖宁独自在火中向山上攀登。他的双脚迈开弓步，他的双手紧紧地抱着一棵小树……
大火终于扑灭了。３５００余亩森林保住了，卫星电视转播台和石油公司仓库都平安无事了。１４日上午，人们在海子山南坡的过火林带中，发现了赖宁的遗体。他，右臂紧紧挽着一棵小松树，额头靠着山坡，眼镜丢失了，左手撑着地，右腿还保持着向上攀登的姿势。
其实，赖宁不仅仅是一个少年英雄，他更是一个孩子。他只是亿万个普通少年中的一员，“对生活充满热情，个性和好奇心极强，酷爱读书和探险，喜欢恶作剧，内心又隐藏着某些痛苦”，可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却影响了中华大地上一亿三千万的少年。
在赖宁去世后的二十年，社会一直没有停息过这样的讨论：我们究竟应不应该教育自己的孩子，无论发生何种灾厄，都要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假如，那只是精卫填海？假如，那只会造成更多无辜生命的陨落？
是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而任何无谓的牺牲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扛起一个时代的重任，懂得道义与担当，使赖宁身上的光华一代代薪火相传，让他的精神在烈焰中永生。
也许，这终究是个告别的年代，我们义无反顾地抛弃了旧有的生活秩序，就连英雄本身，也因为太重的神话色彩让人无法留恋。但我们还会珍藏曾经有过的感动，那些八十年代的精神偶像，像一幅幅沾染过时代芬芳的老照片，褪去了崇高，却依然是真实无比。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八十年代过年的记忆
八十年代过年的记忆——压岁钱、年夜饭、看春节晚会
过年可真是孩儿家的盛宴，不仅一年来肚中的饥懒之虫喂了个饱，口袋儿都连带着沾了光。那发红包的开场白通常是这样的：“哟，小孩子可真乖巧伶俐，来，红包拿好，快快长大。”这当口儿可是最见小孩家的功力，他会装出忸怩的样子，不情不愿地摆着身子。当大人的立马就急了，你不拿可不成，过年过节的，得有个好兆头。接着便是象征性地推推挪挪，一来二去的，搞得双方都有些不甘不忿。那可真叫高手过招，讲究的都是真功夫。最后，真金白银终于落到了孩子手里，当大人的总算松了一口气，很有面子地干咳两声。察言观色可是孩子的特长，他会甩出一大堆祝福的话，强忍住极大的喜悦，脸上依旧是不动声色。可当他慢慢地转过身去，便立马换了一个人，兴奋得涨红了小脸。这是小孩子特有的狡黠，以退为进，推脱中透着股机灵。压岁钱之于八十年代的孩子，就像冷冻的肥猪肉之于六十年代的青年一样，企盼与喜悦彼此纠缠。它们让无数孩子的荷包鼓鼓囊囊，流着香甜的口水做了一宿又一宿的好梦。可惜的是，那红包辗转了几天，还得落到母亲们的口袋里。她们准备好了一大堆酸水向你倾倒，把家里紧巴巴的财政开支一笔一笔地算给你听，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恨不能把心窝儿掏给你看。最后，你只能屈服了，乖乖地把压岁钱送上，就像看着隆隆的列车脱轨，你再不能螳臂当车地挽回一样。
收压岁钱之前全家还得张罗着年夜饭。男女老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做酸辣鱼汤，我就做韭菜饺子……１９８３年的时候，富强粉、小杂豆、花生米、黄油等都还是限量供应。那之后，便取消了凭票采购，老百姓年夜的餐桌开始丰富起来，糖醋排骨、酥红的扣肉、猪下水、粉条肠子……满满当当地摆了一桌。远游他乡的儿女，终于回家收割故乡的“麦田”，坐在桌前喜孜孜地望着年迈的父母，一杯杯烈酒下肚，呛红了彼此的脸。年夜饭象征着美满团圆，是心与心交接的所在。什么世事无常，盛宴必散被大家通通抛诸脑后，觥筹交错伴着焰火声声，酒杯一碰便又是一个人生。春联窗花贴上了，老人儿女团聚了，喜气在屋子每一个角落漾溢开来。大家伙儿交换着一年来的家长里短，不断蹦涌出来的新鲜事儿在一拨拨人的舌间上翻江倒海。年夜饭还是人性的复归，无论我们走得多远，多匆促，心里都割舍不了自己的家园。我们嚼着白米饭，用言语和欢笑互相温暖，肚子里的孤独和焦渴被饭菜填满了，喉头的哽咽也被一杯温酒稀释掉。那种家人间的体贴和感动，用任何语言来描摹都是苍白的。
在八十年代，吃年夜饭，看春节晚会，拿压岁钱可是一件都不能少。１９８３年开始，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现场直播，当年给观众留下印象最深的节目当属王景愚绕着桌子“吃鸡”，而李谷一一口气唱了《乡恋》等七首歌曲。之后，陈佩斯“吃面条”的成功使小品成了气候，《我的中国心》全国传唱，《难忘今宵》几乎成了后来每届晚会的结束曲……那会儿可不像现在，一家人上酒楼，吃吃喝喝，完事就拍屁股走人，没一点儿气氛。我们一边包团圆饺子吃年夜饭，一边看春节晚会，瞅着屏幕上的曲艺明星直乐。这成了大伙儿约定俗成的过年方式，有学者还美其名曰“新民俗”。
可惜的是，如今许多城市里听不到鞭炮声了，过年也已变成一种迫不得已的习惯。物质把我们恒常的生活方式摧毁了，我们玩蹦的，吃酒席，看焰火，最终在繁华的城市里，走丢了自己的路。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八十年代的校园记忆
八十年代的校园记忆——眼保健操、三八线、戴小红花
张广天在人民大学做讲演时说，在八十年代，《眼保健操》一类的教育唱片，每个学校都要买一张。那个销售量足以让宝丽金和华纳唱片甘败下风，什么马莉亚·凯瑞、杰克逊、麦当娜，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们《眼保健操》打擂台的。这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却也侃出了那个年代的真实状况。眼保健操是我们枯燥课堂中一个优雅的隔断，可它那咿咿呀呀的声音总带着些陈年酸腐味，给人以未老先衰的错觉。老师走后，我们这些耐不住寂寞的毛孩子，便开始在逼仄的桌椅间进行节奏性的狂欢。踢一踢前边穿花裙小女生的椅子，扯扯她翘得老高的羊角辫子，然后示威似的吹着口哨儿。她们刷地羞红了脸，委屈得想哭，偏着脑袋揉住眼眶儿挤了好久，可眼泪最终没有掉下来。如果换到现在，激素过多的女孩儿保准哑着小嫩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