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思想模式，你能看到它的制度资源吗？我记得王元化先生曾对我说过，陈寅恪先生在为纪念王国维写的挽文中把《白虎通》中提出的“三纲六纪”视作“吾人立国之大本”，其意义“尤如希腊之理性”，“三纲六纪”自“五四”以来大约是中国最大的封建糟粕，陈寅恪先生从中看到了什么，值得他给予如此之高的评判？后来，我从中国到法国，从法国到美国，对王元化先生的这个提示常常萦萦于怀，刺激我思考中国社会能够长期发展的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有些心得我们下面可能还会谈到。
在教育方面，当时最热中的是“废旧学”、“立新学”，有人说把线装书全部扔到厕所里，鲁迅也希望年轻人对古书少读最好不读，在这种气氛下，2000余年读经的传统被切断了，私塾被废掉了，办洋学堂成为一时之选，声光化电是新学的主要内容，被认为是有用之“实学”，而诗书礼仪这类旧学通通只是毒化灵魂的精神糟粕，知识之学取代了智慧培养，工艺技能压倒了人生学问，这个取向成为日后中国基本的教育模式，以后中国的大中小学都是在这个理念上发展出来的。乃至后来在“文革”中，又因为腐朽的学问培养不出好的接班人，再度把学校废掉，这种动不动就把学校废掉的做派，在中国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它完全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创造发明，联想到文革中所谓“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是指理工科大学还要办”的最高指示，这和“五四”提倡的重视实学知识的教育模式有什么不同呢？教育关系到一个民族思想精神的绵延传承、文化命脉的继往开来，如此极端的把教育和文化的传承被彻底割断，这个民族何以建立它的自我认同？何以达成自尊自信的民族品格？我不认为工艺技能的教育不重要，它关系国计民生，其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伟大的精神文明传统是仅仅靠工艺技能形成的，相反，只有依靠对真善美的理解，对人生、社会、超越世界的认识，对意义和理想的追求才能成为可以凝聚人的信念、形成生活方式、确立意义境界的文化的生命共同体，成就源远流长的文明传统。中国最伟大的财富就是对教育的无比重视，但是，从“五四”以来的中国社会对教育的蹂躏恰恰是最严重的。
所以，“五四”的反省不应当只是一个思想领域的课题，它必须为中国当代的灾难承担必要的责任。如果经过严肃的反思，使得中国的本土资源重见天日，汇合到中国的现代转型之中，中国就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对人类的未来有特殊贡献的光辉道路。
第一部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11）
杜：本土化的问题是我长期思考的问题之一。如果完全没有本土资源，要发展具有某个文明传统特色的现代性是不可能的。西欧如此，美国也是如此。但是另外一方面，现代化对传统资源有压力，地方传统资源多半起不了作用，它对传统很多既有的结构有颠覆破坏的作用，即使如此，是缓慢的磨合，还是像决堤一样席卷而去，这之间确有很大不同。举个简单例子，关于选举，从本土资源看西欧的大部分国家，北欧、美国以前都没有这方面资源。选举文化进入西方的过程是非常艰巨的，你看瑞士是从20世纪的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才有了真正的全民选举；美国奴隶没有选举权、妇女没有选举权也是很长的历史，美国民权法案的出现是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当然，一种更好的办法就是把本土的资源调动起来进行各方面的民主建构。中国当时碰到的问题比较复杂，“五四”的那批精英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多多少少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这就是说，他自己有的东西，他不珍惜，也不认为那是资源，尽量要向西方学习。胡适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先接受陈序经的“全盘西化”，后来他改变了，提出较有远见的“充分现代化”，当时，他有个说明，我记得不确切，大意是即使我100％的西化，我真正能够西化的不过50％；假如我说50％的西化，那我西化的可能只有10％。这和自由主义重要人物李慎之先生晚年的心态有相似的地方，他认为，现在那么危急地需要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你还讲儒家如何之好，他非常痛恨西方有人说21世纪要靠孔子。我们即使全部精力放到西化上，我们还未必能达到什么水平，意义是我们的民主太差、科学太差，更不要说自由、人权，等等，这个心态我绝对能够理解，它是一个策略，有的时候是从悲愤的心情中迸发出来的。
我想你提的问题很重要，就是本土的资源为什么没有在那个时候得到心平气和的对待。还是回到胡适，他说“充分现代化”，既然能够提出现代化，说明已经与西化的问题分开了。西方讲现代化这个观念是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特别是在哈佛。但中国讨论西化、现代化的问题是在民国，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申报》提出三个重大的辩论：一是中国的现代化应当是农业的还是工业的，二应走社会主义路线还是资本主义路线，三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还是全盘西化。当时，好像冯友兰曾说过西化不是现代化，我们可以充分现代化，可是我们不一定要引进基督教。胡适他们提“充分现代化”大概有这方面的考虑。他们已经能够把西化与现代化区分开了，可是进一步的工作为什么没有做？如果现代化不是西化，那么现代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既然如此，为什么本土的资源不能运用，为什么在文化上没有资源，为什么在政治制度上没有资源，为什么在教育方面会没有资源？也就是说，为什么在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没有突出中国的特性？是不是有人做了工作呢，其实是有的。现在回顾一下，最可能做出贡献的是《学衡》那一批人，如陈寅恪、汤用彤、梅光迪、杜亚泉，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可是没有起什么作用，也就是没有起到我们所认为的在公众领域中应当起的作用，这是什么原因？当然不是什么作用都没有，他们的作用主要是体现在“国学”中，很精致的国学研究。可是，在政治制度上，谏议的制度、避讳的制度、各种不同的公论、清流，还有“以天下为己任”、“天下为公”的精神，为什么没有进入制度更新的考虑？在教育上更突出，教育就是做人的道理，难道20世纪连做人的道理都没有价值了吗？当然，有人认为尊孔读经、科举制度是压抑了人的创造力，姑且如此，但是“身心性命”之学、“为己之学”难道都没有价值？这些资源都没有开发出来，这是大悲剧。
在我看来，造成这样的困境与我前面提到政权的势力和几种相互独立的势力完全不健康地整合在一起有关，政治的权威，意识形态的权威，道德的权威，知识的权威都没有能充分展开，这里有一些复杂的因素。清代塑造儒家意识形态的重要人物是康熙、雍正、乾隆，又是中国历史上难得高明的皇帝，而这些高明的皇帝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又特别敏感，所以，雍正才有《大义觉迷录》，乾隆则几乎掌握了中国朴学的全部资源，从中也发展出一套控制的方式。举个例子，有个地方官，他的父亲在当地非常有影响，他建议他的父亲进文庙，从孝的角度说，这没什么可非议的，结果，皇帝大怒，进不进文庙这么大的事，只有朝廷可以考虑，哪有你地方官置喙之处！治他死罪是毫无疑问，朝廷辩论只是如何死法。这是何等残酷、何等霸道，说明皇帝控制象征资源已经到了没有任何地方空间的可能。你看《大义觉迷录》中对付曾静和吕留良的后人，简直是毛骨悚然，皇帝垄断《四库全书》的编纂，到底《四库全书》是为了宣扬中国文化，还是为了安全检查，原来是所有的禁书都可以收入，结果是所有的禁书都被消灭了。这样，一方面《四库全书》是文化贡献，但另一方面，把中国的文化资源限制在一个尺度之下，很多应该能够发挥的资源被毁掉了。这种情况下，真正要西化而又受到儒家影响的人，如曾国藩，又身为地方官，能起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到了民国，一方面军阀割据，另一方面又是袁世凯利用儒家资源要做皇帝，还搞了个美国人古诺帮他游说，社会的危机相当尖锐，使得“救亡图存”的心态爆发得特别强烈。加上中国第一代出国的那些人又都非常年轻，都是20来岁，假如了解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一种年轻的文化心态，不能够深思熟虑，又是悲愤急迫，但是就是这批20多岁的年轻人创造的思想典范，后面几代人都不能突破，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第一部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12）
黄：我想还有一个方面的考虑应当加入，使这个反思更充分一些。你想，“五四”基本上是个精英运动，鲁迅、胡适，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等，这些精英是企图为中国重新创造一个观念世界，例如“全盘西化”、“改造国民性”等，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向度，一方面是向西方寻找真理，另一方面是彻底反传统。这是精英领导的观念运动。哈佛的曼斯菲尔德是斯特劳斯的传人，基本上是精英主义者，他有一个观点，大众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大众是一定要被精英所代表的。反过来了解，那就是精英一定要有他所代表的大众，精英才成其为社会的精英。
在这个意义上，“五四”的典范有另一重危机，经过观念革命来建构一个新的观念世界，这个观念世界就是否定一切的本土价值，全部的合理资源都是外来的。可是，日常生活中的草根传统几乎完全是以儒家为主的道德原则和行为习俗，孔子对这一点有深厚的理解，他说“礼失求诸野”、“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存在深刻的智慧。“五四”企图建立的观念世界与2000年来传统所锻造的生活世界是不相融合的，它导致的社会紧张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精英们高谈阔论的革命对象、改造对象是苦于日常生活的老百姓，鲁迅作品中批评的都是猥琐的小人物；而小人物们内困外扰的水深火热，精英们的那套观念革命又于事无补、相去甚远，这之间需要假以时日相互磨合。假如没有其他因素的介入，我相信，民间的价值会逐步地化解“五四”的暴戾的激情，而让它合理的一面得以发扬光大。……虽然马克思主义也是一套观念世界，可是这套观念世界的基础是诉诸大众的，它强调生产力，强调阶级革命，强调劳动者对占有者的革命，又强调平等权利，强调“大同理想”，不管它们在具体解读上有多大的差异，无论如何，这套观念的话语特点与中国草根资源的很多方面相当地趣味相投，它缓解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紧张，“五四”的精英找不到他们可以代表的大众，而草根社会找不到可以代表他们的精英，这一点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相当特殊却又似是而非地协调起来了，可以说，假如没有“五四”的不自觉的鸣锣开道，马克思主义的进入绝不会如此顺利。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接管了“五四”的遗产，一方面又在儒家道德权威主义和农民革命的双重资源中找到了它的草根基础。这是中国当代史上有特殊意味的事件。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五四”的余绪如影相随，另一方面是没有被现代性洗礼的那些本土资源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这个民族真正的现代性考验不得不等待一个吊诡的轮回充分地放出它的能量再重新开始。
应该看到“五四”以后的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资源是相当复杂的，有点像你说的各种独立的资源是在负面的意义上相互作用。我记得汤一介先生曾经讲，希望出现三个力量的互动对话，所谓儒家、马列主义、西化三种力量，我想他是看到问题了，但是问题在于它们事实上一直在互动对话，而且正是这种互动对话构成了全部中国当代史，这种对话将来会有什么前景很不好说，但是清理以往的对话的历史遗迹，理解它们对当代中国的深刻影响和沉重教训，无论如何已是当务之急。例如文化大革命，如果相互割裂地说它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产物、儒家在今日社会的复活，或者是“全盘西化”的必然结果，恐怕都不足以解释这个文明史上罕见的怪异现象。
杜：在法国大革命中出现雅各宾，彻底的集体主义、暴民运动，也是复杂现象。在西方启蒙以后引发的现代性、现代化过程是非常错综复杂的，这毫无疑问，因此，西蒙·埃森斯塔才认为，无论在世界上发生任何事情，反正西方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