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老人在另一间屋子坐着，静待他们的搜查，我的小儿子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还跑 去帮助他们拾捡遗落在地上的纸片，并伸出小小巴掌：“叔叔！给！”
“这是我妈妈给我画的带小辫的无轨电车！”
“好看吗？”
没有回答。
没人理睬。
我母亲询问他们我俩的确切去处，得到的回答是三个字：“不知道！”
我岳父也询问他们说：“他俩究竟又犯了什么错误？”
“没错误就不会处理他们！”这算是回答。
至今，我母亲仍然记得那天的悲凉场景：那间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书籍和碎纸片摊了 一地。三个老人愁锁眉梢，一直呆坐到深夜。
第二大，一个好心肠的街道老太太，悄悄地告诉我母亲，说我俩关押在东城分局。出于 同情，她自愿为我母亲带路，为了防止别人说三道四，她和我母亲约定走在路上时，要拉开 距离，装成两旁路人的陌生样子，以遮人耳目。我母亲把小儿子安顿给街坊邻居，找出来推 小孙子的小推车，上边装上脸盆及衣物等杂什，蹒跚着两只白薯脚（她幼小缠足），跟着那 位老太太给我俩送来衣物。分局的门警比较通情达理，除了收下给我俩送来的东西之外，还 告诉我母亲，这儿不允许“接见”，将来把我们送到劳改农场或劳改矿山时，她才可以去探 望。至于我俩究竟被送到哪个劳改点，他无可奉告。
是的，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去何方。据同号“二进宫”的扒窃犯说，我们先要进土城 （又称北苑）收容所，那儿是劳教分子的集中点；然后，从那儿发配到各个劳改队，最远的 地方是中苏边境的兴凯湖。
我真是不寒而栗。1955年，我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曾去北大荒和大、小兴安岭深入过 生活，那儿距离北京千山万里，云水迢迢。如果命运真把我抛向了那儿，老母和幼子就难得 相见了。我喜欢北国，尤其喜欢北国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风光，我不怀疑我这个囚徒能 够生存，但我忧心北京的一老一小。张沪已然“自绝于人民”一次了，真要是到了那儿， 她……
大概是到了第四天，我才开始进食。警察送进来的窝窝头，我不再分发给“同号”，而 是把它送进自己的肠胃。这是神经历经巨大刺激后开始麻木的信息，也可以解释成感情逐步 冷却后带来的理智苏醒。记得，老岳父张宗麟昔日曾不止一次地叮咛我俩：“既来之！则安 之！”事已至此，任何感情的自我折磨，都无济于事，就像那一朵朵伞形的蒲公英，它们命 运无法由自己主宰，只能听任狂风对它的摆布和戏弄。
到了第七天上午，我和“同号”被分别叫到审讯室。分局的警察没有对我进行审问，而 是叫我伸出两只巴掌，把手掌和十指都蘸上黑墨，往一张厚厚的白纸上按手印。我的掌纹和 手纹，以及我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都留在那张白纸上了。在这一刹那间我清醒地认识到， 我的灵魂己堕落到雾的深谷，我的肉体已沦落到社会的底层深渊，我这份区别于人民的特殊 的档案，将存入专为罪犯建立的特殊档案馆。同时，我还朦腚胧胧地意识到，这是即将送我 们到土城集中的一个信号，公安分局似在完成他们应当完成的程序。
第十大早晨——那是1960年12月29日，我们先是被命令捆绑行李，然后列队在院内 站好。报数。点名。最后点到的名字是张沪。十大的“号房”囚禁，使她本来就苍白的脸， 又增加了几分菜色，因而她回答那声“到”时，语音十分微弱。押送我们去“士城”的警察 姓田，矮矮的个头，微胖的身子，他似笑非笑地对我们说：“我提醒你们注意两点：第一， 没有行李的人，要帮助手中东西多的人。改造思想就要从脚下开始，这叫互相帮助。第二， 没有卡车送你们，要乘公共汽车去‘土城’，如果在途中有逃跑行为，别怨我们不客气！” 他先亮出手铐，又拍拍腰间别着的一支手枪。
至今我还念念不忘那个叫张啸虎的汉子。他北京无家，因而手中无物可拿，出于对我们 夫妇怜悯之情，他跑到队尾，抓起张沪的行李，就扛在了肩上。有一个犯偷窃罪的年轻人， 又替她提起网兜——里面装着脸盆，脸盆里装着女人用的杂什。还有的“同号”争着为我扛 行李，我回拒了，因为我意识到，更为艰难的路还在前面，我要在艰苦的生活中自立，而不 能依靠任何人。
正值年末岁尾，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为囚之路。马路上的行人，对我们侧目而 视；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向我们投以窥测的目光。你们看吧！我是曾在50年代初，写了 几本歌颂新生活小说的青年作家，她是16岁就为党出生人死，把青春热血献给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青年记者。只不过我们又讲了一些不属歌颂的大实话，现在是加码处罚。“我不下 地狱，谁下地狱！”这是但丁写下的至理名言，20世纪60年代轮上了她和我。张沪则还是 闭合着眼帘，不看汽车上的乘客，也不看我一眼，像个修女那样，但是眼角却在滴落着泪 水。
我摸摸分局发还我的背包，里边还有一包烟卷。我偷偷掏出来，塞给那个黑脸朋友张啸 虎一支，又传给另外同号每人一支；当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迫不及待 地点燃了烟卷时，警察老田不满意地看了看我们，大概是考虑到他的押送任务即将完成之 故，才没有制止。我们（除张沪一个之外）每个人鼻孔里都吐着烟龙，扛着行李，蹒跚着向 “土城”缓缓而行。
“土城”的外形像个机关大院，进了大门走了几十米，才见大墙和岗楼。男号的箭头指 北，女号的箭头指东，我和妻子一路无言，此时到了分别的路标。
我停下脚步。
她也停下脚步。
四目对视，久久无言。
还是我先开口：“身体不如我，要格外爱护自己身体！”
她点点头，低声说：“我不会那么轻生了，我要等着看看‘明天’！”
“到了地方我给你写信。”我说。
“谁知道我会到哪儿，谁又知道你又到哪儿？”她说，“还是往家里写信吧！再由家里 转告你我的劳改地点！”
“你考虑得比我周到。”
“再见吧！”她脚步并没有移动。
“再见！但愿不会太久太久！”
我在公共汽车上抚摸自己的背包时，除了摸到了烟草之纸还摸到一块包着锡纸的太妃 糖。这些纸烟和糖块，是我当“粪车夫”时，在漫漫的行车路上吮食的，此时我把剩下的最 后一块递给了她。
她接过糖，剥去了糖纸，用牙把糖块咬成两半，把一半递还给我。这时，岗楼上的士 兵，向我们喊话了。他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走进囚笼的一对苦命夫妻，因而口气十分严厉： “搞什么流氓活动哪！走＃＃＃＃开！”
两只劳燕从此各奔东西。
刚才帮助我妻子扛行李的盲流张啸虎，此时分出手来抢过我的行李，同时对我耳语说：“多看她几眼吧！你们不定啥时候再见面哩！”
“岗楼上的武警，已经训我一顿了。”我说。
“给他一双耳朵，让他朝你喊吧，反正他不敢朝你开枪。”张啸虎把行李横扛肩上对我 说，“我是‘二进宫’了，这里边的事，我都门儿清！”
我当真地回过头来，窥视着顺界标朝女号走去的张沪，刚才有几个小伙子帮她拿东西、 扛行李，此时行李和杂什都由她一人拿着，显然是蚂蚁扛山。她像拖死狗一般在地上拉着行 李，另一只手提着网兜中的脸盆及洗漱用具，走两步，停一下。她是个有洁癖的女人，此时 任行李在泥土路上蹭着，拖过行李的地方，扬起股股黄尘。她比我更富有理性，只顾拉着行 李走向罗网，我站了好一阵子，她都没有朝我停步的方向看上一眼。
当然，又招来持枪武警的一顿训斥。也许从这个时候起，就应开始训练听力和中枢神经 的分离。训骂由他们去，我则心神安之。我记起张沪曾向我讲起她的一段往事：东北战役开 始以后，国民党驻上海的警特部门加紧了对地下共产党的搜捕，她是黑名单中被搜捕的一 员。为了安全，上级组织通知她连夜撤出上海，通过旱路和水路从镇江——扬州——淮阴— —直到盐城。在扬州到淮阴的日子，她得了伤寒病，便在一个小村里养病，苏北农村很苦， 是稀粥米汤使她起死回生的。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当时同志之间的生死情谊。十年河 东，十年河西，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同样还是她母体上的一颗细胞，此时却变为承受折磨的 阶下之囚，她不得不强撑着虚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拖拉着行李走向监牢。
这儿是和文化古都近在飓尺的北郊，在砖墙和土墙的双层围墙里，耸立着一座座像蒙古 包一样的圆顶棉帐篷。我们这“五毒”一行六人，走在奔往“蒙古包”的路上，甚至有一点 空旷之感。因为目光所及之处，除了“蒙古包”和几排简易的红砖房之外，几乎没碰到活 人，一群叽叽喳喳的老家贼，在“蒙古包”周围的空地上觅食吃。约莫走了有十分钟左右， 我们在一排红砖房外停下。那几个流氓、盗窃犯自动一字排开地蹲在地上，我正不知所措地 东张西望，突然听到一声吆喝：“蹲下— ”
喊话的人是个白面书生，他身后站着面孔黧黑的中年人。原来那几位都知道这里边的规 矩，只有我是个雏儿，不知道“蹲下”是何意思（后来，我在收容所才从“同类”嘴里打听 到，这就好比过去的罪犯进了衙门，那些刀斧手和衙役们高喊“堂威”一样，先杀杀你的威 风）。我顺从地蹲了下来，心内顿觉自己矮了半截。噢！我明白了一点，这是区别公民和罪 犯的身价— 我已然是阶下之囚了。
还是那个白面书生模样的人，先翻弄着花名册，后来开始点名。当点到“从维熙”三个 字时，他目光分明在我脸上停留了瞬间，然后又去呼唤另一个罪犯的名字。我当时狐疑地乱 猜，可能这个小白脸在区别刑事犯和思想犯的差别，不外是对我这个右派加强警惕之意（后 来在“蒙古包”里才听说，这个小白脸并非收容所的干部，他也是被囿于“土城”里的右 派，他原是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助教，进“土城”的原因是划右派后偷拿过一次别人的派 克钢笔）。他点过花名册后，毕恭毕敬地把罪犯名单交给一个脸膛黧黑的中年人。这个货真 价实的劳改干部，开始了对我们训话：“你们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这儿叫北苑，也叫土 城。说句粗鲁话，这是社会垃圾的收容所。今天把你们收容进来，因为你们是社会上的垃 圾。你们想想，当初你们刚出生的时候，你母亲把你从屎窝挪到尿窝，又从尿窝挪到干净的 被褥上，要操多大的心？养你们这么大，你们都对得起当老人的吗？偷、盗、流氓、打架， 搞右派反革命，你们拍拍心窝问问，你们对得起谁？告诉你们，这儿是专治恶人的地方，是 龙你给我卷起须子，是虎你给我趴下，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反改造分子决不手软。 现在，你们首先要交代罪行，学习好了，才能送你们去各个劳改点，在劳动中改造反动的资 产阶级世界观。”
至今我难忘那个黧黑脸膛的劳改干部，因为他是我身陷囹圄后的第一个监管人员。坦率 他说，我对这个带有北方浓重地方口音的干部印象并不坏，他不像机关人事室或保卫处的干 部那样，对人横眉竖目；他训斥我们蹲成一排的“五毒”时，除了炫耀专政的威力之外，不 忘以人性来启示人的良知。很显然，他的文化不高，不然他不会找一个劳教右派当他的文化 拐棍儿，那条右派“拐棍儿”姓张，而今，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在监管干部训话之后，“张拐棍”宣布我们每个人住的帐篷编号，在拘留所相聚在一起 的“五毒”，各自去了各自的住处。我住的是三号帐篷。离训政的地方最近，扛起行李没走 上几分钟，就到了地方。时值冬日，天气冷如刮骨，“蒙古包”的棉门帘紧紧下垂着，在北 风中显得十分荒芜寂寥。但是当我挑开门帘的时候，不由地吃了一惊，原来地铺上坐着里三 层外三层的罪犯。
“怎么不喊‘报告’就进来？”坐在帐篷中心的值班班长对我喊叫。
“我……挝挝挝挝不知道规矩。”我木讷地解释。
“记住，以后无论进哪个号子都要先喊‘报告’！”
“是。”
“把你的行李放在角角上。”
“是。”
“就在那儿原地坐下。”
我又应了一声，把行李靠在帐篷角角上。仿照那些老号�