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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发现身后熙熙攘攘，各种商埠林立，老板们露出谄媚的眼神来招四面八方的客人。桥头前无数游客摆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来修饰自己的外形，喧嚣似水，浮燥如风。迎合着夏日清秀的阳光，毫无娇媚之气，牌坊的气质之淡定让人肃然。
关于这四个字的来历我还是去翻查了相关资料，最后得出一个极为让人感觉奇特的结论，天雨流芳四个字恰好是纳西语“去读书吧”四个字的音译，而翻译者正是权倾一时的木增父子。
对中国古代的翻译，我一直觉得实在是有些牵强且颇有趣味。古代的翻译甚是落后，众口相传使语言变得乏善可陈。近代的翻译似乎也有些附会，意译和音译的搭配让人感觉有些不顺口。而在边陲的一个重镇上，一个地方统领创造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华丽最完美的翻译。天雨流芳，几笔描绘出华彩盛装之下的一个恬适和安逸。
纳西文化的通灵和慧性我很早以前就有所耳闻，从东巴文上那些甚是悠久的古老的象形文字上似乎能够感受得到星星点点的历史痕迹。所有的文化传承在时空的转换中定格，一切的风景都被抛置脑后，取而代之的是眼前的这座高大的牌坊，当天雨流芳四个字在最高处俯视古往今来的游客时，整座牌坊的优越感促使它自然而然的由下意识的高大变成了潜意识的博大。
在很多年以前的心口相传的故事当中，我们似乎能够探寻到关于一种文明的延续和传承的最根本因素，那就是代代辈辈对于文化的重视和保护，对于东巴文化和纳西族这个族群来说，唯一的保护就是读书。而这种读书却是一种极为尴尬的局面，那就是既要维护自己民族的文化，又要将中原文化以及中央政府的科举制度传承下来，由于这种文化的混合于是就有了现在看起来细致而又壮阔的丽江古城。
我曾经阅读过那雄浑壮阔的纳西东巴史诗《创世纪》、英雄史诗《黑白争战》、悲剧长诗《鲁般鲁饶》这些似乎可以比肩伊利亚特的作品，在那些极为辉煌的背景当中，所有的人物和场景在不自觉的变换当中都变成了极具美感和力量的灵魂。这些史诗，这些建筑，以及这座极为华丽的牌坊都在传承着整个文化的灵魂。
天雨流芳（2）
我们常常陷入一种误区，或是无法到达一种境界，那就是读书的目的。我们无法理解哈奈的形而上学的思维和费尔巴哈的抽象主义，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读书这个实体的意义究竟何在。进入了文明社会的人们一方便有了自己的思维，另一方面却更加的陷入了茫然，随众和盲从成了人们处世的唯一标准，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成了改造人们思想的先锋。
所有文化的传承和思想的延续都由书这个东西开始，无论是雅典学院还是后来的海德堡大学都带有最初文化的分枝，在私学里的人们传承着最原始的经典，在而今的大学里面却在延续着悠久的文明。
似乎读书成了一种必须，当我们看到如此多的大学林立在欧洲的平原山脉之上时，那是一个条件，欧洲的文化从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一直到现在的哈贝马斯时代，整个脉络是如是的清晰，对于这些知识和文化的经典却是如此的重视。
很多人常常喜欢比较我们的大学和欧洲大学的区别，我一直苛刻的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不是在美国，更不是在日本弹丸之地。千城之城布拉格，布拉格大学的哥特式建筑一直是东欧知识和精神的集大成之地，而对于柏林或是罗马来说，那些久负盛名的高等学府始终在千百年以来有着最为精炼的文化传承，而这种文化传承却是带有极为正统的血统。
曾经拜读过很多外国作家的作品，诸如杜拉斯或是康塞尔之类的当代鸿篇，里面的思想性和言语的高贵性自然而然的给所有的人带来了一种极为舒服和畅达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却是来自于文化的最初交流和思想的最原始沉淀。对于纳西文化的流畅性和正统性是毋庸置疑的，在更多的时候这些作者们所沉淀的是一种最为华丽的人文思想。
在我们这个浮躁的社会中，读书似乎再次成为了一种潮流，各种名目的培训和大学里面各式各样的专业轰轰烈烈的风起云涌。我们常常陷入一种被动和无所适从，在各种宣传和造势面前我们对前途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茫然。我们谴责教育制度是因为我们本身的惰性，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系要延续那就必须要将其传承下来，而这种传承唯一的方法就是最为精练的四个字：天雨留芳。
无奈玉龙山（1）
关于玉龙山的传说，最早可以追溯到李天王的那座宝塔尖儿和一条宝塔里的玉龙由于一次不小心的原因大老远沉到一个叫大研的地方，然后那只宝塔尖儿就成了玉龙雪山，而那条倒霉的玉龙就在那座山下面变成了白水潭。
当我站在那座雪山底部的时候，绵延的公路在湿滑的路面前行，蓝色的苍穹和灰蒙蒙的雾霭在甚是曲折的公路上若隐若现。一群群弯腰驼背的僧人在路上聊着千里之外的转世与轮回。道旁的薰衣草在百米之外仍旧在至上而下流淌的光彩上发出眩目的光芒，远远望去大有置身于普罗旺斯或是美索不达米亚半岛的浪漫感觉。
我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扔出了一块石头，那块石头在我身体的不远处悄然落地，并未发出一点声响。阳光如洗的洒在遥远的草甸上。人世间一切的因果似乎都在不远处的那块石头旁悄无声息的驻足，片刻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在朦胧的光线里呈现出光与影的巧妙搭配。在静静的等待片刻之后，雪山还是不肯露出那期待的部分，当薰衣草丛中的游人尽数散去之后，雪山依旧朦胧一片。
按照一个说法，很多文人到了一个很没有情调的风景区就会大段大段的写一些“骚”文，然后一个人在那里冒“骚”气。其实这个“骚”和“酸”同义，大抵中国的作家和外国的摄影师都有雷同之处，能够在最恶劣的环境找到最华丽的风景，惟一所不同的是，中国的文人们最看重的是自己的感觉。
于是我就必须要有意识的回避这种现象，毕竟行者都不完全是学者，当人们都蜂拥而至的时候，我确信那座雪山并不会因此而为所有的到访者提供更多的风景。换言之，在威尼斯、雅典则不然，那些原本就约定俗成的景色自然而然就能够展现出来。
当索道上的缆车在亚寒带常绿阔叶林里来回穿梭并发出吱吱呀呀的摩擦声时，一切在眼前的景物都被缓慢的抛到了后面。清爽潮湿的气味在空气里升腾着，一切寒冷与明快的因子在四周游走。当我的视线定格在一棵苍天古树上的时候，风吹松林，雨打阔叶的响动在整座深邃而又宽阔的雪山里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在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所有的旅行者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那就是把所有的风景都变成了目的。
我坐在缆车上，听着车外悉悉索索的雨声，车外的雨声如是的嘈杂，朦胧的雾气氤氲在我的四周，远处的雪山了无痕迹，缆车悄然滑过，一切居然变得静得出奇。
英国摄影家霍姆斯在一本理论著作里面曾经说过，关于阿萨巴斯卡冰河和堪萨斯州的原始森林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分，之后就是一句被所有摄影者奉为至理名言的经典之言；不同的风景会有相同的影像。
关于森林，我的记忆大抵只有神农架和梵净山的一些模模糊糊一带而过的影像，那里的丛林大都是参差不齐的树枝横七竖八的在地上堆积着，腐烂的树叶在树枝间的阳光下发出一阵阵刺鼻的霉味，各种昆虫在不同的方位进行着不同的运动。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当我在玉龙雪山的森林里面观看到这些宛如童话景象的时候，一切的忧愁和痛苦似乎都随风而逝。微风在敞篷的索道车上发出一阵阵簌簌的声音，清澈甘洌的山泉在横然倒下的树木前流过，击出阵阵水声。
很多人都有一种错觉，那就是传说的地方会有风景，比如说布拉格，比如说赫尔辛基。当经过整个社会的群体炒作性之后，神秘的地方将会变得更加神秘，就像我们传说中的蓬莱山，和楼兰古国。
而当现实的生活的风景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之后，整个风景其他往往被忽略，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极为偏颇的方面。当世界各地的摄影家在新世纪的一个感恩节之夜蜂拥来到一个叫做卡萨布兰卡的地方的时候，重复的风景和窒闷的气候让人实在难以忍受，于是在一片浩浩荡荡的怨恨声中，著名日本摄影家柴田雄三发出如下的喟叹：我们走错路了。
在任何一趟艰难或是危险的旅程中，我总是会选择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那个位置可以在熟悉的地方尽可能看到最多的风景。正如我喜好拍摄所有的照片那样，无法看到那些习以为常的胜景，因为我确信那些名家大师镜头下的影像以及电脑软件对于文字和影像最大化的美化和篡改让所有有思想的摄影者望而却步。
于是在我的镜头下面，无数并不知名的景色却能给我最大的美感。所有的风景在我这个并不专业的镜头下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平等。
我并不喜欢某个特定的景点大而详细的特点。当一个景物声名鹊起之时，它并不能代表整个文化或是人文的内涵。萨特说过，任何一个概念并不能孤立的存在，当一个概念被认同的时候，他的证明过程自然而然也会被认同。
无奈玉龙山（2）
而我却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让这些风景在镜头下面变得客观，一切能够成为风景的物体必须真正的成为风景。而我在玉龙雪山，这片亚寒带常绿阔叶林浩袤的树影却能给我比雪山更贴切的感觉。
在此声明一点，并不是因为我看不到雪山。
所有的行者都蜂拥虎跳峡而来，阳光照射在两座极为壮观的雪山下的绮丽景色让人想起乞力马扎罗或是大乌拉尔的宏伟景像。而这些景象，却正是历史的唯一载体。
当阳光在那座雪山上喷薄而出的时候，一切的角落都被倾洒上了一片错落有致的金色。无可取代的景色已经超然了一切让我听到或是感觉到的林林总总，这一切都是我镜头下的风景，而不是所谓的雪山。
在现实的社会里面，旅游显然已经失去了它最初的意义。在中世纪时期，旅游只是简单的游历和考察，本身没有任何的商业性质。而在中国的春秋时期，旅游最早被称为“游说”，正如《管子》中“使出周游于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而孔子在当时完全可以充当一个旅行家的角色，但是他的旅行似乎也太辛苦了一点，沿途不但没有受到应该有的关注，就连普普通通应该有的待遇都没有。这种游说大概只能局限于动荡的年代，在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孔子之外，苏秦、张仪这些靠嘴巴吃饭的说客也在当时的各国充当这种富有政治性的旅行家。
到了东汉的大统一，游说旅行家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职业。带有政治任务的旅行就慢慢的演变成了悠然自得的观赏山水。正如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班彪列传》里面所说，“莫不优游而自得，玉润而金声”。到了后来，宦游，巡游等等旅游渐渐演变成了多种形式。在更多的时候，观光的旅行渐渐和带有政治目的的旅行脱离开来，变成了纯粹的一种考察。而在这个方面，最成功的旅行者非徐霞客莫属。
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清代，考察和旅游渐渐出现了一种猎奇的趋势。更多的旅行者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在清代末年，无数旅行者开始到海外寻求更多更广的视野空间。这种旅行渐渐变成了一种双向：既有从海外到中国的旅行家——这种旅行家所作所为完全是一种文化侵略和文化掠夺，诸如斯坦因、海默尔生之类的文化强盗；而中国的旅行者，却历尽艰险、跋山涉水，给后人写成了极为珍贵的科学文献。
从那个时候开始，纯粹的旅行开始和科学考察明显分开了。
我所说的如上内容，并非单纯的叙述一些离题万里的枯燥理论，而是为了说明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并不实在的时代，我们不能明白，我们的旅游究竟会走向何处，因为我们没有了自己的目的。
旅行者没有尽头，行者无疆。
然而事实上绝非如此，在更多的情况下，旅行变成了一种艰苦的负担，走到一个模模糊糊的到达地。而这个到达地，似乎并没有任何的意义可言。
当我抵达玉龙雪山的时候，我忽然感到了一种失落，因为面对一座茫茫的雪山，我确实不知道我该去哪，我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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