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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咖啡厅里，吴女士想到我一个小有成就的记者，还像刚到深圳的外来妹那样，过着清贫的生活，一直身处危险的境地，感动得直落泪：你这是何苦呢？难道做新闻记者都要这样的吗？她哭了好久，我劝也劝不住。王先生在一旁闷闷不乐地抽烟，过了许久，他说了一句：“别的没什么，千万保重。”他们执意要送我一些家具用品，最终被我婉拒。
第七部分第29节 且作疗救中的参考例证（2）
翌日，阿艳问起昨晚的事情。我搪塞说，老乡来玩，多有打扰。
我的另一位记者同仁，得知我入住此村的消息，怕我寂寞孤单，给我送来一部“爱华”牌收音机，令我十分感动。他们的鼓励增强了我坚持入住的勇气和信心。
我在与“二奶”们厮混的日子里，往往关闭手机。我害怕接外人电话时稍有闪失，可能
会引来她们的公愤。为了和“二奶”们完全沟通，完全融入她们的生活，我几乎忘记了我的真实身份。我和“二奶”们聊、打牌、赌马、蹦迪，甚至陪同她们做妇科检查。也许是我过分殷勤吧，有的“二奶”开始猜测我的真实身份。
3月1日，我决定陪阿春去值晚班。深夜11时30分，我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告诉父亲，我要陪一个叫阿春的“二奶”去桑拿中心上夜班，并将阿春的手机号码告诉父亲。我不是故弄玄虚，我没有到过那种通宵达旦的欢娱场所，不知水深水浅，心中多少有点害怕。我顿了顿，又说：“如果我明天上午不回电话，你们可以打这个电话查找我的下落。”然后，我便挂断了电话，不容他们多问。我知道，他们关心和担忧的询问，一定会摧毁我沉下水的决心。
那个夜晚，我在桑拿中心有惊无险，和阿春等人开着一场别开生面的“二奶”故事会，藉以度过漫漫长夜。我母亲非常担心我，她整晚都没有睡着。父亲提心吊胆地熬到天亮。第二天上午9时，父母亲开始打我的手机，前后打了5个小时，一直打不通。阿春的手机也处在关机状态。焦虑的母亲催着父亲去寻人，或者是去公安局报案。
下午3时左右，我给家中打了一个报平安的电话，全然不知家人的担忧与不安。
就在我快要结束“卧底”采访时，在阿春家的麻将桌上，五六位“二奶”充满疑虑地盘问我究竟是干什么工作的？我反问她们：“你们认为我是干什么的？”
她们叽叽喳喳地几乎跳了起来，因为混熟了，也就直说，有的说我是人贩子，是老鸨，是调查公司的。我等她们说完，才反击道：“有没有搞错？拿我这个大龄女子来玩，我只想从你们这儿了解香港男人，只是希望把自己嫁到香港去。”
说得合情合理，她们都相信了。只有阿春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
离开“二奶”村四五天后，阿春打通了我的手机，开口就说她希望和一位记者交朋友。原来，阿春一家看了3月16日夜间中央电视一台的《读书时间》栏目的访谈。屏幕上，我正在接受央视记者的采访，讲述我陪伴艾滋病人小路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的种种艰辛。阿春哥哥突然惊叫起来：“那不是阿敏吗？肯定是她，她……竟然是个记者？”
3年后，当我坐在电脑桌前重新整理审读这组“卧底”采访手记，60多个在村中探访的日子又在眼前重现、舒展，一如在茶缸的沸水中翻飞而舞蹈的茶叶，泛着淡淡的茶香。离开的那一天，我只带走了拿过去的书，而花了150元买的廉价席梦思床、50元的床头柜，以及棉被等物都留在了那里，当然还有前人留给我的那两串风铃……3年来，值得庆幸的是，我和这个群落中的部分“二奶”，比如阿金和她妹妹阿银，还有阿春、阿灿等人都成为了铁杆朋友，她们有什么喜事和难处，村里来了什么新“二奶”，都愿意讲给我听。这几个人允许我写尽她们的故事，展示她们的酸楚，只有两个要求，不公开她们的真实姓名，不点明她们在老家的详细地址。因为，她们还要在社会上做人，还期望过正常的本分的婚姻生活。只有我知道，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容易。我进村第一天在茶餐厅碰到的那位挨了男人耳光的女仔，后来我一直没有访问到，人世间有许多擦肩而过的瞬间。
我想说的是，我的初衷绝非为了猎奇，更不是单纯的“挖掘隐私”或者“暴露阴暗”，我只想尽力撩开面纱，让人们对“二奶”们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有一个较真实的全面了解。如果能充当社会疗救“二奶”时的参考，当作剖析中的例证，在我来说，那60个日日夜夜耗去的心血就有了足够的补偿。
第七部分第29节 且作疗救中的参考例证（3）
高尔基认为：旧事物只是表层在腐烂，而它的根须却在土内埋得很深，并且在不断地萌发着新芽。这些新芽只是在那些生活步伐迅速，生活的矛盾冲突激化的地方才能枯萎（《旧事》）。
然而，当我们致富的“步伐迅速”之时，却是陈腐出新芽之际，我们还不应当警觉而且加以疗救吗？
第七部分第30节 总被雨打风吹去（1）
15个月后，也就是2002年4月，我重访海湾村，竟有恍如隔世的陌生感。天气渐渐炎热起来，村内的走道两旁，又新开了三四家港式茶餐厅。缤纷嘈杂的音乐从各家餐厅的窗口流泻出来，纠结着在不超过3米宽的狭窄小道上横行。这个村子没有太多的改变，我的心境却改变了——那些“二奶”们，我的曾经的好友们，除了佳佳外，阿灿、阿婷、阿金、阿银、阿妹、阿春、阿月、我的邻居阿艳，还有启发和引领我走进“二奶”群落的“病友”阿洁，全都人去楼空，像一缕青烟般悄然而逝。听人说，阿灿、阿洁、阿银、阿妹、阿春、阿月都去
关外的工厂企业打工去了。这真是令人兴奋的消息！不管她们现在是不是还在做“二奶”，只要她们离开“金丝笼”，能够到自食其力的天地里飞翔，只要她们在打工流汗，我就由衷地为她们感到高兴。我觉得，“二奶”们能够外出打工，是摆脱“二奶”樊笼，走向独立生活的第一步。
幸好佳佳的手机号码未变，我终于与她取得了联系。我在前边介绍过，她是在“二奶”里头惟一熬出头，升格为港人妇的女子。她告诉我，她已经搬到海湾村附近的一栋新楼居住，正在向湖南省公安厅申请赴港的指标，过港与丈夫团聚的日子指日可待。
“她们好多都回老家去啦，像阿金、阿婷和阿艳啦！要不就到关外打工去了，都不在了，我现在连逛街淘衫都找不到伴啦！”问及当初我们共同认识的“二奶”，佳佳的头摇得像个葵扇，神色黯淡。在她舞动左手强调人去楼空的时候，无名指上的婚戒闪着耀眼的光芒。
在海湾村，“二奶”大为减少，但并没有绝迹，原有的“二奶”还有一些，新“二奶”的面孔又在海湾村浮现。几天来，佳佳向我引见了三四位新任“二奶”，我在接近、探访、了解她们之后，撰写了一篇《经济不景，港人深圳包二奶也转型》，发往我所服务的报社——香港《文汇报》。几天后，《文汇报》将该文刊发在香港新闻版上，用的是通栏大标题，文章说：
市道不景气带来多米诺骨牌般连锁反应，不仅港人北上深圳购物额度下跌，北上酒楼的次数与消费数额均有大幅度下降，就连夜夜笙歌的酒吧与夜总会，年轻港人的身影也比以往有所减少。更令人称奇的是，港人在一河之隔的深圳包养“二奶”的方式，也随着经济衰退开始了一系列的转型。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继深圳罗湖区某某村之后，深圳福田区某某村，日前居住的“二奶”已大为减少。原先，此地曾经十分活跃，村内每晚莺歌燕舞，百多名各地女子中，有被人包养的新旧“二奶”，还有来自各地的女子云集歌舞厅、发廊，日夜等待前来寻芳的港客。如今，此地已是门前冷落鞍马稀，除了少数几间歌舞厅与发廊还在硬撑之外，有多间发廊已经关闭。一位曾在村内被港人包养过3次的发廊妹透露，现在市道不景气，港人出手不仅没有从前大方，多数还选择和现任的“二奶”分手，有些没有“良心”的港人，干脆溜走不见踪影。
转型之一：月租插水式（粤语：跳水）暴跌
相对于前些年港人包“二奶”一包就包五六年的盛况，如今已风光不再，多数“二奶”的身价大跳水。记者在深圳皇岗口岸附近的两个自然村暗访时了解到，在这两个村子租住房子的“二奶”人数已经大幅减少，租客比往年少了至少两成以上。一位有100多间房产的房东告诉记者，自去年下半年起，房子就不太好租了。今年春节返乡过后，很多“二奶”竟没有回来。听说，有的已经被港人抛弃，但其中仍有人选择死守，结果，拖欠房租高达3个多月。她表示，租到这样的“二奶”就比较倒霉，她只得没收一屋子的破烂东西，不过，就连彩电都是二手货，根本卖不出几个钱。
记者在村中调查时发现，这里门庭较去年上半年孤单冷清。连村内惟一的一家歌舞厅的生意也大不如前。记者曾在此村进行过长达60天的隐性采访，采访过15位“二奶”。如今这15位“二奶”中有半数以上都参加了工作。有的去关外打工，悄然搬走，留下一大堆东西抵充租金。有的应征去桑拿中心当侍应女工或是酒楼的咨客。另外一半已回老家自食其力。
第七部分第30节 总被雨打风吹去（2）
一位叫阿红的女子告诉记者：“现在坐在家中等香港人养的人，都是很幸运的。命不好的就要自己打工。你要是开口要得太多，香港人拔脚就走，不会回头。”记者还了解到，一年前月租价格在三五千元（人民币，下同）的小姐们，全都缩水减半，月租费用均价在一两千元不等。阿春为了补贴家用，选择了自食其力，在酒楼推销啤酒，月入近千元，加上香港人给的1500元，每月收入2500元。她很知足，并没有什么不悦。她认为，经济不好，这已是最好的结局。
转型之二：“终身制”改为“分段制”
一位被港人先后包养过4次的“二奶”小石告诉记者，如今港人包养“二奶”已经没有“良心”了，因为经济不景气，他们不再考虑“二奶”的未来，只顾眼前快乐，大都打破了“终身制”，改为“月租制”或是“半月制”。
港人以前包养“二奶”的程序大多如下：经人介绍后，第一步：与“二奶”在酒楼或是茶楼见面。第二步：租房。第三步：买家具和家用电器。如今，纯粹倚靠港人包养的“二奶”已不受青睐，在一些工厂当小文员或在服务性行业打工而且租有房子的女子最受欢迎。港人已全然打破包养“二奶”的基本程序，改为不再租房，只身上门，每月扔下一两千元。据悉，这么一来，不用租房，不用买电器与家具，不用每月提供一定数额的生活费用，节约了一大笔钱。
转型之三：“金屋藏娇”变成“打边炉”
原先一看上某位女子便租房“金屋藏娇”的港人几乎已绝迹，由于经济原因，他们选择了三五好友，合租三室一厅、两室一厅，或者干脆合租一室一厅，这样一来，每月可节省一大笔费用。
阿兰与阿珍是同乡兼同窗。阿兰比阿珍大1岁，也早她一年来深圳。她原先在一家茶楼当部长，后被港人包养。为了能让同窗好友阿珍也能来深圳见见世面，有福同享，她通过自己包养的男人、一位香港货柜车司机出面，将阿珍介绍给了男人的好友、另一个货柜车司机做妾。为替男人省钱，两女人合租一室一厅，每月房租费仅900元人民币，每人只需450元。家具电器除了空调之外，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可以共享。为了多赚些钱，阿珍和阿兰一同去打工，在一家洗脚中心当服务生。阿兰的男人来深圳的时候，阿珍就主动要求加班，将房间腾出来让给阿兰。阿珍的男人来时，阿兰也如法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