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是帽儿戏。
“可是你们几个人（指张沪、赵筠秋、骆新民、王复羊）的事儿，还没交代清楚；交代 了的，也还没有彻底批判。希望你重新交代、认识、批判！真正扭转右派反动立场！”他 说。
在1959年思想总结会上，报社负责管理右派的领导已向我们明确他说过：向党交真 心，是要求进步的表现，时间过去了一年，怎么又算开了旧账？
“可以告诉你，骆新民已经重新交代，重新批判自己的问题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应 拿出主动的态度。”
我决断他说：“我无意去投这个机！”
“咱们没有共同语言。”“头人”脸上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气，一字一板地告诫我，“这 是对你最后一次争取，你要是坚持这个态度，你将悔恨终生！”
他走了。
事后，老右辛大明急急忙忙地找到了我。他把我拉到附近一个木材厂堆放木料的僻静角 落，对我说：“小从，这可不是你任性的时候，社会上对五类分子要严加管束了，你和他 （”头人“）抗膀子，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吗？你还是主动找他谈一次话，表表你的态度 吧！”我很感谢辛大明对我诚恳的帮助，但是在这3年改造生涯中，我已不再是1957年以 前懦弱的书生，因而我谢绝了他的一番美意。进城休假时，我向妻子陈述了这些不愉快的事 情，她沉默了许久，忧郁他说：“报社也要抓五类分子中的典型了，我‘自绝于人民’的账 还没清算，也许到了算账的时候了！”
1960年12月18日，是星期天，天气奇寒。张沪因患感冒，早早地睡下了。我内心苦 闷不堪，当晚拿着一张房东送的戏票去看京剧。年轻时我酷爱京剧，我和刘绍棠对叶盛兰的 戏，几乎是场场不漏。什么《白门楼》、《吕布与貂蝉》、《罗成叫关》，后来竟然发展到 对杜近芳和叶盛兰配的每场戏，都必须过目：《柳荫记》、《白蛇传》……不过，这天去长 安戏院看戏，纯属排闷解忧，而无任何欣赏的雅趣。当晚演员是谁我回忆不起来了，但我当 晚看的戏一直铭刻在心，那是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
这出戏成了我们命运的象征，因为第二大一清早，我们刚刚起床一会儿，报社装订房的 张老师傅就来到我家传达指示，要张沪和我吃过早饭去报社开会。张沪因感冒尚未痊愈，本 想在家休两天病假的，但是老师傅亲自登门，不便推辞，便穿上蓝咔叽面的皮大衣，戴上防 寒的红毛线帽，和我一块离开家门。
在电车上，张沪觉得有些发烧，和我耳语说：“是不是有什么事？”
“可能是传达文件。”
“不会真演一场《窦娥冤》吧？”
“不会。”
“哪个年代都有屈死鬼！”她说。
正值上班时间，电车上人很多，一些乘客不无好奇地窥视着我们。这是因为我俩的着 装，实在太悬殊了。她完全是知识分子的打扮，鼻梁上还架着一副眼镜；我则穿着一件破旧 的狗皮大氅（这是赶车时穿的），头戴着一顶带耳扇的旧呢面棉帽子，浑身散发着酒糟气 息。张沪紧闭着双目，斜斜地靠在我身上——她无法发现那些奇异的目光。
我记得非常清楚，是我搀扶着她爬上报社四楼的。当气喘吁吁的我们，推开四楼会议室 的玻璃门时，顿感气氛不同寻常。门口有一身着戎装的武警，报社领导已提前到会，端坐在 主席台上，赵筠秋、骆新民身旁空着两个位于，是给我和张沪安排的）仔细地去描写这个会 议，对我说来今天也仍是十分痛苦的。我只想告诉读者，领导宣读了我们的反动罪状（主要 是对反右运动的看法，对“三面红旗”的言论，阅读《南共八大会议纲领》，以及传播傅聪 “叛国”的消息等。当然，不会忘记把我写长篇小说《第一片黑土》也列入了罪状之内，还 有张沪的“自绝于人民”问题等）。结论中指出，这是右派当中有纲领的“反改造小集团” （南斯拉夫在中国的别动队），必须严加惩处云云，一张桌子上已经摆好了签字的笔。会议 主持人当即叫我、张沪和赵筠秋签字，众目睽睽之下，任何争辩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只能 俯首就范。骆新民不在签字画押之列——他揭发“小集团”有功，又占有海外归侨的便宜， 将功折罪，免于劳动教养的处分。
这是短促而又漫长的一个小时。在这个时空中，我若同被五雷轰顶，被五马分尸。我的 灵魂已出七窍，会场上只留下一个我的空壳。麻木昏沉的脑子。恍恍惚惚记得在1957年的 这个季节，剃光了头以示抗议把他划为右派的徐钟师，是从这里押走的——三年过后，又轮 到了我们。
进会议室门时看见的那名武警，是为我们而来的。他命令我们三个人爬上一辆有对面座 位的吉普车，然后车子鸣笛启动。那武警当即对我们发出警告说：“你们都是知识分子，想 必明白政策，要是谁在车上不老实（可能指跳车之类的举动），我们可是不客气的！”说 着，他把一副手铐，在我们面前晃了两晃。
吉普车上肃然元声。
“送我们去哪儿？”我想起家中的老母和幼子，急切不安地问道。
“到那儿你们就知道了。”武警回答。
我抬头看看我的妻子，她紧闭眼睑一动不动地坐在我的对面，那神态，若同已经死却了 一般。我可以承受下地狱之苦，但不禁可怜起她来了。妻子是发着烧来报社开会的，没想到 再也回不了家了。再看她时，她仍然像木雕般一动不动，既不看我，也不看车厢里的一切， 但是有两行冰冷的泪水，从她紧闭着的眼角流淌了下来。她不擦它，任其顺着脸腮滚滚而 下，一直滴落到皮大衣上……
我的麻木的心，顿时被搅起了波澜。在这一霎间，她究竟想起了什么呢？是两岁多小儿 子的笑靥？还是老婆母叮咛时的神色？不，她或许是记起了当年在上海滩，刚刚16岁的她 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在地下党支部举行的入党仪式上举起拳头宣誓时的情景？抑或是她想起 了在小小年纪时被国民党警察局抓了去，被国民党警察狠狠地打耳光的事情？往事如烟似 梦，都已成为她的过去。而现在她和我正坐在不知通往何处的吉普车上呢！押送我们的人， 帽子上戴着闪亮的国徽！
沉默。死寂。
我们走进了一片混沌之中……
脱稿于1987年2月21日小孙子从磊二岁半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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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从“土城”发配塞外
1988年春，与被台湾关押多年的台湾作家王拓先生会面于北京惠中饭店。是巧合？还 是……台湾中转囚徒的收容所，也叫“土城”。
“土城”，顾名思义就是土屯之城。据史料记载，公元1272年时，元朝改金中都为元 大都，北京首次被定为都城。土城即元大都时的遗址。其城墙皆由夯土而成，这个收容所的 赭黄色残破围墙就是古老土城中的一段。它外表已然十分古老而斑驳，标志着它的年轮久 远。为了掩人耳目，土墙外几十米远的地方，围上一圈高高的红色砖墙、“金玉其外，败絮 其中”，门口矫饰得如同一个普通机关，陌生行者只观其外表，绝不会想到里边是个“劳教 收容所”。
来土城之前，我们已在东城公安分局扣押了10天。张沪去了女号，我和赵筠秋押放在 男号。那是一间十五六平米的屋子，面对面有两排木板大通铺，室内没生炉火倒也感不到 冷，因为这间屋子关押着14口子人。属于知识分子的只有赵和我，其他一律是流氓、地 痞、小偷、盲流……使我十分费解的是：在这方寸之地他们仍然十分逍遥，似乎房屋四壁， 对他们并不是一种间隔。他们谈吃，谈喝，谈倒卖粮票，谈玩弄女人……只有我和赵各在房 子的一角，蹲在那儿揪着头发，想各自的心事。
中午时分，看守员送饭来了。两个拳头大的小窝窝头，外加一块咸菜。我满腹愁思，毫 无半点食欲，那些“同号”见状，便蜂拥般地抢我那两个窝窝头。我着实不能理解他们，何 以会如此失态。同时顿感自己已跌入社会的最底层，也许将来要永远和这些流里流气的人为 伍了——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喂！你是吃屎（知识）分子吧？”
我拒绝回答。
“别想不开嘛！笑一笑，十年少，于嘛总耷拉着脑袋！”
是啊！难道我哭就能哭回来自由吗？我感谢他们的提示，苦涩地笑了笑。
我很后悔，12月19日的清晨，没有亲吻我小儿子一下。当时，他还在孩提世界的幻梦 之中，围着一条紫花小棉被，均匀地呼吸着——他在梦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爸妈此去 将是长长的别离。我更对不起我的母亲，自从我4岁丧父，母亲一直浆养着我，孤儿寡母相 依为命。为了我能求学，她来北京给一个有钱的人家当过保姆，我这独根苗苗是她用血汗浇 灌起来的（我是独生子，无兄弟姐妹）。现在我和妻子都突然离开了她，又把一个两岁多的 小孙子留给了她，她将重新像老鸟喂育幼雏一样，负起保护和浆养第三代的任务。这，对一 个苦命的中国妇女——我敬爱的妈妈，不是太残酷了一点吗？！
我潸然泪落……
又慌忙把眼泪擦掉。
张沪关押在找对面的屋子里。那是一次男号放风去厕所时发现的。我隔着涂着白漆的玻 璃空隙，看见了她那顶红色的毛线帽子闪动了一下，从而断定了那就是她。由于这个生命磁 场的发现，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踮起足跟，探长脖子朝对面屋子里看，心里虔诚地祝愿她，能 够坚强地活下去，并能回视我一眼。但我只能看到那顶红毛线帽，偶尔移动一下，而无法看 见她那张清瘦的带有病容的脸。
那些“同号”比猴儿还精，他们很快发现了我的举动。隐瞒是毫无意义的，我告诉他们 对面屋关押的是我爱人。为了满足我的精神需求，他们由两三个人用胳膊搭成脚垫，叫我像 运动员那样，登着他们的胳膊，登高眺望；我着实欠缺他们的勇敢，怕被警察看见挨训。其 中，一个脸膛黑黑名叫张啸虎的东北人，讥笑我说：“像你这种人，只配在度荒的年头饿 死。看一眼咋的了？他们是能给你加两年刑，还是能抠掉你的眼珠？”在他鼓励之下，我斗 胆地登高朝北屋望了一眼。由于居高临下，我看清楚了：那空荡档的“号子”里，只有她孤 零零的一个人。她围着棉被端坐在墙角，像在吉普车上的神情一样，紧紧地闭合着双眼…… 19日早晨，她是带病去报社开会的，看样子，现在她的病还没有好。
看不到想看，真正看到了，又加重了我心中的愁楚。两扇门，两把锁，尽管我和她不过 几米距离，却若同远在海角天涯。我自幼不信神鬼之类巫说，却总是想起那天晚上去看的夜 戏《窦娥冤》。我俩都远去了，家里一老一小又该如何度日呢？前两天的一个下午，警察把 我和她的行李，各自掷进我们的号房，老母亲和孩子想必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厄运，此时这一 老一小又在想些什么？此时的我如乱箭穿心，常在夜间如犯呓症一样，突然从床板上坐起身 来。我想大哭一场，想歇斯底里地大喊几声，可是那些“同号”，睡得那么平静而香甜，我 只好强压下心中的焦躁。
其实，我母亲在这几天里经受的精神折磨，比我还大（这是后来才知道的）。1960年 12月20日——我们迸了分局的第二天下午，张沪的父母闻讯来我家看望一老一小。张沪父 亲——这位延安赖的老布尔什维克，头上虽然也顶着一顶右派帽子，但他还是义愤地向我母 亲表述了他的心声：“沪儿和维熙很可能又评议什么国事了，难道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 真像报上吹得那么好吗？怎么敢讲实话的人，就要给关起来呢！”他又安慰我母亲说，“这 不是他们一两个人倒霉的事儿，是我们国家的灾难。你们一老一小要活下去，还要活得结结 实实，经济上有困难，我们接济你们！”
两个老人还没走，家里就闯进三个人来。这是报社保卫科的两名干部，会同一名街道干 部，来家里进行搜查。他们翻箱倒柜，把桌子抽屉以及书箱中，每张带字的纸本和纸片都装 走了。不知是因为临时突击搜查之故，还是由于他们的马虎，竟然没有带来麻袋一类的东 西，临行前还向我母亲借了一个大大的包裹皮，把这些东西包走，装上了汽车（我械的长篇 小说草稿《第一片黑土》，就是在这天被装走的）。
三个老人在另一间屋子坐着，静待他们的搜查，我的小儿子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还跑 去帮助他们拾捡遗落在地上的纸片，并伸出小小巴掌：“叔叔！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